第602章 第一次议会选举
天津，北洋机器局第七号仓库。
雨水从锈蚀的铁皮屋顶缝隙渗下，在积满油污的水泥地上砸出一个又一个浑浊的水洼。
仓库深处，昏黄的煤油灯下，二十几个人围着一张破旧的长桌，所有人都穿着沾满煤灰的工装，脸色疲惫紧张。
陈大雷，三个月前还是“蛟龙-7号”潜艇的副艇长。
他的左臂空荡荡的袖管用别针固定，用仅存的右手敲了敲桌子：“都静一静。
今天不是诉苦大会，是选举培训。
再过五天，天津第一届议会选举就要投票了，咱们工人得有代表进去说话。”
一个满脸络腮胡的汉子啐了一口：“说话？跟那些老爷们说话？
陈大哥，你是打过仗见过血的，你说实话，这选举真能算数？
还不是走个过场！”
“李铁柱，你少说两句。”旁边一个年轻女工拉了拉他的袖子。
她叫周秀兰，十九岁，脸上有烧伤的疤痕，那是去年弹药车间事故留下的。
陈大雷环视众人。
这些人都来自北洋机器局各分厂，有钳工、车工、锅炉工、装配工，都是技术骨干，也都是战争的亲历者。
他们中有人在船坞被英舰炮击炸断过腿，有人在连夜生产炮弹时累昏在机床旁，有人失去了在海军服役的儿子。
“我知道大家不信。”陈大雷的声音沙哑。
“我一开始也不信。
但这是摄政王亲自下的令，《钦定宪法大纲》白纸黑字写着：
凡年满二十五岁、有固定职业、识字超过五百的男性，都有选举权。
女性暂时没有，静宜夫人已经在推动修改了。”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面上印着“选举办法十二条”。
“这是我从市议会领的，我念给你们听：
第一，每个选区按人口比例分配议员名额。
第二，候选人需要三十名选民联名推荐。
第三，投票不记名，现场监票……”
“识字超过五百？”一个老钳工苦笑。
“咱们这群人，能认全自己名字的都不多。
陈兄弟，你说这规矩是不是故意卡咱们？”
陈大雷识字也不多，是在潜艇上当值时需要看仪表和命令，才硬啃下几百个字。
战争结束后，国家办了“退伍军人扫盲班”，他每晚都去，现在能磕磕巴巴读报纸了。
“咱们要推举识字的人。”陈大雷看了看众人。
“周秀兰，你上过两年女塾，认字最多，你来当候选人。”
周秀兰吓了一跳：“我？我一个女工……而且我是女的，就算选上了也进不去议会啊！”
“选举章程没说女的不行，只说了选举权暂时限于男性。”陈大雷眼睛发亮。
“被选举权没规定性别！
我查过了，法律条文上没说‘议员必须是男性’！”
仓库里一阵骚动。
“这能行吗？”
“那些老爷们不得炸锅？”
“试试！”李铁柱一拍桌子，“大不了被轰出来！
咱们得把话递进去，凭什么我们造枪造炮，流血牺牲，最后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对！试试！”
煤油灯的火苗在激动的话语中摇曳，陈大雷看着这些工友，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
三个月前，他还在南海六十米深的海底，听着龙骨断裂的声音准备赴死。
现在，他坐在这漏雨的仓库里，讨论着选举和议会。
这转变太突兀，太不真实。
这就是和平，不是一切都变好了，而是有了变好的可能。
北京，宪政筹备委员会，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长条桌两侧，十几个人正在激烈争吵。
左侧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渐进派”：
七十八岁的李鸿章闭目养神，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击。
身后坐着几个前清官员和地方士绅代表。
右侧是以蔡元培为首的“激进派”：
三十三岁的蔡元培穿着西式西装，戴金丝眼镜，说话时手势激烈：“必须扩大选举权范围！
二十五岁门槛太高，应该降到二十一岁！
识字五百的要求也必须降低，否则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被排除在外！”
“降低？”一个留着山羊胡的老绅士冷笑。
“蔡总长，让文盲参与治国，这不是儿戏吗？
治国需要学识，需要经验，不是街头巷议！”
“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蔡元培拍了桌子。
“工人、农民、士兵，他们生产粮食、制造机器、保卫国土！
凭什么不能说话？”
“凭他们不懂！”另一个士绅站起来，“我请问蔡总长，若让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决定国家预算。
他知道一两银子能买多少米、修多少路、造多少枪吗？”
“那就教他！”坐在蔡元培身边的年轻人开口。
他叫胡适，二十一岁，刚从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归来，被蔡元培破格招入委员会。
“选举权不是终点，是起点！
有了选举权，老百姓才会关心政治，才会主动学习认字、学算术、学国家大事！”
“荒谬！本末倒置！”
争吵越来越激烈。
烟雾中，每个人的脸都扭曲变形。
林承志坐在主位，一直沉默。
他面前摊开着两份文件：
一份是《第一届议会选举实施细则草案》，厚达五十页。
另一份是各地报上来的选民登记统计。
截至昨日，全国符合条件（男性、二十五岁以上、识字五百）的选民，共计一百八十七万五千六百二十三人。
而全国总人口，约四亿两千万。
这意味着，只有不到百分之零点五的人有资格投票。
林承志抬头看向窗外。
秋日的北京天空湛蓝，几片梧桐叶缓缓飘落。
远处传来小贩的叫卖声：“冰糖葫芦——”“磨剪子戗菜刀——”
那些街上的普通人，那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此刻对这场决定国家未来的争吵一无所知。
他们关心的是今天的生意好不好，晚饭吃什么，孩子的咳嗽好了没有。
这公平吗？
但另一个问题马上浮现：如果现在就让所有人投票，会怎样？
一群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如何理解复杂的国家政策？
如何分辨候选人的承诺是真是假？
民主不是万能药，在民智未开的时代，普选可能带来灾难。
就像他穿越前那个世界，一些国家的民主实验演变成民粹和混乱。
“诸位。”林承志开口。
会议室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他。
“争吵解决不了问题。”林承志的声音清晰。
“选举权范围，我决定：维持二十五岁和识字五百的标准，但增加一条，凡在战争中服役满一年者，不受识字限制，自动获得选举权。”
李鸿章睁开眼睛：“摄政王，这……”
“李中堂，那些士兵为我们流过血。”林承志语气坚定。
“他们也许不识字，但他们懂得什么是国家，什么是责任。”
蔡元培急切地提出：“那女性呢？静宜夫人为战时医疗做出巨大贡献，多少女护士、女工人在后方支撑……”
“女性选举权，暂不纳入本次选举。”
林承志看到蔡元培要反驳，抬手制止。
“议会成立后，第一个要审议的法案就是《妇女权益保障法》。
如果连这个法案都通不过，那这个议会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这话很重，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另外，”林承志继续吩咐，“关于候选人资格。
除了三十名选民联名推荐，还需要缴纳一百银元的保证金。
如果得票率低于百分之五，保证金没收，用于选举经费。”
“一百银元？”胡适惊呼，“普通工人一年都挣不到这么多！
这等于把穷人排除在候选人之外！”
“那就努力凑钱。”林承志冷静地答复。
“或者，说服选民愿意为你集资。
胡适先生，你在美国留学，应该知道政治是需要成本的。
完全免费的选举，只会让有钱人更容易操控。”
林承志站起身宣布：“今天的会就到这里。实施细则明天公布，十天后开始候选人登记。散会。”
人们陆续离开。
李鸿章走在最后，到门口时回头看了林承志一眼，眼神复杂，欲言又止，最终摇摇头，蹒跚离去。
会议室里只剩下林承志和苏菲。
“你觉得我太保守了？”林承志看向苏菲。
苏菲正在整理文件：“不，我觉得你在走钢丝。
左边是保守派的反弹，右边是激进派的失望，下面还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看这个‘新政’是不是真的新。”
“那你觉得能走通吗？”
“不知道。”苏菲诚实地回答，“但至少，你在走。
而大多数人，连迈出第一步的勇气都没有。”
南京路今天人山人海。
不是节日，不是庆典，是第一次选举造势活动。
道路两侧挂满了横幅和海报。
有的用楷书写着“实业救国，选张謇！”，旁边印着大生纱厂的照片。
有的用美术字写着“教育兴邦，选蔡元培！”，配着新式学堂的插图。
还有的写着“工人代表周秀兰”，那张手工绘制的海报在众多印刷精美的海报中显得有些寒酸。
几个穿长衫的读书人站在木箱上，向围观者演讲：“诸位同胞！今日之选举，乃五千年未有之变局！
我们不再是帝王的子民，是国家的主人！
投票不是权利，是责任！”
听众反应不一。
有的鼓掌叫好，有的窃窃私语，有的茫然不解：“投了票，就能少交点税吗？”
街角，一群码头工人围着一个中年汉子。
那汉子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正是李铁柱，他作为周秀兰的竞选助手，从天津来到上海。
“工友们！”李铁柱嗓门很大，“咱们工人为什么苦？为什么累？
因为说话没人听！
议会里全是老爷，他们知道咱们一天干几个时辰吗？
知道咱们的孩子为什么上不起学吗？
不知道！
所以咱们得送自己人进去！
周秀兰，女工，十九岁就在机器局干活，脸上这疤——”
他举起周秀兰的照片。
“是为造炮弹烧伤的！她懂咱们的苦！”
“可她是个女的……”有人嘀咕。
“女的怎么了？”一个女声响起。
周秀兰从人群后走出来，穿着干净的蓝布衫，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脸上的疤痕在阳光下清晰可见。
“诸位大哥，我确实是个女工。
但正是因为是女人，我知道女工怀孕了还被逼着加班，知道女工的孩子生病了没钱看医生，知道女工被工头欺负了不敢声张。
这些事，老爷们会管吗？”
工人们沉默了。
“我不保证选上了能改变一切。”周秀兰的声音不大，很坚定。
“但我保证，每一件工友递上来的事，我都会在议会上说出来。
说不通，我就拍桌子！
再不济，我把我这脸、这疤露出来，让那些老爷看看，这就是咱们工人为这个国家付出的代价！”
掌声稀稀拉拉地响起，越来越响。有几个老工人抹了抹眼睛。
不远处，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过，车窗后，林承志看着这一幕。
“她很有勇气。”副坐的助手出声赞扬。
“光有勇气不够。”林承志轻声评价。
“议会不是比谁嗓门大，是比谁能说服人、能妥协、能交易。
她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进去后会撞得头破血流。”
“那您还允许她参选？”
“因为国家需要理想主义者。”林承志看向窗外。
“也需要现实主义者。
需要激进派推动变革，也需要保守派稳住局面。
议会就像一台机器，每个零件都要有，才能运转。”
车子驶出南京路，拐进法租界。
这里的氛围完全不同：咖啡馆里，穿着西装的绅士们优雅地讨论着选举。
书店橱窗里，摆放着英文和法文的选举分析。
甚至还有人在街头散发传单，“维护租界权益，投票给米歇尔先生”（一个法国商人）。
天津第三选区投票站设在原直隶总督府门前的广场上。
一大早，选民就排起了长队。队伍蜿蜒如蛇，在晨雾中缓缓移动。
陈大雷排在队伍中间。
他今天特意穿上了洗干净的军装，左胸别着勋章，空荡荡的左袖用别针仔细固定。
周围有人认出他，窃窃私语：“是‘蛟龙-7号’的陈副艇长……”
“听说潜艇沉的时候，他最后一个离艇……”
投票站是用木板临时搭的棚子，门口站着两名士兵维持秩序。
进去后，第一关是验明身份：出示“选民证”（一张硬纸卡片，贴有照片和指纹），登记名字和住址。
第二关是领选票。
选票是淡黄色的厚纸，上面印着五个候选人的名字和简介：两个前清官员、一个商人、一个律师，还有周秀兰。
名字旁边各有一个圆圈。
第三关是进入投票隔间。
那是一个三面围起来的小格子，里面有支铅笔。
陈大雷盯着选票，手微微颤抖。
铅笔落下，在周秀兰名字旁的圆圈里，重重地画了一个“√”。
走出隔间，把选票折好，投进上锁的票箱。
当那张薄纸落入箱中时，陈大雷感到一种奇异的空虚。
仿佛他投进去的不只是一票，是一部分生命，一部分记忆，一部分对未来的期待。
“下一位！”
陈大雷走出投票站，阳光刺眼。
广场上，投票的队伍还在延长，一直延伸到街角。
男女老少都有，表情各异：有的兴奋，有的茫然，有的紧张。
这就是民主吗？陈大雷不知道。
他只知道，从今天起，这个国家有点不一样了。
北京，临时议会大厦（原贡院）。
贡院的大堂里，数百名计票员正在忙碌。
他们分成五十组，每组负责一个选区的票箱。
开箱、验票、唱票、记票……
程序繁琐，秩序井然。
林承志站在二楼的回廊上，俯视着这一幕。
身边站着艾丽丝、静宜、苏菲，还有从上海赶来的周秀兰，作为候选人，她有权旁观计票。
“紧张吗？”静宜轻声问周秀兰。
年轻的女工咬着嘴唇，点头。
她的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发白。
计票已经进行了八个小时。
外面的天色从明到暗，现在已是深夜，大堂里灯火通明。
唱票声此起彼伏：
“第一选区，张謇，一票！”
“第三选区，蔡元培，一票！”
“第七选区，周秀兰，一票！”
每当听到自己的名字，周秀兰的身体就微微一颤。
凌晨两点，最关键的天津第三选区票箱终于开箱。
这个选区有选民五千三百人，实投四千八百票。
计票员开始唱票：
“王守业，一票。”
“李国富，一票。”
“周秀兰，一票。”
“周秀兰，一票。”
“周秀兰，一票。”
周秀兰的名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计票员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堂里回荡，像心跳的鼓点。
最终结果出来时，天已经快亮了。
计票长，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学究，走上讲台，清了清嗓子，用颤抖的声音宣布：
“天津第三选区，有效票四千七百六十五张。
得票情况如下：
王守业，八百二十一票。
李国富，七百零三票。
张明德，六百五十五票。
赵文渊，五百九十八票；
周秀兰……”
他停了下，擦擦老花镜，仔细看了一眼手中的纸：
“周秀兰，一千九百八十八票！”
大堂里一片寂静之后爆发出惊呼。
周秀兰愣住了。
她算过，工友们答应投她的有六百多人，加上一些同情票，最多八百票。
一千九百八十八票？这怎么可能？
“计票无误，复核三次。”计票长补充。
“周秀兰得票率百分之四十一点八，超过法定百分之三十当选门槛，当选天津第三选区议员！”
掌声响起，如潮水般汹涌。
周秀兰看着大堂里那些陌生的面孔，看着他们鼓掌，看着他们投来惊讶、敬佩、甚至嫉妒的目光。
她突然感到一阵眩晕，赶忙扶住了栏杆。
一个十九岁的女工，脸上有疤，识字不过千，成了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女议员。
“恭喜。”林承志走到她身边，“记住，当选只是开始。
真正的挑战，在议会里。”
周秀兰抬起头，眼中含泪，眼神坚定：“我知道。我会把工友的声音带进去，每一句都带进去。”
窗外，第一缕晨光撕破夜幕，照进贡院大堂。
选举结束了。
一百八十七万张选票，选出了三百名议员。
其中有前清官员，有新式学者，有商人，有律师，有归国留学生，还有一个女工。
这个议会不完美，甚至漏洞百出，但它诞生了。
在这个古老的国度，第一次，有了一群人被普通人选出来，代表他们说话。
林承志走出贡院时，街上已经有早起的摊贩开始生火。
炊烟袅袅升起，混着晨雾，笼罩着这座刚刚醒来的城市。
他想起穿越前读过的一句话：“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
是的，不完美，充满问题，但至少……开始了。
这就够了。
“回去。”林承志对司机吩咐，“还有很多事要做。”
汽车驶过清晨的街道。
路边，一个报童挥舞着刚印出的号外：“快看！第一届议会选举结果出炉！女工当选议员！”
行人驻足，买报，议论纷纷。
雨水从锈蚀的铁皮屋顶缝隙渗下，在积满油污的水泥地上砸出一个又一个浑浊的水洼。
仓库深处，昏黄的煤油灯下，二十几个人围着一张破旧的长桌，所有人都穿着沾满煤灰的工装，脸色疲惫紧张。
陈大雷，三个月前还是“蛟龙-7号”潜艇的副艇长。
他的左臂空荡荡的袖管用别针固定，用仅存的右手敲了敲桌子：“都静一静。
今天不是诉苦大会，是选举培训。
再过五天，天津第一届议会选举就要投票了，咱们工人得有代表进去说话。”
一个满脸络腮胡的汉子啐了一口：“说话？跟那些老爷们说话？
陈大哥，你是打过仗见过血的，你说实话，这选举真能算数？
还不是走个过场！”
“李铁柱，你少说两句。”旁边一个年轻女工拉了拉他的袖子。
她叫周秀兰，十九岁，脸上有烧伤的疤痕，那是去年弹药车间事故留下的。
陈大雷环视众人。
这些人都来自北洋机器局各分厂，有钳工、车工、锅炉工、装配工，都是技术骨干，也都是战争的亲历者。
他们中有人在船坞被英舰炮击炸断过腿，有人在连夜生产炮弹时累昏在机床旁，有人失去了在海军服役的儿子。
“我知道大家不信。”陈大雷的声音沙哑。
“我一开始也不信。
但这是摄政王亲自下的令，《钦定宪法大纲》白纸黑字写着：
凡年满二十五岁、有固定职业、识字超过五百的男性，都有选举权。
女性暂时没有，静宜夫人已经在推动修改了。”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面上印着“选举办法十二条”。
“这是我从市议会领的，我念给你们听：
第一，每个选区按人口比例分配议员名额。
第二，候选人需要三十名选民联名推荐。
第三，投票不记名，现场监票……”
“识字超过五百？”一个老钳工苦笑。
“咱们这群人，能认全自己名字的都不多。
陈兄弟，你说这规矩是不是故意卡咱们？”
陈大雷识字也不多，是在潜艇上当值时需要看仪表和命令，才硬啃下几百个字。
战争结束后，国家办了“退伍军人扫盲班”，他每晚都去，现在能磕磕巴巴读报纸了。
“咱们要推举识字的人。”陈大雷看了看众人。
“周秀兰，你上过两年女塾，认字最多，你来当候选人。”
周秀兰吓了一跳：“我？我一个女工……而且我是女的，就算选上了也进不去议会啊！”
“选举章程没说女的不行，只说了选举权暂时限于男性。”陈大雷眼睛发亮。
“被选举权没规定性别！
我查过了，法律条文上没说‘议员必须是男性’！”
仓库里一阵骚动。
“这能行吗？”
“那些老爷们不得炸锅？”
“试试！”李铁柱一拍桌子，“大不了被轰出来！
咱们得把话递进去，凭什么我们造枪造炮，流血牺牲，最后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对！试试！”
煤油灯的火苗在激动的话语中摇曳，陈大雷看着这些工友，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
三个月前，他还在南海六十米深的海底，听着龙骨断裂的声音准备赴死。
现在，他坐在这漏雨的仓库里，讨论着选举和议会。
这转变太突兀，太不真实。
这就是和平，不是一切都变好了，而是有了变好的可能。
北京，宪政筹备委员会，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长条桌两侧，十几个人正在激烈争吵。
左侧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渐进派”：
七十八岁的李鸿章闭目养神，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击。
身后坐着几个前清官员和地方士绅代表。
右侧是以蔡元培为首的“激进派”：
三十三岁的蔡元培穿着西式西装，戴金丝眼镜，说话时手势激烈：“必须扩大选举权范围！
二十五岁门槛太高，应该降到二十一岁！
识字五百的要求也必须降低，否则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被排除在外！”
“降低？”一个留着山羊胡的老绅士冷笑。
“蔡总长，让文盲参与治国，这不是儿戏吗？
治国需要学识，需要经验，不是街头巷议！”
“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蔡元培拍了桌子。
“工人、农民、士兵，他们生产粮食、制造机器、保卫国土！
凭什么不能说话？”
“凭他们不懂！”另一个士绅站起来，“我请问蔡总长，若让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决定国家预算。
他知道一两银子能买多少米、修多少路、造多少枪吗？”
“那就教他！”坐在蔡元培身边的年轻人开口。
他叫胡适，二十一岁，刚从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归来，被蔡元培破格招入委员会。
“选举权不是终点，是起点！
有了选举权，老百姓才会关心政治，才会主动学习认字、学算术、学国家大事！”
“荒谬！本末倒置！”
争吵越来越激烈。
烟雾中，每个人的脸都扭曲变形。
林承志坐在主位，一直沉默。
他面前摊开着两份文件：
一份是《第一届议会选举实施细则草案》，厚达五十页。
另一份是各地报上来的选民登记统计。
截至昨日，全国符合条件（男性、二十五岁以上、识字五百）的选民，共计一百八十七万五千六百二十三人。
而全国总人口，约四亿两千万。
这意味着，只有不到百分之零点五的人有资格投票。
林承志抬头看向窗外。
秋日的北京天空湛蓝，几片梧桐叶缓缓飘落。
远处传来小贩的叫卖声：“冰糖葫芦——”“磨剪子戗菜刀——”
那些街上的普通人，那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此刻对这场决定国家未来的争吵一无所知。
他们关心的是今天的生意好不好，晚饭吃什么，孩子的咳嗽好了没有。
这公平吗？
但另一个问题马上浮现：如果现在就让所有人投票，会怎样？
一群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如何理解复杂的国家政策？
如何分辨候选人的承诺是真是假？
民主不是万能药，在民智未开的时代，普选可能带来灾难。
就像他穿越前那个世界，一些国家的民主实验演变成民粹和混乱。
“诸位。”林承志开口。
会议室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他。
“争吵解决不了问题。”林承志的声音清晰。
“选举权范围，我决定：维持二十五岁和识字五百的标准，但增加一条，凡在战争中服役满一年者，不受识字限制，自动获得选举权。”
李鸿章睁开眼睛：“摄政王，这……”
“李中堂，那些士兵为我们流过血。”林承志语气坚定。
“他们也许不识字，但他们懂得什么是国家，什么是责任。”
蔡元培急切地提出：“那女性呢？静宜夫人为战时医疗做出巨大贡献，多少女护士、女工人在后方支撑……”
“女性选举权，暂不纳入本次选举。”
林承志看到蔡元培要反驳，抬手制止。
“议会成立后，第一个要审议的法案就是《妇女权益保障法》。
如果连这个法案都通不过，那这个议会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这话很重，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另外，”林承志继续吩咐，“关于候选人资格。
除了三十名选民联名推荐，还需要缴纳一百银元的保证金。
如果得票率低于百分之五，保证金没收，用于选举经费。”
“一百银元？”胡适惊呼，“普通工人一年都挣不到这么多！
这等于把穷人排除在候选人之外！”
“那就努力凑钱。”林承志冷静地答复。
“或者，说服选民愿意为你集资。
胡适先生，你在美国留学，应该知道政治是需要成本的。
完全免费的选举，只会让有钱人更容易操控。”
林承志站起身宣布：“今天的会就到这里。实施细则明天公布，十天后开始候选人登记。散会。”
人们陆续离开。
李鸿章走在最后，到门口时回头看了林承志一眼，眼神复杂，欲言又止，最终摇摇头，蹒跚离去。
会议室里只剩下林承志和苏菲。
“你觉得我太保守了？”林承志看向苏菲。
苏菲正在整理文件：“不，我觉得你在走钢丝。
左边是保守派的反弹，右边是激进派的失望，下面还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看这个‘新政’是不是真的新。”
“那你觉得能走通吗？”
“不知道。”苏菲诚实地回答，“但至少，你在走。
而大多数人，连迈出第一步的勇气都没有。”
南京路今天人山人海。
不是节日，不是庆典，是第一次选举造势活动。
道路两侧挂满了横幅和海报。
有的用楷书写着“实业救国，选张謇！”，旁边印着大生纱厂的照片。
有的用美术字写着“教育兴邦，选蔡元培！”，配着新式学堂的插图。
还有的写着“工人代表周秀兰”，那张手工绘制的海报在众多印刷精美的海报中显得有些寒酸。
几个穿长衫的读书人站在木箱上，向围观者演讲：“诸位同胞！今日之选举，乃五千年未有之变局！
我们不再是帝王的子民，是国家的主人！
投票不是权利，是责任！”
听众反应不一。
有的鼓掌叫好，有的窃窃私语，有的茫然不解：“投了票，就能少交点税吗？”
街角，一群码头工人围着一个中年汉子。
那汉子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正是李铁柱，他作为周秀兰的竞选助手，从天津来到上海。
“工友们！”李铁柱嗓门很大，“咱们工人为什么苦？为什么累？
因为说话没人听！
议会里全是老爷，他们知道咱们一天干几个时辰吗？
知道咱们的孩子为什么上不起学吗？
不知道！
所以咱们得送自己人进去！
周秀兰，女工，十九岁就在机器局干活，脸上这疤——”
他举起周秀兰的照片。
“是为造炮弹烧伤的！她懂咱们的苦！”
“可她是个女的……”有人嘀咕。
“女的怎么了？”一个女声响起。
周秀兰从人群后走出来，穿着干净的蓝布衫，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脸上的疤痕在阳光下清晰可见。
“诸位大哥，我确实是个女工。
但正是因为是女人，我知道女工怀孕了还被逼着加班，知道女工的孩子生病了没钱看医生，知道女工被工头欺负了不敢声张。
这些事，老爷们会管吗？”
工人们沉默了。
“我不保证选上了能改变一切。”周秀兰的声音不大，很坚定。
“但我保证，每一件工友递上来的事，我都会在议会上说出来。
说不通，我就拍桌子！
再不济，我把我这脸、这疤露出来，让那些老爷看看，这就是咱们工人为这个国家付出的代价！”
掌声稀稀拉拉地响起，越来越响。有几个老工人抹了抹眼睛。
不远处，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过，车窗后，林承志看着这一幕。
“她很有勇气。”副坐的助手出声赞扬。
“光有勇气不够。”林承志轻声评价。
“议会不是比谁嗓门大，是比谁能说服人、能妥协、能交易。
她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进去后会撞得头破血流。”
“那您还允许她参选？”
“因为国家需要理想主义者。”林承志看向窗外。
“也需要现实主义者。
需要激进派推动变革，也需要保守派稳住局面。
议会就像一台机器，每个零件都要有，才能运转。”
车子驶出南京路，拐进法租界。
这里的氛围完全不同：咖啡馆里，穿着西装的绅士们优雅地讨论着选举。
书店橱窗里，摆放着英文和法文的选举分析。
甚至还有人在街头散发传单，“维护租界权益，投票给米歇尔先生”（一个法国商人）。
天津第三选区投票站设在原直隶总督府门前的广场上。
一大早，选民就排起了长队。队伍蜿蜒如蛇，在晨雾中缓缓移动。
陈大雷排在队伍中间。
他今天特意穿上了洗干净的军装，左胸别着勋章，空荡荡的左袖用别针仔细固定。
周围有人认出他，窃窃私语：“是‘蛟龙-7号’的陈副艇长……”
“听说潜艇沉的时候，他最后一个离艇……”
投票站是用木板临时搭的棚子，门口站着两名士兵维持秩序。
进去后，第一关是验明身份：出示“选民证”（一张硬纸卡片，贴有照片和指纹），登记名字和住址。
第二关是领选票。
选票是淡黄色的厚纸，上面印着五个候选人的名字和简介：两个前清官员、一个商人、一个律师，还有周秀兰。
名字旁边各有一个圆圈。
第三关是进入投票隔间。
那是一个三面围起来的小格子，里面有支铅笔。
陈大雷盯着选票，手微微颤抖。
铅笔落下，在周秀兰名字旁的圆圈里，重重地画了一个“√”。
走出隔间，把选票折好，投进上锁的票箱。
当那张薄纸落入箱中时，陈大雷感到一种奇异的空虚。
仿佛他投进去的不只是一票，是一部分生命，一部分记忆，一部分对未来的期待。
“下一位！”
陈大雷走出投票站，阳光刺眼。
广场上，投票的队伍还在延长，一直延伸到街角。
男女老少都有，表情各异：有的兴奋，有的茫然，有的紧张。
这就是民主吗？陈大雷不知道。
他只知道，从今天起，这个国家有点不一样了。
北京，临时议会大厦（原贡院）。
贡院的大堂里，数百名计票员正在忙碌。
他们分成五十组，每组负责一个选区的票箱。
开箱、验票、唱票、记票……
程序繁琐，秩序井然。
林承志站在二楼的回廊上，俯视着这一幕。
身边站着艾丽丝、静宜、苏菲，还有从上海赶来的周秀兰，作为候选人，她有权旁观计票。
“紧张吗？”静宜轻声问周秀兰。
年轻的女工咬着嘴唇，点头。
她的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发白。
计票已经进行了八个小时。
外面的天色从明到暗，现在已是深夜，大堂里灯火通明。
唱票声此起彼伏：
“第一选区，张謇，一票！”
“第三选区，蔡元培，一票！”
“第七选区，周秀兰，一票！”
每当听到自己的名字，周秀兰的身体就微微一颤。
凌晨两点，最关键的天津第三选区票箱终于开箱。
这个选区有选民五千三百人，实投四千八百票。
计票员开始唱票：
“王守业，一票。”
“李国富，一票。”
“周秀兰，一票。”
“周秀兰，一票。”
“周秀兰，一票。”
周秀兰的名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计票员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堂里回荡，像心跳的鼓点。
最终结果出来时，天已经快亮了。
计票长，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学究，走上讲台，清了清嗓子，用颤抖的声音宣布：
“天津第三选区，有效票四千七百六十五张。
得票情况如下：
王守业，八百二十一票。
李国富，七百零三票。
张明德，六百五十五票。
赵文渊，五百九十八票；
周秀兰……”
他停了下，擦擦老花镜，仔细看了一眼手中的纸：
“周秀兰，一千九百八十八票！”
大堂里一片寂静之后爆发出惊呼。
周秀兰愣住了。
她算过，工友们答应投她的有六百多人，加上一些同情票，最多八百票。
一千九百八十八票？这怎么可能？
“计票无误，复核三次。”计票长补充。
“周秀兰得票率百分之四十一点八，超过法定百分之三十当选门槛，当选天津第三选区议员！”
掌声响起，如潮水般汹涌。
周秀兰看着大堂里那些陌生的面孔，看着他们鼓掌，看着他们投来惊讶、敬佩、甚至嫉妒的目光。
她突然感到一阵眩晕，赶忙扶住了栏杆。
一个十九岁的女工，脸上有疤，识字不过千，成了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女议员。
“恭喜。”林承志走到她身边，“记住，当选只是开始。
真正的挑战，在议会里。”
周秀兰抬起头，眼中含泪，眼神坚定：“我知道。我会把工友的声音带进去，每一句都带进去。”
窗外，第一缕晨光撕破夜幕，照进贡院大堂。
选举结束了。
一百八十七万张选票，选出了三百名议员。
其中有前清官员，有新式学者，有商人，有律师，有归国留学生，还有一个女工。
这个议会不完美，甚至漏洞百出，但它诞生了。
在这个古老的国度，第一次，有了一群人被普通人选出来，代表他们说话。
林承志走出贡院时，街上已经有早起的摊贩开始生火。
炊烟袅袅升起，混着晨雾，笼罩着这座刚刚醒来的城市。
他想起穿越前读过的一句话：“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
是的，不完美，充满问题，但至少……开始了。
这就够了。
“回去。”林承志对司机吩咐，“还有很多事要做。”
汽车驶过清晨的街道。
路边，一个报童挥舞着刚印出的号外：“快看！第一届议会选举结果出炉！女工当选议员！”
行人驻足，买报，议论纷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