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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社会运动和所谓的“挑战者党”，从来不曾像它们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发挥过如此重要的作用。但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到处都在削弱着、威胁着各种正统的政治党派。社会民主党派在80年代发现他们自己缺少一个有效的意识形态架构；当社会运动和其他集团将那些落在传统的社会民主政治之外的问题如生态、动物保护、性、消费者权益、以及许多其他的问题推到前台的时候，他们缺少一个能够用来进行回应的意识形态架构。
国家政府和政治党派影响力的削弱，在某些人看来是非政治化进程的趋势，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却是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激进主义的散播时机。尤里奇贝克谈到了“亚政治”的出现：从议会向社会中单一问题团体singl－issuegroups的转移。许多这样的团体，如绿色和平组织或环保生态组织，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着活动。对于贝克和许多其他人来说，最为关键的一个事件就是1995年的brentspar事件。壳牌石油公司shell当时计划通过将brentspar石油钻井平台沉入海底的办法来对其进行销毁。环境保护组织对此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并且许多国家的消费者们也停止购买壳牌汽油。壳牌公司自那以后在态度上的转变，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壳牌公司于1998年公布了一份内容翔实的报告，这份报告说明了它对于企业责任所持的新态度。该报告谈到了要参与这一“全球性争论”，目的是“为了向他人学习”并“解释我们的行为”。它承认有责任“保证以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在伦理上可以接受的方式而开展我们的商业活动”，并说“我们必须表明，我们这样做是保证能够通过**验证的”。壳牌公司还宣称自己是第一个公开支持联合国人权宣言的重要能源公司。一个旨在对壳牌公司的商业政策和行动进行审查的“社会责任委员会”也于1997年成立。
壳牌公司的全球总裁科尔赫克斯特罗特rherb－stroter所作的一番讲话是具有启迪意义的。当他谈到环境保护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时说：“我们对于这些组织想要获得权威的理解有些迟钝。我们低估了这些变化的程度，我们未能参与到与这些新兴组织的严肃对话当中去。”他还补充说，“简单地说，伴随着技术重新定义个人与机构之间的关系，全球社会的机构都在经历着组织重建。”
因此，所有这些新的运动、社会集团、非政府组织，确实能够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且，甚至全球性的大企业也必须注意到它们的活动。贝克将“政府机构的凝固”与“行为主体组织、机构、个人在社会的各种可能层面上的流动”、“政治的逐渐隐没”与“亚政治的日趋活跃”进行比较。他说道，公民主动成立的各种组织已经撇开政治家们而单方面地取得了权力。正是他们而不是政治家，在行动计划中提出了生态保护问题和其他的许多新的关注点。这些公民群体导致了1989年东欧的转型：在“没有复印机或电话”的情况下，它们“能够通过在广场上举行集会的方式来迫使统治集团退却或瓦解”。
文化评论家汉斯马格努斯思曾斯伯格hansgnusan。北erger在书中是这样来描写德国对其他一些国家也适用的情况的：
政治家们由于越来越不受到人们的关注而感受到了侮辱但是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从政治阶层中一直未产生关于未来的创新和决策
德国联邦政府是相对稳定和相对成功的，尽管并非因为事实上它受到那些从竞选海报上向我们露齿而笑的人们的统治德国可以容忍一个并不胜任的政府，毕竟，那些在每日新闻中使我们感到厌烦的人们，最终确实是无关紧要的。
这一类评论，与有关研究发现的、人们对政治家们和正统的政治行动主体缺乏信任是一致的，这后一种情况在大多数工业国内都很相似。在美国，当人们在1964年所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被问到“你有多少时候相信联邦政府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时，76的人回答说“始终信任”，或者“大部分时间是信任的”。而在1994年再次进行的民意测验却表明，这一比例已经骤然降至25。在那些明确表示继续信任政府的人中，有61在过去的总统大选中参与了投票，而在持不太信任态度的人中仅有35参与了过去的大选投票。年轻人对于议会政治，比年长的几代人持更为保留的态度虽然年轻一代对“亚政治”的各种问题比他们的长辈怀有更加浓厚的兴趣。出生于1910年至1940年之间的“一代市民”最有可能信任政治家和参加投票选举。十一个西欧国家在1981年和1990年所进行的内容相同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人们对于政府机构的信赖在六个国家中已经下降，在四个国家中虽然保持稳定不变但信任度本来就相当低，只在一个国家丹麦有所上升。人们并非仅仅是对政治家的信任比从前减少了，他们对于其他权威人物例如警察、律师或者医生的态度同样也是如此
。
“挑战者党”一直在寻求通过直接对正统的政党展开攻击的方式来激发民众的这类情绪。绿党和极右的民粹主义政党已经在大多数工业国家中提出了分享权力的挑战。这两类政党与广泛的社会运动相联结，并且都立场鲜明地反对既有的政党和政府系统。就以1998年为例，绿党在十一个欧洲国家的国会中都拥有了席位。而大部分是在80年代才建立起来的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更加具有多样化色彩，在某些国家中他们的支持率已经达到了20。例如奥地利的“争取自由党”freiheitlichepartei，但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例如英国、西班牙、荷兰或挪威却并没有出现。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政党今后将获得比它们目前所得到的还要多的选票，虽然这也会将他们置于权力行动主体的地位。就像社会运动和激进主义团体一样，它们的重要性主要是象征意义上的：它们把各种问题推进政治议程，并且为它们周围所发生的斗争提供具体形式。如果极右的政党和运动真的变得超出了少数关注之外，那么它们将必然是十分危险的。另一方面，绿党引发了绝不能被忽略的、对社会民主的一些基本方向提出置疑的意识形态问题。即使有了历时十年的关于“生态现代化”的讨论，也不能说社会民主主义者就有足够的能力来吸取生态方面的思想。“即使是从对立的那一方来看，许多国家中既有的左派直到90年代末仍未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他们对于各种新问题已经转变了立场。”这一困难部分地是由于，与之相关的知识问题和政策问题是非常棘手的；再加上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派实际上是分裂的。这就如置身于一座尚未竣工的建筑里一样，在那里，陈旧的左派观念仍然突出，而成熟的选择一直未能形成。
“亚政治”到底将在何种程度上取代政治与政府更为传统的领域呢贝克正确地提出，对于政党和议会政治的兴趣的降低与非政治化并不是一回事。社会运动、单一问题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公民联合组织必定将在一个连续的基础之上，从地方政治直到世界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必须作好向它们学习、对它们提出的问题作出反应、以及与它们进行谈判的准备，而公司与其他商业机构也将会照此行动。
但是，关于这类组织能够在政府失灵的情况下接替后者的作用、或者能够居于政党的位置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虽然民族一国家和中央政府可能正在改变它们自己的形式，但两者在当今的世界中均有着确凿无疑的重要性。那些“在每日新闻中使我们感到厌烦的人”是无关紧要的，并且在不确定的未来这种情况将仍然如此。1989年在东欧所发生的变化，事实上至少是建立在国家和国家领导的默许基础之上的。尤其重要的是苏联领导层所作出的关于不派军队镇压示威运动的决定。但是，不论是多么重要的运动与特殊利益集团，也不能像这样地来进行管制。
第二章五种两难困境一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正是既要在实践中、也要在法律上对不同的特定利益集团所提出的相互分歧的利益要求进行协调。但是，对于这里所提到的“政府”，应当在一种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来进行理解，而不是仅仅将其理解为中央政府。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考虑，怎样对政府进行最佳的重构才有可能使其适应时代的需要。
生态问题
生态政治的重要性超出了绿色社会运动所可能凝聚起来的任何影响、或者绿党所可能获得的选票率。在具体政治中，尤其是在德国，生态保护组织的影响已经是非常引人注目了，因此，“亚政治”的概念从那里起源是不足为奇的。安德列马克威茨andreirkovits与菲利普戈尔斯基phihpgorski在他们合著的德国的左派thegel巾中评论道：“贯穿整个80年代，绿党已经进入了德国左派的社会化代表之中，给人们的感觉是：实际上后者的各种新思维、政治改革、战略陈述、生活方式全都是从绿党及其周围发端而来的。”威利布兰特**官过去喜欢将绿党说成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失散的孩子”，而事实上社会民主主义者通过被迫面对生态保护运动而获得了新的活力。这些后果是实实在在的。－方面例如能源效率即生产一单位国民收入所需要的能源的总量，或者污染物如二氧化碳或二氧化硫的人均散发量是世界上遥遥领先的国家之一。
各种环境保护运动当然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生态保护领域内也充满了争论。潜在的全球性灾难的前兆最早于60年代显露出来，并且迅速发展成为成熟的预测。据称，地球资源正在以一种令人震惊的速度被消耗，而污染却正在破坏自然所赖以持续存在下去的生态平衡。这些可怕的警告促使批评家们作出了态度强硬的反应，他们争辩道：无限期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他们主要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来提出这一论断的。市场规则将保证不会限制经济增长。就像其他商品一样，如果任何自然资源逐渐变得稀缺，那么它的价格就会上升，它的消费量因此就会下降。如果商品的价格趋于下降，这就意味着供大于求。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sin曾于1980年与环境保护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ehrlich打了一个著名的赌。西蒙打赌说，无论埃利希举出任何类别的自然资源，它们的价格都将会在未来的某个特定时刻下降。而埃利希选择1990年为基准年，并选择了铜、铬、镍、锡以及钨。到1990年为止，这些金属的价格都已经比它们在10年前的价格降低了，降价率从24到78不等。最后当然是埃利希输了。
就目前受到关注的污染问题而言，西蒙以及其他一些沿着相似思路进行论争的人完全倾向于否认存在任何值得担忧的原因。例如，全球变暖既是非偶然的、同时也是一种并非由人类活动所带来的自然现象。自然所拥有的自我复原的能力远远超出人类对环境可能施加的任何影响例如，自然总是在创造新的物种，并且也总是在消灭它们。
上述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呢我不认为是站得住的。对于各种各样的生态问题，用市场办法解决是可能的，但是正像在别的问题上一样，这不意味着应选择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各种环境危机抱乐观态度，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战略。正如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派所正确认识到的那样，承认这一事实就意味着与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现代化的观念发生冲突。
自认可持续发展于1987年被纳入布伦特兰委员会报告brul；dtlandssionrdert以来，它逐渐成为环境保护组织的压倒一切的关注点，而大多数党派的政治家们对这一问题则只是空话连篇。布伦特兰报告中只对可持续发展给出了一个具有迷惑性的简单定义，即当前的一代“保证它在不损及下一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前提下来满足现时需要”的能力。o由于我们并不知道未来几代人的需要将会是什么，或者资源的利用将会怎样地受到技术变革的影响，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不可能是准确的。故而，迄今我们可以数得出来的关于它的不同定义就多达四十个，便不足为奇了。
因此，可持续发展更多地是一项指导性原则，而不是一则准确的公式化表述。然而，它仍然被写入了“第21号行动计划”，这是由联合国所主持的作为布伦特兰一系列措施的一项具体后续行动。几个国家已经致力于将可持续发展融入它们的经济思想之中。而令人惊讶的是，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却在1988年宣称英国的经济政策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各项原则。由此也可见这一概念具有多么大的伸缩性。
英国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态度与某些欧洲大陆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如荷兰在1989年曾经启动一项将生态标准与一切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结合起来的全国性计划。每个政府部门都具有环境质量方面的一些指标，以及限期达到这些指标的一份固定时间表。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从一开始设计就要避免或者限制污染。为了有利于这样的生产方式，应避免应用“极端”的技术。公民组织和工业界代表参与了为拟订各项指标作准备的各次会议。虽然这项计划经常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的干扰，但还是起到了作用，使荷兰成为具有世界上最好的环境纪录之一的国家。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非常适合“生态现代化”这一更为宽泛的概念。哈杰artenh旬er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视生态现代化为几个串接到一起的“可信而引人入胜的线索”：可持续发展替代“确定性的增长”；侧重点在于预防而不是补救；将污染等同于无效率；将环境规治与经济增长视为互有种益。一方面政府干预对于促进建立完善的环境保护规范是有必要的，同时它也关系到工业界的积极合作，一旦工业界认识到生态现代化有益于商业发展，它的自愿合作就是有希望的。“生态现代化意味着这样的一种合作关系：处于这种合作关系中的政府、工商企业、温和派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及科学家们，在沿着更具有环境保护说服力的思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重建的过程中相互进行协作。”
这是否已经美妙得令人难以置信了但这确实是可能实现的。毫无疑问，生态现代化将社会民主与生态方面的关注比过去所能设想到的还要更加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它拥有属于自己的现实成就：受到生态现代化很大影响的那些国家，在各个工业国中是最清洁和绿化程度最高的。但是，在宣称要让世界变得最好的同时，生态现代化回避了生态问题对社会民主思想所提出的某些重大挑战。那种关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互相能够很好地适应的假设确实不太令人信服，因为它们中的一方有时必然要同另一方发生冲突。此外，生态现代化主要地是关乎一个国家政策的问题，而各种环境危害却大多跨越了国家的边界、并且有的还是全球范围内的问题。各种关于生态现代化的美妙假设，使注意力从由生态考虑所引发的两个基本问题上发生了偏转：即我们与科学进步的关系，以及我们对于危机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全球化的后果之一，科学与技术变革日益加速，并且它对于我们的生活所发生的影响逐渐变得更加直接、意义也更加深远。我们可能曾认为“环境”即为自然世界，但是它现在当然已经不再只是这样了。许多过去属于自然界的事
物，现在既可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也可能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这不仅包括地球气候的外部世界、而且还有人体的“内部环境”。不论好坏，科学与技术已经浸入到人体之中，并且已经重新划定了那些通过人工制作才能获得的东西与那些完全需要从自然中“获得”的物质之间的界线。
过去一直将科学与技术看作政治之外的事情，但是这种观点也已经变得过时了。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在这里我们与科学及工业革新的关系比起过去来更加“值得怀疑”了。“新建的高速公路、垃圾焚化装置。化学工厂、核能或者生物技术工厂、以及各种研究机构，遭遇到直接受其影响的民间组织的抵制。越来越可以预知的，正是这种情况，而不是就像在工业化早期一样对这一进程所表示的欣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决策是不能留给那些“专家”去做的，而必须使政治家和公民们也参与进来。简言之，科学与技术不能被置于民主进程之外。不能机械地信任专家，认为他们知道什么对我们有利，他们也不可能总是向我们提供明确的真理；应当要求他们面对公众的审查来证实他们的结论和政策建言。
许多人将英国的疯牛病危机看成是个一次性的问题，即仅仅是一个英国的问题；或者，在某些左派人士的眼中，是撒切尔的一次不成功的规治。实际上它两者都不是，或者说它不只是这两者。疯牛病事件更应当被理解为是在“自然不再是自然”情况下所发生的风险情形的一个典型。新的风险情形的特征，在于专家们相互之间不能达成一致。政策制定者们能够依赖的。线索清晰的一系列发现现在是不存在的；相反，倒是研究萌生了许多模糊的结论和备受争议的解释。
从历史上看，对于许多典型的风险而言，后果是能呈现出来的。因此可以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去推测各种风险。对于某位卷入了在某给定时间内发生的交通事故的司机来说，他的风险能够在统计的基础之上轻易地被推测出来。而新的风险情形却并不属于这一类。我们并不具有可以指导自己行动的以往经验；而且，即使是关于究竟是否存在任何风险的问题，也可能会一直处于沸沸扬扬的争论之中。这一领域内的多数科学家们都认为，全球变暖正在发生，它具有人为的原因，并且它包含着预期的潜在灾难。但是，也有少数专家对于上述所有的这一切都不以为然；并且，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某些对环境科学文献有重大贡献的人也对后者表示赞同。
疯牛病事件至今仍远未结束。没有人知道疯牛病可能会在多少个其他国家中发生，以及它更为长远的后果将是什么。它在物种中进行传播的准确方式还是一个未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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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社会运动和所谓的“挑战者党”，从来不曾像它们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发挥过如此重要的作用。但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到处都在削弱着、威胁着各种正统的政治党派。社会民主党派在80年代发现他们自己缺少一个有效的意识形态架构；当社会运动和其他集团将那些落在传统的社会民主政治之外的问题如生态、动物保护、性、消费者权益、以及许多其他的问题推到前台的时候，他们缺少一个能够用来进行回应的意识形态架构。
国家政府和政治党派影响力的削弱，在某些人看来是非政治化进程的趋势，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却是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激进主义的散播时机。尤里奇贝克谈到了“亚政治”的出现：从议会向社会中单一问题团体singl－issuegroups的转移。许多这样的团体，如绿色和平组织或环保生态组织，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着活动。对于贝克和许多其他人来说，最为关键的一个事件就是1995年的brentspar事件。壳牌石油公司shell当时计划通过将brentspar石油钻井平台沉入海底的办法来对其进行销毁。环境保护组织对此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并且许多国家的消费者们也停止购买壳牌汽油。壳牌公司自那以后在态度上的转变，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壳牌公司于1998年公布了一份内容翔实的报告，这份报告说明了它对于企业责任所持的新态度。该报告谈到了要参与这一“全球性争论”，目的是“为了向他人学习”并“解释我们的行为”。它承认有责任“保证以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在伦理上可以接受的方式而开展我们的商业活动”，并说“我们必须表明，我们这样做是保证能够通过**验证的”。壳牌公司还宣称自己是第一个公开支持联合国人权宣言的重要能源公司。一个旨在对壳牌公司的商业政策和行动进行审查的“社会责任委员会”也于1997年成立。
壳牌公司的全球总裁科尔赫克斯特罗特rherb－stroter所作的一番讲话是具有启迪意义的。当他谈到环境保护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时说：“我们对于这些组织想要获得权威的理解有些迟钝。我们低估了这些变化的程度，我们未能参与到与这些新兴组织的严肃对话当中去。”他还补充说，“简单地说，伴随着技术重新定义个人与机构之间的关系，全球社会的机构都在经历着组织重建。”
因此，所有这些新的运动、社会集团、非政府组织，确实能够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且，甚至全球性的大企业也必须注意到它们的活动。贝克将“政府机构的凝固”与“行为主体组织、机构、个人在社会的各种可能层面上的流动”、“政治的逐渐隐没”与“亚政治的日趋活跃”进行比较。他说道，公民主动成立的各种组织已经撇开政治家们而单方面地取得了权力。正是他们而不是政治家，在行动计划中提出了生态保护问题和其他的许多新的关注点。这些公民群体导致了1989年东欧的转型：在“没有复印机或电话”的情况下，它们“能够通过在广场上举行集会的方式来迫使统治集团退却或瓦解”。
文化评论家汉斯马格努斯思曾斯伯格hansgnusan。北erger在书中是这样来描写德国对其他一些国家也适用的情况的：
政治家们由于越来越不受到人们的关注而感受到了侮辱但是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从政治阶层中一直未产生关于未来的创新和决策
德国联邦政府是相对稳定和相对成功的，尽管并非因为事实上它受到那些从竞选海报上向我们露齿而笑的人们的统治德国可以容忍一个并不胜任的政府，毕竟，那些在每日新闻中使我们感到厌烦的人们，最终确实是无关紧要的。
这一类评论，与有关研究发现的、人们对政治家们和正统的政治行动主体缺乏信任是一致的，这后一种情况在大多数工业国内都很相似。在美国，当人们在1964年所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被问到“你有多少时候相信联邦政府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时，76的人回答说“始终信任”，或者“大部分时间是信任的”。而在1994年再次进行的民意测验却表明，这一比例已经骤然降至25。在那些明确表示继续信任政府的人中，有61在过去的总统大选中参与了投票，而在持不太信任态度的人中仅有35参与了过去的大选投票。年轻人对于议会政治，比年长的几代人持更为保留的态度虽然年轻一代对“亚政治”的各种问题比他们的长辈怀有更加浓厚的兴趣。出生于1910年至1940年之间的“一代市民”最有可能信任政治家和参加投票选举。十一个西欧国家在1981年和1990年所进行的内容相同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人们对于政府机构的信赖在六个国家中已经下降，在四个国家中虽然保持稳定不变但信任度本来就相当低，只在一个国家丹麦有所上升。人们并非仅仅是对政治家的信任比从前减少了，他们对于其他权威人物例如警察、律师或者医生的态度同样也是如此
。
“挑战者党”一直在寻求通过直接对正统的政党展开攻击的方式来激发民众的这类情绪。绿党和极右的民粹主义政党已经在大多数工业国家中提出了分享权力的挑战。这两类政党与广泛的社会运动相联结，并且都立场鲜明地反对既有的政党和政府系统。就以1998年为例，绿党在十一个欧洲国家的国会中都拥有了席位。而大部分是在80年代才建立起来的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更加具有多样化色彩，在某些国家中他们的支持率已经达到了20。例如奥地利的“争取自由党”freiheitlichepartei，但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例如英国、西班牙、荷兰或挪威却并没有出现。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政党今后将获得比它们目前所得到的还要多的选票，虽然这也会将他们置于权力行动主体的地位。就像社会运动和激进主义团体一样，它们的重要性主要是象征意义上的：它们把各种问题推进政治议程，并且为它们周围所发生的斗争提供具体形式。如果极右的政党和运动真的变得超出了少数关注之外，那么它们将必然是十分危险的。另一方面，绿党引发了绝不能被忽略的、对社会民主的一些基本方向提出置疑的意识形态问题。即使有了历时十年的关于“生态现代化”的讨论，也不能说社会民主主义者就有足够的能力来吸取生态方面的思想。“即使是从对立的那一方来看，许多国家中既有的左派直到90年代末仍未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他们对于各种新问题已经转变了立场。”这一困难部分地是由于，与之相关的知识问题和政策问题是非常棘手的；再加上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派实际上是分裂的。这就如置身于一座尚未竣工的建筑里一样，在那里，陈旧的左派观念仍然突出，而成熟的选择一直未能形成。
“亚政治”到底将在何种程度上取代政治与政府更为传统的领域呢贝克正确地提出，对于政党和议会政治的兴趣的降低与非政治化并不是一回事。社会运动、单一问题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公民联合组织必定将在一个连续的基础之上，从地方政治直到世界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必须作好向它们学习、对它们提出的问题作出反应、以及与它们进行谈判的准备，而公司与其他商业机构也将会照此行动。
但是，关于这类组织能够在政府失灵的情况下接替后者的作用、或者能够居于政党的位置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虽然民族一国家和中央政府可能正在改变它们自己的形式，但两者在当今的世界中均有着确凿无疑的重要性。那些“在每日新闻中使我们感到厌烦的人”是无关紧要的，并且在不确定的未来这种情况将仍然如此。1989年在东欧所发生的变化，事实上至少是建立在国家和国家领导的默许基础之上的。尤其重要的是苏联领导层所作出的关于不派军队镇压示威运动的决定。但是，不论是多么重要的运动与特殊利益集团，也不能像这样地来进行管制。
第二章五种两难困境一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正是既要在实践中、也要在法律上对不同的特定利益集团所提出的相互分歧的利益要求进行协调。但是，对于这里所提到的“政府”，应当在一种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来进行理解，而不是仅仅将其理解为中央政府。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考虑，怎样对政府进行最佳的重构才有可能使其适应时代的需要。
生态问题
生态政治的重要性超出了绿色社会运动所可能凝聚起来的任何影响、或者绿党所可能获得的选票率。在具体政治中，尤其是在德国，生态保护组织的影响已经是非常引人注目了，因此，“亚政治”的概念从那里起源是不足为奇的。安德列马克威茨andreirkovits与菲利普戈尔斯基phihpgorski在他们合著的德国的左派thegel巾中评论道：“贯穿整个80年代，绿党已经进入了德国左派的社会化代表之中，给人们的感觉是：实际上后者的各种新思维、政治改革、战略陈述、生活方式全都是从绿党及其周围发端而来的。”威利布兰特**官过去喜欢将绿党说成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失散的孩子”，而事实上社会民主主义者通过被迫面对生态保护运动而获得了新的活力。这些后果是实实在在的。－方面例如能源效率即生产一单位国民收入所需要的能源的总量，或者污染物如二氧化碳或二氧化硫的人均散发量是世界上遥遥领先的国家之一。
各种环境保护运动当然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生态保护领域内也充满了争论。潜在的全球性灾难的前兆最早于60年代显露出来，并且迅速发展成为成熟的预测。据称，地球资源正在以一种令人震惊的速度被消耗，而污染却正在破坏自然所赖以持续存在下去的生态平衡。这些可怕的警告促使批评家们作出了态度强硬的反应，他们争辩道：无限期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他们主要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来提出这一论断的。市场规则将保证不会限制经济增长。就像其他商品一样，如果任何自然资源逐渐变得稀缺，那么它的价格就会上升，它的消费量因此就会下降。如果商品的价格趋于下降，这就意味着供大于求。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sin曾于1980年与环境保护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ehrlich打了一个著名的赌。西蒙打赌说，无论埃利希举出任何类别的自然资源，它们的价格都将会在未来的某个特定时刻下降。而埃利希选择1990年为基准年，并选择了铜、铬、镍、锡以及钨。到1990年为止，这些金属的价格都已经比它们在10年前的价格降低了，降价率从24到78不等。最后当然是埃利希输了。
就目前受到关注的污染问题而言，西蒙以及其他一些沿着相似思路进行论争的人完全倾向于否认存在任何值得担忧的原因。例如，全球变暖既是非偶然的、同时也是一种并非由人类活动所带来的自然现象。自然所拥有的自我复原的能力远远超出人类对环境可能施加的任何影响例如，自然总是在创造新的物种，并且也总是在消灭它们。
上述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呢我不认为是站得住的。对于各种各样的生态问题，用市场办法解决是可能的，但是正像在别的问题上一样，这不意味着应选择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各种环境危机抱乐观态度，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战略。正如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派所正确认识到的那样，承认这一事实就意味着与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现代化的观念发生冲突。
自认可持续发展于1987年被纳入布伦特兰委员会报告brul；dtlandssionrdert以来，它逐渐成为环境保护组织的压倒一切的关注点，而大多数党派的政治家们对这一问题则只是空话连篇。布伦特兰报告中只对可持续发展给出了一个具有迷惑性的简单定义，即当前的一代“保证它在不损及下一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前提下来满足现时需要”的能力。o由于我们并不知道未来几代人的需要将会是什么，或者资源的利用将会怎样地受到技术变革的影响，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不可能是准确的。故而，迄今我们可以数得出来的关于它的不同定义就多达四十个，便不足为奇了。
因此，可持续发展更多地是一项指导性原则，而不是一则准确的公式化表述。然而，它仍然被写入了“第21号行动计划”，这是由联合国所主持的作为布伦特兰一系列措施的一项具体后续行动。几个国家已经致力于将可持续发展融入它们的经济思想之中。而令人惊讶的是，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却在1988年宣称英国的经济政策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各项原则。由此也可见这一概念具有多么大的伸缩性。
英国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态度与某些欧洲大陆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如荷兰在1989年曾经启动一项将生态标准与一切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结合起来的全国性计划。每个政府部门都具有环境质量方面的一些指标，以及限期达到这些指标的一份固定时间表。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从一开始设计就要避免或者限制污染。为了有利于这样的生产方式，应避免应用“极端”的技术。公民组织和工业界代表参与了为拟订各项指标作准备的各次会议。虽然这项计划经常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的干扰，但还是起到了作用，使荷兰成为具有世界上最好的环境纪录之一的国家。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非常适合“生态现代化”这一更为宽泛的概念。哈杰artenh旬er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视生态现代化为几个串接到一起的“可信而引人入胜的线索”：可持续发展替代“确定性的增长”；侧重点在于预防而不是补救；将污染等同于无效率；将环境规治与经济增长视为互有种益。一方面政府干预对于促进建立完善的环境保护规范是有必要的，同时它也关系到工业界的积极合作，一旦工业界认识到生态现代化有益于商业发展，它的自愿合作就是有希望的。“生态现代化意味着这样的一种合作关系：处于这种合作关系中的政府、工商企业、温和派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及科学家们，在沿着更具有环境保护说服力的思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重建的过程中相互进行协作。”
这是否已经美妙得令人难以置信了但这确实是可能实现的。毫无疑问，生态现代化将社会民主与生态方面的关注比过去所能设想到的还要更加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它拥有属于自己的现实成就：受到生态现代化很大影响的那些国家，在各个工业国中是最清洁和绿化程度最高的。但是，在宣称要让世界变得最好的同时，生态现代化回避了生态问题对社会民主思想所提出的某些重大挑战。那种关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互相能够很好地适应的假设确实不太令人信服，因为它们中的一方有时必然要同另一方发生冲突。此外，生态现代化主要地是关乎一个国家政策的问题，而各种环境危害却大多跨越了国家的边界、并且有的还是全球范围内的问题。各种关于生态现代化的美妙假设，使注意力从由生态考虑所引发的两个基本问题上发生了偏转：即我们与科学进步的关系，以及我们对于危机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全球化的后果之一，科学与技术变革日益加速，并且它对于我们的生活所发生的影响逐渐变得更加直接、意义也更加深远。我们可能曾认为“环境”即为自然世界，但是它现在当然已经不再只是这样了。许多过去属于自然界的事
物，现在既可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也可能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这不仅包括地球气候的外部世界、而且还有人体的“内部环境”。不论好坏，科学与技术已经浸入到人体之中，并且已经重新划定了那些通过人工制作才能获得的东西与那些完全需要从自然中“获得”的物质之间的界线。
过去一直将科学与技术看作政治之外的事情，但是这种观点也已经变得过时了。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在这里我们与科学及工业革新的关系比起过去来更加“值得怀疑”了。“新建的高速公路、垃圾焚化装置。化学工厂、核能或者生物技术工厂、以及各种研究机构，遭遇到直接受其影响的民间组织的抵制。越来越可以预知的，正是这种情况，而不是就像在工业化早期一样对这一进程所表示的欣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决策是不能留给那些“专家”去做的，而必须使政治家和公民们也参与进来。简言之，科学与技术不能被置于民主进程之外。不能机械地信任专家，认为他们知道什么对我们有利，他们也不可能总是向我们提供明确的真理；应当要求他们面对公众的审查来证实他们的结论和政策建言。
许多人将英国的疯牛病危机看成是个一次性的问题，即仅仅是一个英国的问题；或者，在某些左派人士的眼中，是撒切尔的一次不成功的规治。实际上它两者都不是，或者说它不只是这两者。疯牛病事件更应当被理解为是在“自然不再是自然”情况下所发生的风险情形的一个典型。新的风险情形的特征，在于专家们相互之间不能达成一致。政策制定者们能够依赖的。线索清晰的一系列发现现在是不存在的；相反，倒是研究萌生了许多模糊的结论和备受争议的解释。
从历史上看，对于许多典型的风险而言，后果是能呈现出来的。因此可以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去推测各种风险。对于某位卷入了在某给定时间内发生的交通事故的司机来说，他的风险能够在统计的基础之上轻易地被推测出来。而新的风险情形却并不属于这一类。我们并不具有可以指导自己行动的以往经验；而且，即使是关于究竟是否存在任何风险的问题，也可能会一直处于沸沸扬扬的争论之中。这一领域内的多数科学家们都认为，全球变暖正在发生，它具有人为的原因，并且它包含着预期的潜在灾难。但是，也有少数专家对于上述所有的这一切都不以为然；并且，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某些对环境科学文献有重大贡献的人也对后者表示赞同。
疯牛病事件至今仍远未结束。没有人知道疯牛病可能会在多少个其他国家中发生，以及它更为长远的后果将是什么。它在物种中进行传播的准确方式还是一个未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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