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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性自由。就像社会学家尤里奇贝克所观察到的那样，新个人主义：
并不是“撒切尔主义”，也不是市场个人主义或原子论。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制度化的个人主义”。例如，福利国家中的许多权利和对权利的授予都是为个人、而不是为家庭设置的。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预示着就业权。而就业权相应地意味着受教育权，而这两种权利又预示着人会流动。
具备了所有的这些必要条件之后，人们就可以将他们自己建构成个人：即作为个人来规划、理解和设计自身。
简言之，新个人主义与传统和习惯从我们生活中消退有关。它是一种与全球化所产生的、范围非常广泛的冲击相联的现象，而并非仅仅是市场所造成的。福利国家一直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在集体主义的庇护下建立起来的各种福利制度，有助于将个人从过去的某些僵化制度中解放出来。与其将我们所处的时代看作道德沦丧的年代，不如将它看作一个道德变迁的年代更有意义。如果制度化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并不是一回事的话，那么前者对社会团结所造成的威胁会小得多。但是，这也确实意味着我们必须寻求创造团结的新手段。国家的严格管理和诉诸传统是不能保障社会凝聚力的。我们必须采取比过去几代人更为积极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且，我们还要更加积极地认同我们应当为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而承担责任，认可我们所采纳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责任，或者相互义务的主旨，存在于旧式的社会民主之中，只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是潜在的，因为它在集体性规定的概念中被淹没了。我们必须找到今天的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的新的平衡。
许多左翼批评家都对新自由主义持有保留态度。如果自我实践就是可能性的实现，这难道不就是各种形式的“。动理疗法”、或者说是富人的自我放任吗显而易见，事实确实可能如此。但是，如果只看到了事情的这一面，那么就会忽略人们在观念和期望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新自由主义者们万众一心，为着实现更进一步的民主化而不断努力。这一变化绝不仅仅是有益的：新的忧虑和不安正在开始呈现，但许多更加积极的可能性也同样出现了。
左和右
从最初时期即18世纪晚期以来，左和有之间的划分一直都很模糊、很令人困惑，一直都需要廓清。但是，这种划分始终顽固地存在着，从来都没有消失。法国一位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学家泽夫斯场奈尔zeevstehell，在其关于一些团体和政党它们都将自己描述成“非左非右”的历史研究中，指出围绕这种划分的性质所进行的论辩一直是存在的户左和右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只要对政治思想的发展进行一番创览，就可以发现同样的观点在某些时期某些背景下被看成是左翼，而在另一些时期另一些背景下又被看成是右翼。例如，自由市场哲学的倡导者们在19世纪被视为左翼，而在今天一般将其归入右翼。19世纪如年代，工团主义者和主张社会团结的人宣称左与有之间的区别已经消亡。这些年来，每隔一段时间，这种说法就被重复一遍。虽然让一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在本世纪60年代曾经对这些理论提出过争议，但是，就像那些来自右翼的人经常所做的那样，这一主题始终不断地被展示。1930年，历史学家阿兰elechartteralain评述道：“每当有人问我，左与右之间的划分是否仍具有任何意义，我心中最先产生的想法便是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本身并不属于左翼。”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诺伯托鲍比欧norbertobobbio于1994年出版了一部以晚近的左翼与右翼为主题、引来讨论最多的著作。这部著作一出版在意大利就成了畅销书，第一年的销售量就超过了20万册。面对大量宣称左和右的划分已经过时的著作这些著作这次主要是来自那些具有左翼背景，而非右翼背景的人，他试图为这种划分的有效性进行辩护。鲍比欧的论辩值得一听。他说，在和右的分类一直在对政治思想施加着影响，因为政治必然是充满对立的。政治的实质就是针对相反主张和政策的斗争。左翼和右翼来自于一个机体的两个侧面。虽然什么是“左”或什么是“右”可能发生变化，但在同一时间内，不存在既左又右的观点。一种立场只可能是两极化的。
鲍比欧说道，当政党或政治意识形态多多少少呈现出均势平衡，就几乎不再会有人对左和有之间的划分的有效性存有疑问。但是，一旦这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变得强大起来、以至于它看起来似乎成了“惟一的游戏”theonlygaintown，则两边便都会趋向于对这种划分的有效性产生质疑。更为强大的那一方，会如同玛格丽特撒切尔所声称的那样，作出“别无其他选择”的声明。随着它所代表的潮流逐渐地变得不受欢迎，势力渐衰的一方通常会试图接受反对派的某些观点，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主张进行宣传。失势一方的经典战略就是“综合对立的立场，通过吸收对手的观点并将其中性化、从而达到尽可能保留自己立场的目的”。每一方都显示出自己正在突破已趋陈旧的庄与右之间的划分，或是将自己一方的各个因素重新整合，以建立起一种新的重要取向。
政治派别已经装扮一新。例如在二战结束以后的时期内，随着法西斯主义的覆灭，就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为了存留下来，右翼政党被迫吸取了左翼的某些主张，并且接受了福利国家的基本构架。自本世纪80年代初以来，由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上升和**的衰落，情况又发生了逆转。关于托尼布莱尔接受了撒切尔主义的大部分观点，并将它们重新改造为某种新思维的说法，从上述立场来看，确实易于被人们理解。而这一次，从关于旧的分类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的论争中受益良多的却是左翼。依照鲍比欧的说法，就像过去一样，左和有之间的划分将得到自我重申。因此，如果假设社会民主主义正在复兴、而新右派正在迅速地变得不那么新的话，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可能很快会不再对左和右的划分是否已经过时感到犹豫。
在鲍比欧看来，左和有之间的区别不纯粹是一个正反两极的问题。一个主要的标准在将在与有进行区分的过程中不断地重现，这就是：对待平等的态度。左翼倾向于更多的平等，而右翼则认为社会必然是阶层化的。“平等”是一个相对概念。对于它，我们必须要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什么人之间的平等在什么问题上的平等在何种程度上的平等左翼寻求减少不平等，但这一目标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加以理解。下述这样的一种假想是不切实际的：左派希望消除一切不平等现象，而右派却想要永远保留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有背景的。例如，在一个近来有大量移民涌入的国家中，左和有之；司的矛盾就可能表现在对下述问题的态度差别上：是否应当给予这些移民基本公民权利和实质性保护。
在坚持主张左和右的划分将持续下去的同时，鲍比欧通过承认这种区分现在未具备其过去具有的支点，而结束了对他的著作的批评者们的“回应”：
不可否认，当前在左翼中方向的丧失，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些在左翼的传统运动中从来不曾提出过的问题已经在现代世界中显露出来；并且，他们为了改造社会而提出来的某些设想他们曾对这些设想和各种设计付出了巨大努力一直未能实现
任何一位左翼人士都不能否认，今日的左翼已经不再是它过去那样了。
鲍比欧无疑是在直说，左和右的区分不会消失，而且毫无疑问他是将不平等视为这种区分的核。动所在。虽然关于平等、或者社会正义的观念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解释，但这一观念对于左翼来说仍然是最为基本的。它受到了右翼分子坚持不懈的攻击。不过，对鲍比欧的阐述还需要进行某种提炼。那些持左翼观点的人不只是要追求社会正义，他们还认为政府必须在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发挥关键作用。但与其这样理解社会正义，倒不如说“站在左翼就是坚信解放政治”来得更为准确。平等之所以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机会，即幸福与自尊。正像牛津大学的哲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nhraz所指出的那样：
使我们关注形形色色的不平等现象的是饥饿者的反乏、贫困者的需要他们在这些方面比他们的邻居的情况更为恶劣的事实，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但是，它不只是这个不平等单一的罪恶，它还表明这些人的饥饿状况更为严重、他们的需要更为紧迫、他们的苦难造成了更大的伤痛，因此，我们对于平等的关注就是让我们优先考虑他们。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使我们关心平等问题。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由于未能使其公民最充分地发挥天赋和能力而损害了社会自身。此外，不平等还能威胁到社会凝聚力，并能够造成其他的一些社会所不愿看到的后果例如刺激了高犯罪率。过去确实存在过一些虽然包含着大量不平等、但却依然保持着稳定的社会。例如，传统的印度世袭阶层制度。而在一个充分民主的时代，情况却大为迎异。一个制造出大范围不平等的民主社会，很可能会产生普遍的不满与冲突。
全球化同**的衰落一起改变了左和右的形态。在工业国家中，已经没有极左派可言，但是却存在着极右派，它自我定位为对全球化的回应，这种对全球化的共通回应使右翼的政治家们，如美国的派特布坎南patbuchanan、法国的让一玛里蓬jean－rielepen以及澳大利亚的波利娜汉森paulinehanson彼此联成一气。对于那些更广义的右翼人土例如美国那些将联合国和联邦政府均看成是破坏其国家完整之阴谋的“爱国者”来说，情况更是如此。极右派的主旨是经济和文化保护主义。例如，布坎南就声称“美国优先”他为民族分离主义和强硬的限制移民政策辩护，认为用它们替代“全球一体论”才是适当的选择。
在和右之间的划分继续得到了保留，但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而言，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划分是否同过去一样涵盖了同样广阔的政治领域我们是否如鲍比欧所言仅仅处于左与有完成其自我重建之前的过渡时期或者，是否左与右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确实存在着，我们很难否认这一点。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在过去几年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论争当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揭示。无论他们是否直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大多数站在左翼的思想家与激进分子都曾以一种进步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他们不仅将自己与“向社会主义进军”的里程紧密联结起来，而且也将自己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紧密联结起来。保守派则相反，对宏大的计划向来持怀疑态度，并对社会发展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始终强调的是连续性。这种对立在今天已经变得不那么尖锐了。左和有同样都逐渐地接受了科学与技术所具有的“双刃”性质：它们不仅为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利益，同时也制造了新的危险和动荡。
随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计划经济管理理论的衰亡，左和右之间的主要分界线之一已经消失或者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会消失。马克思主义左派曾期望推翻资本主义，并以一种不同的制度取而代之。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曾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也应当不断地被修正，这样它就会失去在定义上许多原有的特征。但现在似乎再没有人认为除了资本主义我们还有别的什么选择。于是剩下来的问题或争论所关年的，是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来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规治。这些争论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它们却并没有如过去那样是在更为基本的问题上的分歧。
随着这些情况的改变，大量的其他问题和可能性也渐渐显露出来，而它们并不属于左与右的范畴。这既包括生态问题，也包括与家庭和工作的特征变化、个人认同以及文化认同有关的问题。当然，社会正义和社会解放的价值与所有这些问题都具有相关性，但是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与这些价值交互关联。我们还必须在传统左派的“解放政治”中，添加上我曾在别处所称的“生活政治”。当然，这也许是、也许不是一个好的术语。我想用它表达的意思是，相对于解放政治关注的是生活机会lifechances而言，“生活政治”关注的是生活决定lifedecisions。这是一种如何选择身份及相互关系的政治。我们对于全球变暖的假说到底应当作何反应我们是否应当赞成使用原子能工作到底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保留核心的生活价值欧盟的未来应当是什么样的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是明确的左或有的问题。
上述这些都说明，社会民主党应当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政治中间派。各个社会民主党派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机会主义的原因，已经逐渐地向这一中间派靠近。当然，这一政治中间派在按左一有分界的背景下只能意味着妥协，即对两种更为明确的选择的“折中”。但如果在一有不再像过去那样概括一切，那么这一结论也将不再成立。我们应当严肃地看待近来在社会民主主义者中极为广泛地受到讨论的“活跃的中间派”或者“激进的中间派”。
这意味着“中左”ent一书中曾经提到，在当前的社会中，富人对下层社会人们的命运漠不关心。不过在欧洲国家中的研究表明，在许多方面事实却恰恰相反。自下而上的联合是能够建立起来的，而且能够为激进政策奠定基础。例如，对生态问题的解决无疑经常需要某种激进的观点，但是，这样的激进主义大体上能够博得广泛的一致同意。从对全球化的反应到家庭政策，情况都是如此。
因此，“中左”这一术语并不仅仅是一个标签。革新后的社会民主党必须站在“中左”一边，因为社会正义和解放政治仍处在它的核心。但是“中间”不应被视为缺乏自己的主旨。相反，我们所谈论的是这样的一些联合：社会民主主义者可以将它们从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各条脉络中编织而成。对于传统的以及新颖的政治问题，都需要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思考。例如，一个经过改革的福利国家必须符合社会正义的标准，但它也必须认同和创造积极的生活选择，并与生态战略结为一体，以及对新的风险情形作出反应。
“激进主义”过去一向被认为是植根于左一有对立并且是以左反左的，因为那些自称是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认为自己与那些仅仅被视为“改良主义者”的人相距甚远。左与激进，如果曾经几乎是同义词的话，现在已经不再如此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发觉这种处境令他们很不自在。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因为它允许突破那些曾经一度高高筑起的政治樊篱而进行交流。让我们再来考虑福利改革的例子。关于福利国家之未来的设想，在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之间差异迎然，并且，这些差异集中围绕在左和右的分界线上。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保持高额的福利支出，而新自由主义者们却主张建立一个更小的福利安全网。但是，所有福利改革者们也都面临着一些公共问题。例如，怎样解决人口日趋老龄化并非仅仅是调整养老金水平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更加彻底地反思这种老龄化的性质变化、健康与疾病的形式变化以及其他更多的问题。
政治的行动主体
在就政治革新作出的所有尝试中，关干行动主体agen－cy的问题自然也呈现了出来。如果某项政治纲领能够取得一致，又如何来贯彻它呢社会民主政治最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社会运动而兴起。今天，他们除了遇到意识形态危机以外，还发现新的社会运动已经从侧翼包围着自己，自己也像其他党派一样陷入了一种政治不断贬值、政府权力明显耗损的处境之中。新自由主义一直坚持不懈地对政府在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进行着批评，这种批评看起来似乎是与现实世界中的各种趋势相一致的。现在已经到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对这些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观点发起反击的时候了。
“政治终结”的主题和全球化市场所导致的“国家隐没”，在近期的种种文献中显得如此突出，以至于值得我们反复重申政府在当代世界中所能够取得的成就。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
为各种不同利益的体现提供途径；
提供一个对这些利益的竞争性要求进行协调的场所；
创设和保护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关于政策问题的论争能够不受限制地持续开展下去；提供包括集体安全和福利的各种形式在内的、多种多样的公共产品；为公共利益而对市场进行规治，并在存在垄断威胁的情况下培育市场竞争；通过对暴力手段和警察机构的控制和使用，来培育社会安定；通过其在教育制度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来促进人力资源的积极开展；维持有效的法律制度；作为主要的用人方，在干预宏观和微观经济、以及提供基础设施中发挥直接的经济作用；比较富有争议的是，政府具有教化的目的：政府虽然体现着那些得到普遍支持的规范与价值，但是它也可以在教育制度和其他方面对这些规范与价值的塑造起到帮助作用；培育区域性和国际间的联合，并寻求实现全球性目标。
当然，上述各项都可以以颇为不同的方式去进行解释，并且在它们当中也总是存在着那些与非国家行动主体相重叠的领域。而上述这份清单是如此地令人难以驳法，再谈什么国家和政府正日益变得无关紧要已不具有任何意义。
在任何这些领域中，市场都不能取代政府，社会运动或者其他各种类型的非政府组织ngo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不论它们变得如何重要。80年代或者9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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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性自由。就像社会学家尤里奇贝克所观察到的那样，新个人主义：
并不是“撒切尔主义”，也不是市场个人主义或原子论。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制度化的个人主义”。例如，福利国家中的许多权利和对权利的授予都是为个人、而不是为家庭设置的。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预示着就业权。而就业权相应地意味着受教育权，而这两种权利又预示着人会流动。
具备了所有的这些必要条件之后，人们就可以将他们自己建构成个人：即作为个人来规划、理解和设计自身。
简言之，新个人主义与传统和习惯从我们生活中消退有关。它是一种与全球化所产生的、范围非常广泛的冲击相联的现象，而并非仅仅是市场所造成的。福利国家一直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在集体主义的庇护下建立起来的各种福利制度，有助于将个人从过去的某些僵化制度中解放出来。与其将我们所处的时代看作道德沦丧的年代，不如将它看作一个道德变迁的年代更有意义。如果制度化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并不是一回事的话，那么前者对社会团结所造成的威胁会小得多。但是，这也确实意味着我们必须寻求创造团结的新手段。国家的严格管理和诉诸传统是不能保障社会凝聚力的。我们必须采取比过去几代人更为积极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且，我们还要更加积极地认同我们应当为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而承担责任，认可我们所采纳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责任，或者相互义务的主旨，存在于旧式的社会民主之中，只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是潜在的，因为它在集体性规定的概念中被淹没了。我们必须找到今天的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的新的平衡。
许多左翼批评家都对新自由主义持有保留态度。如果自我实践就是可能性的实现，这难道不就是各种形式的“。动理疗法”、或者说是富人的自我放任吗显而易见，事实确实可能如此。但是，如果只看到了事情的这一面，那么就会忽略人们在观念和期望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新自由主义者们万众一心，为着实现更进一步的民主化而不断努力。这一变化绝不仅仅是有益的：新的忧虑和不安正在开始呈现，但许多更加积极的可能性也同样出现了。
左和右
从最初时期即18世纪晚期以来，左和有之间的划分一直都很模糊、很令人困惑，一直都需要廓清。但是，这种划分始终顽固地存在着，从来都没有消失。法国一位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学家泽夫斯场奈尔zeevstehell，在其关于一些团体和政党它们都将自己描述成“非左非右”的历史研究中，指出围绕这种划分的性质所进行的论辩一直是存在的户左和右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只要对政治思想的发展进行一番创览，就可以发现同样的观点在某些时期某些背景下被看成是左翼，而在另一些时期另一些背景下又被看成是右翼。例如，自由市场哲学的倡导者们在19世纪被视为左翼，而在今天一般将其归入右翼。19世纪如年代，工团主义者和主张社会团结的人宣称左与有之间的区别已经消亡。这些年来，每隔一段时间，这种说法就被重复一遍。虽然让一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在本世纪60年代曾经对这些理论提出过争议，但是，就像那些来自右翼的人经常所做的那样，这一主题始终不断地被展示。1930年，历史学家阿兰elechartteralain评述道：“每当有人问我，左与右之间的划分是否仍具有任何意义，我心中最先产生的想法便是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本身并不属于左翼。”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诺伯托鲍比欧norbertobobbio于1994年出版了一部以晚近的左翼与右翼为主题、引来讨论最多的著作。这部著作一出版在意大利就成了畅销书，第一年的销售量就超过了20万册。面对大量宣称左和右的划分已经过时的著作这些著作这次主要是来自那些具有左翼背景，而非右翼背景的人，他试图为这种划分的有效性进行辩护。鲍比欧的论辩值得一听。他说，在和右的分类一直在对政治思想施加着影响，因为政治必然是充满对立的。政治的实质就是针对相反主张和政策的斗争。左翼和右翼来自于一个机体的两个侧面。虽然什么是“左”或什么是“右”可能发生变化，但在同一时间内，不存在既左又右的观点。一种立场只可能是两极化的。
鲍比欧说道，当政党或政治意识形态多多少少呈现出均势平衡，就几乎不再会有人对左和有之间的划分的有效性存有疑问。但是，一旦这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变得强大起来、以至于它看起来似乎成了“惟一的游戏”theonlygaintown，则两边便都会趋向于对这种划分的有效性产生质疑。更为强大的那一方，会如同玛格丽特撒切尔所声称的那样，作出“别无其他选择”的声明。随着它所代表的潮流逐渐地变得不受欢迎，势力渐衰的一方通常会试图接受反对派的某些观点，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主张进行宣传。失势一方的经典战略就是“综合对立的立场，通过吸收对手的观点并将其中性化、从而达到尽可能保留自己立场的目的”。每一方都显示出自己正在突破已趋陈旧的庄与右之间的划分，或是将自己一方的各个因素重新整合，以建立起一种新的重要取向。
政治派别已经装扮一新。例如在二战结束以后的时期内，随着法西斯主义的覆灭，就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为了存留下来，右翼政党被迫吸取了左翼的某些主张，并且接受了福利国家的基本构架。自本世纪80年代初以来，由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上升和**的衰落，情况又发生了逆转。关于托尼布莱尔接受了撒切尔主义的大部分观点，并将它们重新改造为某种新思维的说法，从上述立场来看，确实易于被人们理解。而这一次，从关于旧的分类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的论争中受益良多的却是左翼。依照鲍比欧的说法，就像过去一样，左和有之间的划分将得到自我重申。因此，如果假设社会民主主义正在复兴、而新右派正在迅速地变得不那么新的话，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可能很快会不再对左和右的划分是否已经过时感到犹豫。
在鲍比欧看来，左和有之间的区别不纯粹是一个正反两极的问题。一个主要的标准在将在与有进行区分的过程中不断地重现，这就是：对待平等的态度。左翼倾向于更多的平等，而右翼则认为社会必然是阶层化的。“平等”是一个相对概念。对于它，我们必须要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什么人之间的平等在什么问题上的平等在何种程度上的平等左翼寻求减少不平等，但这一目标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加以理解。下述这样的一种假想是不切实际的：左派希望消除一切不平等现象，而右派却想要永远保留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有背景的。例如，在一个近来有大量移民涌入的国家中，左和有之；司的矛盾就可能表现在对下述问题的态度差别上：是否应当给予这些移民基本公民权利和实质性保护。
在坚持主张左和右的划分将持续下去的同时，鲍比欧通过承认这种区分现在未具备其过去具有的支点，而结束了对他的著作的批评者们的“回应”：
不可否认，当前在左翼中方向的丧失，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些在左翼的传统运动中从来不曾提出过的问题已经在现代世界中显露出来；并且，他们为了改造社会而提出来的某些设想他们曾对这些设想和各种设计付出了巨大努力一直未能实现
任何一位左翼人士都不能否认，今日的左翼已经不再是它过去那样了。
鲍比欧无疑是在直说，左和右的区分不会消失，而且毫无疑问他是将不平等视为这种区分的核。动所在。虽然关于平等、或者社会正义的观念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解释，但这一观念对于左翼来说仍然是最为基本的。它受到了右翼分子坚持不懈的攻击。不过，对鲍比欧的阐述还需要进行某种提炼。那些持左翼观点的人不只是要追求社会正义，他们还认为政府必须在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发挥关键作用。但与其这样理解社会正义，倒不如说“站在左翼就是坚信解放政治”来得更为准确。平等之所以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机会，即幸福与自尊。正像牛津大学的哲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nhraz所指出的那样：
使我们关注形形色色的不平等现象的是饥饿者的反乏、贫困者的需要他们在这些方面比他们的邻居的情况更为恶劣的事实，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但是，它不只是这个不平等单一的罪恶，它还表明这些人的饥饿状况更为严重、他们的需要更为紧迫、他们的苦难造成了更大的伤痛，因此，我们对于平等的关注就是让我们优先考虑他们。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使我们关心平等问题。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由于未能使其公民最充分地发挥天赋和能力而损害了社会自身。此外，不平等还能威胁到社会凝聚力，并能够造成其他的一些社会所不愿看到的后果例如刺激了高犯罪率。过去确实存在过一些虽然包含着大量不平等、但却依然保持着稳定的社会。例如，传统的印度世袭阶层制度。而在一个充分民主的时代，情况却大为迎异。一个制造出大范围不平等的民主社会，很可能会产生普遍的不满与冲突。
全球化同**的衰落一起改变了左和右的形态。在工业国家中，已经没有极左派可言，但是却存在着极右派，它自我定位为对全球化的回应，这种对全球化的共通回应使右翼的政治家们，如美国的派特布坎南patbuchanan、法国的让一玛里蓬jean－rielepen以及澳大利亚的波利娜汉森paulinehanson彼此联成一气。对于那些更广义的右翼人土例如美国那些将联合国和联邦政府均看成是破坏其国家完整之阴谋的“爱国者”来说，情况更是如此。极右派的主旨是经济和文化保护主义。例如，布坎南就声称“美国优先”他为民族分离主义和强硬的限制移民政策辩护，认为用它们替代“全球一体论”才是适当的选择。
在和右之间的划分继续得到了保留，但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而言，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划分是否同过去一样涵盖了同样广阔的政治领域我们是否如鲍比欧所言仅仅处于左与有完成其自我重建之前的过渡时期或者，是否左与右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确实存在着，我们很难否认这一点。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在过去几年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论争当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揭示。无论他们是否直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大多数站在左翼的思想家与激进分子都曾以一种进步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他们不仅将自己与“向社会主义进军”的里程紧密联结起来，而且也将自己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紧密联结起来。保守派则相反，对宏大的计划向来持怀疑态度，并对社会发展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始终强调的是连续性。这种对立在今天已经变得不那么尖锐了。左和有同样都逐渐地接受了科学与技术所具有的“双刃”性质：它们不仅为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利益，同时也制造了新的危险和动荡。
随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计划经济管理理论的衰亡，左和右之间的主要分界线之一已经消失或者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会消失。马克思主义左派曾期望推翻资本主义，并以一种不同的制度取而代之。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曾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也应当不断地被修正，这样它就会失去在定义上许多原有的特征。但现在似乎再没有人认为除了资本主义我们还有别的什么选择。于是剩下来的问题或争论所关年的，是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来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规治。这些争论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它们却并没有如过去那样是在更为基本的问题上的分歧。
随着这些情况的改变，大量的其他问题和可能性也渐渐显露出来，而它们并不属于左与右的范畴。这既包括生态问题，也包括与家庭和工作的特征变化、个人认同以及文化认同有关的问题。当然，社会正义和社会解放的价值与所有这些问题都具有相关性，但是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与这些价值交互关联。我们还必须在传统左派的“解放政治”中，添加上我曾在别处所称的“生活政治”。当然，这也许是、也许不是一个好的术语。我想用它表达的意思是，相对于解放政治关注的是生活机会lifechances而言，“生活政治”关注的是生活决定lifedecisions。这是一种如何选择身份及相互关系的政治。我们对于全球变暖的假说到底应当作何反应我们是否应当赞成使用原子能工作到底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保留核心的生活价值欧盟的未来应当是什么样的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是明确的左或有的问题。
上述这些都说明，社会民主党应当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政治中间派。各个社会民主党派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机会主义的原因，已经逐渐地向这一中间派靠近。当然，这一政治中间派在按左一有分界的背景下只能意味着妥协，即对两种更为明确的选择的“折中”。但如果在一有不再像过去那样概括一切，那么这一结论也将不再成立。我们应当严肃地看待近来在社会民主主义者中极为广泛地受到讨论的“活跃的中间派”或者“激进的中间派”。
这意味着“中左”ent一书中曾经提到，在当前的社会中，富人对下层社会人们的命运漠不关心。不过在欧洲国家中的研究表明，在许多方面事实却恰恰相反。自下而上的联合是能够建立起来的，而且能够为激进政策奠定基础。例如，对生态问题的解决无疑经常需要某种激进的观点，但是，这样的激进主义大体上能够博得广泛的一致同意。从对全球化的反应到家庭政策，情况都是如此。
因此，“中左”这一术语并不仅仅是一个标签。革新后的社会民主党必须站在“中左”一边，因为社会正义和解放政治仍处在它的核心。但是“中间”不应被视为缺乏自己的主旨。相反，我们所谈论的是这样的一些联合：社会民主主义者可以将它们从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各条脉络中编织而成。对于传统的以及新颖的政治问题，都需要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思考。例如，一个经过改革的福利国家必须符合社会正义的标准，但它也必须认同和创造积极的生活选择，并与生态战略结为一体，以及对新的风险情形作出反应。
“激进主义”过去一向被认为是植根于左一有对立并且是以左反左的，因为那些自称是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认为自己与那些仅仅被视为“改良主义者”的人相距甚远。左与激进，如果曾经几乎是同义词的话，现在已经不再如此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发觉这种处境令他们很不自在。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因为它允许突破那些曾经一度高高筑起的政治樊篱而进行交流。让我们再来考虑福利改革的例子。关于福利国家之未来的设想，在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之间差异迎然，并且，这些差异集中围绕在左和右的分界线上。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保持高额的福利支出，而新自由主义者们却主张建立一个更小的福利安全网。但是，所有福利改革者们也都面临着一些公共问题。例如，怎样解决人口日趋老龄化并非仅仅是调整养老金水平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更加彻底地反思这种老龄化的性质变化、健康与疾病的形式变化以及其他更多的问题。
政治的行动主体
在就政治革新作出的所有尝试中，关干行动主体agen－cy的问题自然也呈现了出来。如果某项政治纲领能够取得一致，又如何来贯彻它呢社会民主政治最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社会运动而兴起。今天，他们除了遇到意识形态危机以外，还发现新的社会运动已经从侧翼包围着自己，自己也像其他党派一样陷入了一种政治不断贬值、政府权力明显耗损的处境之中。新自由主义一直坚持不懈地对政府在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进行着批评，这种批评看起来似乎是与现实世界中的各种趋势相一致的。现在已经到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对这些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观点发起反击的时候了。
“政治终结”的主题和全球化市场所导致的“国家隐没”，在近期的种种文献中显得如此突出，以至于值得我们反复重申政府在当代世界中所能够取得的成就。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
为各种不同利益的体现提供途径；
提供一个对这些利益的竞争性要求进行协调的场所；
创设和保护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关于政策问题的论争能够不受限制地持续开展下去；提供包括集体安全和福利的各种形式在内的、多种多样的公共产品；为公共利益而对市场进行规治，并在存在垄断威胁的情况下培育市场竞争；通过对暴力手段和警察机构的控制和使用，来培育社会安定；通过其在教育制度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来促进人力资源的积极开展；维持有效的法律制度；作为主要的用人方，在干预宏观和微观经济、以及提供基础设施中发挥直接的经济作用；比较富有争议的是，政府具有教化的目的：政府虽然体现着那些得到普遍支持的规范与价值，但是它也可以在教育制度和其他方面对这些规范与价值的塑造起到帮助作用；培育区域性和国际间的联合，并寻求实现全球性目标。
当然，上述各项都可以以颇为不同的方式去进行解释，并且在它们当中也总是存在着那些与非国家行动主体相重叠的领域。而上述这份清单是如此地令人难以驳法，再谈什么国家和政府正日益变得无关紧要已不具有任何意义。
在任何这些领域中，市场都不能取代政府，社会运动或者其他各种类型的非政府组织ngo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不论它们变得如何重要。80年代或者9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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