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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谜，而且它可能会有一个很长的潜伏期。仅仅是它对于经济所产生的冲击就已经是相当剧烈了。从1998年对疯牛病的调查中所得出的最新估计显示，它为英国经济所带来的支出迄今已达30亿英镑，这还仅仅是就向农民支付的赔偿、以及销毁受到感染的牛和处理它们尸体的支出来进行测算所得出的结果。在许多至今并未直接受到疯牛病侵袭的国家中，牛肉的消费量也已经降低了。
疯牛病事件为说明生态危机不能被“置之不理”、而是已经涌入了现代政治的核心地带这一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证明假如需要证明的话。例如，卫生保健政策不能离开控制污染去设计，而把后者仅仅看成是“环境问题”中的某个独特领域；或者，仅仅把这些政策的制定看成是与技术变革相分离的过程。如何面对生态危机，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在关于生态现代化的文献中，预防原则通常是作为一种处理生态恶兆的方式而被提出来的。这一观念大概是在80年代首先为德国所采纳，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构成了该国公共政策中的一部分。这个国家最基本的态度就是，它声称有关环境问题的行动即使在科学上存在着不确定性，也仍然应当付诸实施。因此，80年代在几个欧洲大陆国家中启动了一些对付酸雨的项目，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英国，缺乏结论性证据竟被用来证明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以及其他污染问题上行动迟缓的合理性。
不过，预防原则并非总是有助益的，也并非总是可行的。生态危机经常都不会是如此标准化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已不再拥有坝占近自然”的机会。或者，因为同是源于科技进步的利益与风险，它们之间的平衡点是无法把握的。在支持科学技术革新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常常需要的是大胆，而不是谨慎。
新的风险情形的复杂特性甚至已经扩展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它们已经进入了公共讨论的领域之中。再以疯牛病为例。当时政府受到了普遍指责，首要的原因是，它先否认疯牛病对人们造成了某种健康方面的风险，后来又根据新的科学证据而转变了态度。作为政府不称职的表现，光是这种态度上的矛盾就足以轻而易举地使政府解散。在新的风险确实存在、而科学证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政府必须作出严格说来是具有冒险性质的决策。关键的不确定性在于：政府应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宣布那些通过新的科学信息而日益彰显的可能危险。对于某种新的风险情形的公开宣布，就像疯牛病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能够产生深远的后果。如果一项风险被公布出来，或者经过政府的干预而被赋予了“官方”的性质，然而事实上却是被夸大了或者什么也没发生的话，批评家们就会说这是一种“谣言惑众”；但是，假如官方认为这事风险很小，因此对是否要公开宣布持谨慎态度，那么批评家们就又会说这是“掩盖真相”：为什么不让公众早一些了解情况
这里所牵涉到的问题甚至比上面的问题还要难办。在某些情况下，对于说服人们在改变自己目前行为的同时，又使他们同意采取那些为了避免某个风险或者一系列风险而采取别的行动步骤，预先警示可能是有必要的。例如，只有当政府与其他机构已经以种种方式受到了连续发生的灾难的严重干扰，解决全球变暖的有效的世界性行动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但是，那些能够、或者应当被公开激起的警惕，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如果有太多预警，就可能使人们今后对任何事情都不再严肃对待。
长期以来，向公民提供安全保障一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福利国家一直被视为这种安全保障的载体。从生态问题中所能汲取到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需要对风险予以同样多的关注。新表现出来的风险的突出性将个人自主性同科学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广泛影响这两个方面联系了起来。风险一方面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我们所面对的各种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是由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些风险所伴生的各种机会。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动力的规则。
传统和自然，就其“不由分说”地作出它们的决定而论，是很相似的。各种行动与事件都“向来如此”，或者，作为“天经地义的”结果而为人们所接受。一旦传统和自然得到改造，就必须采纳富有远见的决定，并且我们对于这些决定所带来的后果须负有责任。谁应当对无论是个人、国家。还是其他组织所采取的当前行为的将来后果承担责任，是新型政治主要关注的问题之如同在情况恶化的时候，由谁、怎样、以及利用什么资源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一样。
机会与创新是风险的积极一方。当然，没有人能够逃避风险，但是在对于风险的被动经历与对于风险环境的主动探测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风险的积极参与，是社会与经济动员的一个必要成分。对于某些风险，我们希望尽可能将其降至最低程度；而另外的一些风险，例如那些涉及到投资决定的风险，是成功的市场经济中一个积极的和不可或缺的部分。
确切地说，风险与危险并不是一回事。风险涉及到那些我们主动寻求与之面对、以及对其进行估量的危险。在一个面向未来并充塞着信息的社会如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当中，关于风险的主题将政治的其他各个不同领域联结了起来：福利国家改革、参与世界金融市场、对技术变革的反应、生态问题、以及地缘政治的变化。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抵御风险的保障，但也需要具有面对风险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对待风险的能力。
“第三条道路”政治
迄今为止，我已经分别谈到了“五种两难困境”，仿佛它们是互不相关似的。然而，它们其实并非互不相关，而且在这一节和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需要将这些不同的线索联接到一起。
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总目标，应当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些变革是：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第三条道路政治应当对全球化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但至关紧要的是，必须将其视作范围比全球市场还要宽得多的一种现象。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与极右派所主张的经济和文化保护主义进行论争，后者将全球化看成是对国家的完整性和传统价值的威胁。经济全球化无疑能够对地方性的自给自足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但是，保护主义既不明智也不合乎民意。即使它能够在实践中被采纳，它也只能制造一个自私的、各经济集团之间很可能会相互敌对的世界。第三条道路政治不应当把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中的“一揽子协议”blanketendorsent相等同。自由贸易能够作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是，假如市场对社会和文化具有破坏性力量，那么，对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广泛后果就总得进行仔细审视。
第三条道路政治，在明确承认它所关注的问题范围比旧的左一有分野架构下更加广泛的同时，保留社会正义问题仍然是核心的关注点。平等和个人自由也许会发生冲突，但是立足平等的各项措施也常常会扩大那些向个人敞开的自由的范围。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自由应当是指行为自主，而后者反过来又需要广大社会共同体的参与。在置老式的集体主义于一边的同时，第三条道路政治正在寻找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寻找一种对于权利和义务的重新定义。
有人可能会以下面的这句话作为新型政治的座右铭：无责任即无权利。政府对于其公民和其他人负有一系列责任，包括对弱者的保护。不过，老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于将权利作为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种种要求。个人主义不断扩张的同时，个人义务也应当延伸。例如，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应当履行主动寻找工作的义务；并且，能否确保各种福利制度不会阻碍主动的谋职行为则取决于政府。作为一项伦理原则，“无责任即无权利”必须不仅仅适用于福利的受益者，而且也适用于每一个人。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强调这一点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规则就只能适用于那些穷人或需要得到福利的人正如政治权利的实际情形一样。
在今天的社会中，第二条规则应是无民立即无权威。无论是在国家、政府、家庭、还是其他机构之中，权利总是以不断地关注传统的各种标记作为使权威正当化的主要手段。右翼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说道，如果失掉传统和传统的各种形式，权威就会瓦解，人们就将失去分辨对与错的能力。这样一来，民主就永远只能是残缺不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反对这一观点。在一个传统与习惯正在失去其支配力的社会之中，树立权威的惟一途径就是通过民主新自由主义虽并不必然地腐蚀权威，但却需要在一个积极的、或参与的基础之上来对权威进行重铸。
与第三条道路政治相关的其他问题并不隶属于解放政治的构架，或者只是部分地关系到这一构架。这些问题包括对全球化的反应、科学与技术变革、以及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需要在这里提出来的问题不是关于社会正义，而是关于我们在传统与习惯已趋衰落之后应当怎样生活、如何重建社会团结、以及如何对生态问题作出反应。在对上述问题作出反应的过程中，应当着重强调世界价值、和可能被称之为“哲学上的保守主义”的价值。在一个充满生态危机的时代，现代化不可能完全是直线型的，而且也绝对不可能仅仅等同于经济增长。
现代化问题对于新型政治来说，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生态现代化是其中的一个视角，但还包括有其他方面。例如，托尼布莱尔的各次讲话中，掺入了某些关于现代化的言论。现代化究竟应当意味着什么明显地讲，它所指的一个方面就是社会民主自身的现代化，即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阵营中脱离出来。但是，作为内涵广泛的一项行动计划，一个现代化战略只有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对这一观念已经具有了极富经验的理解的前提下，才能奏效。
在生态方面极富敏感性的现代化问题，不是关于“日益增长的现代性”的问题，而是旨在了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与限制。在一个繁复变化的世界其中，本质上不可预测的科技创新所释放的能量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中，急需重建连续性和提高社会凝聚力。
哲学保守主义的主旨是走中间道路。当然，现代化与保守主义通常被视为两个对立面。但是，我们必须利用现代性这一工具，来解决如何生活在这个“超越了传统”并“处在自然的另一端”的世界在这里，风险与责任进行了新的组合中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保守主义”与政治右翼对其进行理解的方式之间，只具有一种不牢固的密切关系。它提出，应当采取务实的态度来应付变化；在对科学技术为我们带来的各种不确定结果进行认识的过程中，对它们采取某种具有细微差别的立场；对过去和历史保持尊重；而在环境保护领域中，在可行的情况下采用预防原则。这些目标非但不与现代化行动计划相矛盾，而且还以后者为先决条件。科学与技术，就像上面所谈到的那样，已经再也不能被置于民主的范围之外了，因为它们对于我们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比对前几代人更加直接、也更加深远。
再以现代政治中某些最激烈的争论所涉及到的家庭作为另外一个例子。维持家庭生活的连续性，尤其是保障儿童的幸福，是家庭政策中最为重要的目标之一。不过，这个目标不能通过某种反动的姿态即试图重申“传统家庭”的做法来达到。就如同我将在后面试图说明的那样，它必须以民主化的现代化进程为前提。
第三章国家与公民社会
以下的文字提供了一份完整的政治纲领的大纲当然这仅仅是一份大纲，它涉及到每一个重要的社会领域。对国家和政府进行改革应当成为“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项基本的指导性原则，“第三条道路”政治是一个深化并拓展民主的过程。政府可以同公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这种伙伴关系的经济基础就是我将会谈到的新的混合经济。只有在现行的福利制度得到彻底现代化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形态才可能是有效率的。“第三条道路”政治是一国政治。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不仅可以促进社会的包容性inclusion，而且还可以在培育跨国统理体系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上面提到的每一种概念在下文中都将得到一定程度的详细讨论。我并不想说所有这些概念都是毫无问题的。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概念都是有争议的、并且也是很棘手的。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控制全球化和技术变迁所释放出来的力量。新的、充满风险的环境是一个由危险和机遇共同组成的神秘混合体。因此，这里所提出的框架只是一份正在形成过程中的纲领。
民主制度的民主化
新自由主义者想要缩小政府，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则一一直热衷于扩大政府。第三条道路则认为有必要重构国家：超越“把国家当敌人”的右派和“认国家为答案”的左派。如果说自由民主制度如今面临着某种危机的话，那么，这并不是因为它受到满怀敌意的竞争对手的威胁就像、个世纪之前那样，而是因为它已经没有可以与之匹敌的对手了。随着两极化时代的过去，大多数国家已经没有了与其针锋相对的敌人。面临着危险而不是敌人的国家不得不到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去寻找合法性的资源。现代国家是在战争的严酷考验中逐渐形成的，而且，战争和战争准备影响国家制度的许多方面。国家创设公民权和福利项目的主要目的就是拉拢人民并获取他们的支持，这种现象在冷战期间、直持续着。许多社会民主主义阵营中的思想家都忽视了这一事实，其中包括影响最大的马歇尔，他也过高估计了自由民主制度和福利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的自立self－ntained成分。
全球市场的发展和大规模战争的隐退并不是影响国家结构或政府之合法性的惟一因素。其他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民主化的广为传播，这与传统和习惯的影响逐渐减弱是息息相关的。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并非完全来自于、甚至并非主要来自于自由民主制度对其他各种制度的胜利，而是来自于重新塑造着全球化社会的那些更深层的力量包括对个人自主性的需要以及更加具有反思能力的公民群体的出现。民主化是片面民主的过程，其中的不平衡必须得到重视。民主制度的危机导源于它还不够民主。虽然，正像前面几章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对政治家表示信任的人口比例在过去三十年间有所下降，但是人民对民主本身的信任却丝毫未减。在美国，90的人“对民主制的政府感到满意。一项对欧洲十一国进行的覆盖1981年至1990年这一段时期的调查也显示出有超过90的人支持“民主制政府”。同样比例的人口同意“我们应当设法进一步完善民主制度”。
问题并不在于是要更大的政府还是更小的政府，而是要认识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而且，权威，包括国家的合法性，必须在一种积极的基础上得到重构。在一个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中，权威无法再通过传统的象征性符号或者通过声称“情况向来如此”而获得合法性。改革应当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怎样才能使民主制度民主化答案部分取决于具体的情景，因为不同的国家遵循着不同的发展轨迹，而且具有不同的宪法背景。但是，总体性的重点在任何地方都应当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把它们概括为以下几条：
国家必须对全球化作出结构性的回应。民主制度的民主化首先意味着权力的非中心化过程decentral－ization，但这一过程并不是单向性的。全球化为权力下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逻辑，但它同时也为权力的向上移交提供了同样的东西。这一双向性的运动一条双向民主化的道路与其说是弱化了民族一国家的权威，倒不如说是重塑了这种权威的条件，因为这一道路可以使国家得以回应各种各样的冲击，否则这些冲击便会反过来挫败国家本身。在欧盟的情景下，这意味着我们应当把辅助权不仅仅视为一个教条式的术语：它是建构一种既非超级国家、也非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秩序的方式；与此同时，它也是使国家经过重整而获具影响力的方式。国家应当扩展公共领域的作用，这意味着国家要进行迈向更大的透明度和开放性的宪法改革，并建立防治**的新措施。世界各国政府近年来都面临着人民对其**的指控，这一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其中的原因并不是**现象日益增加，而是政治环境之性质的改变。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实践中依赖幕后交易、特权和庇护，这种现象可能是非常普遍的。影响政治领域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政府和公民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信息环境中。既存的办事方式受到人们的审视，同时，被视为**或不可接受的做法的范围也扩大了。
英国目前所面临的一个特殊难题这或许也是一种机会就是这个国家需要进行一种两路并进的宪政现代化。一种广义的宪政改革早在十年以前就已经通过“88宪章”而被纳入了议事日程，而且已经成为工党政策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其第一次被提出之时，激发这一改革的主要想法就是英国必须赶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先进宪法模式。如今它还必须回应更加全面的变化趋势。
与其他几乎所有的自由民主国家都不同的是，英国没有一部成文宪法。政府的职能以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由习惯和判例法加以确定的。宪法改革的目的不仅在于要使这些原则明确化，而且在于要同渗透在英国政治体制上层之中的保密文化作斗争。行政部门掌握的权力太大，而现有的责任机制则非常脆弱；议会各委员会是由下议院的人员构成的，缺乏真正的说服力；就其存在而言，上议院本身完全是民主社会中呈现出的一种时代错误”。
初看起来，对上述任何一个领域进行改革都是极其困难的，更逞论各个领域的改革齐头并进了。改革毕竟需要由本身便存在问题的机构来实施。不过，掌权后的工党已经迈出了大胆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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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谜，而且它可能会有一个很长的潜伏期。仅仅是它对于经济所产生的冲击就已经是相当剧烈了。从1998年对疯牛病的调查中所得出的最新估计显示，它为英国经济所带来的支出迄今已达30亿英镑，这还仅仅是就向农民支付的赔偿、以及销毁受到感染的牛和处理它们尸体的支出来进行测算所得出的结果。在许多至今并未直接受到疯牛病侵袭的国家中，牛肉的消费量也已经降低了。
疯牛病事件为说明生态危机不能被“置之不理”、而是已经涌入了现代政治的核心地带这一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证明假如需要证明的话。例如，卫生保健政策不能离开控制污染去设计，而把后者仅仅看成是“环境问题”中的某个独特领域；或者，仅仅把这些政策的制定看成是与技术变革相分离的过程。如何面对生态危机，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在关于生态现代化的文献中，预防原则通常是作为一种处理生态恶兆的方式而被提出来的。这一观念大概是在80年代首先为德国所采纳，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构成了该国公共政策中的一部分。这个国家最基本的态度就是，它声称有关环境问题的行动即使在科学上存在着不确定性，也仍然应当付诸实施。因此，80年代在几个欧洲大陆国家中启动了一些对付酸雨的项目，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英国，缺乏结论性证据竟被用来证明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以及其他污染问题上行动迟缓的合理性。
不过，预防原则并非总是有助益的，也并非总是可行的。生态危机经常都不会是如此标准化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已不再拥有坝占近自然”的机会。或者，因为同是源于科技进步的利益与风险，它们之间的平衡点是无法把握的。在支持科学技术革新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常常需要的是大胆，而不是谨慎。
新的风险情形的复杂特性甚至已经扩展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它们已经进入了公共讨论的领域之中。再以疯牛病为例。当时政府受到了普遍指责，首要的原因是，它先否认疯牛病对人们造成了某种健康方面的风险，后来又根据新的科学证据而转变了态度。作为政府不称职的表现，光是这种态度上的矛盾就足以轻而易举地使政府解散。在新的风险确实存在、而科学证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政府必须作出严格说来是具有冒险性质的决策。关键的不确定性在于：政府应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宣布那些通过新的科学信息而日益彰显的可能危险。对于某种新的风险情形的公开宣布，就像疯牛病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能够产生深远的后果。如果一项风险被公布出来，或者经过政府的干预而被赋予了“官方”的性质，然而事实上却是被夸大了或者什么也没发生的话，批评家们就会说这是一种“谣言惑众”；但是，假如官方认为这事风险很小，因此对是否要公开宣布持谨慎态度，那么批评家们就又会说这是“掩盖真相”：为什么不让公众早一些了解情况
这里所牵涉到的问题甚至比上面的问题还要难办。在某些情况下，对于说服人们在改变自己目前行为的同时，又使他们同意采取那些为了避免某个风险或者一系列风险而采取别的行动步骤，预先警示可能是有必要的。例如，只有当政府与其他机构已经以种种方式受到了连续发生的灾难的严重干扰，解决全球变暖的有效的世界性行动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但是，那些能够、或者应当被公开激起的警惕，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如果有太多预警，就可能使人们今后对任何事情都不再严肃对待。
长期以来，向公民提供安全保障一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福利国家一直被视为这种安全保障的载体。从生态问题中所能汲取到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需要对风险予以同样多的关注。新表现出来的风险的突出性将个人自主性同科学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广泛影响这两个方面联系了起来。风险一方面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我们所面对的各种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是由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些风险所伴生的各种机会。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动力的规则。
传统和自然，就其“不由分说”地作出它们的决定而论，是很相似的。各种行动与事件都“向来如此”，或者，作为“天经地义的”结果而为人们所接受。一旦传统和自然得到改造，就必须采纳富有远见的决定，并且我们对于这些决定所带来的后果须负有责任。谁应当对无论是个人、国家。还是其他组织所采取的当前行为的将来后果承担责任，是新型政治主要关注的问题之如同在情况恶化的时候，由谁、怎样、以及利用什么资源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一样。
机会与创新是风险的积极一方。当然，没有人能够逃避风险，但是在对于风险的被动经历与对于风险环境的主动探测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风险的积极参与，是社会与经济动员的一个必要成分。对于某些风险，我们希望尽可能将其降至最低程度；而另外的一些风险，例如那些涉及到投资决定的风险，是成功的市场经济中一个积极的和不可或缺的部分。
确切地说，风险与危险并不是一回事。风险涉及到那些我们主动寻求与之面对、以及对其进行估量的危险。在一个面向未来并充塞着信息的社会如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当中，关于风险的主题将政治的其他各个不同领域联结了起来：福利国家改革、参与世界金融市场、对技术变革的反应、生态问题、以及地缘政治的变化。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抵御风险的保障，但也需要具有面对风险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对待风险的能力。
“第三条道路”政治
迄今为止，我已经分别谈到了“五种两难困境”，仿佛它们是互不相关似的。然而，它们其实并非互不相关，而且在这一节和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需要将这些不同的线索联接到一起。
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总目标，应当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些变革是：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第三条道路政治应当对全球化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但至关紧要的是，必须将其视作范围比全球市场还要宽得多的一种现象。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与极右派所主张的经济和文化保护主义进行论争，后者将全球化看成是对国家的完整性和传统价值的威胁。经济全球化无疑能够对地方性的自给自足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但是，保护主义既不明智也不合乎民意。即使它能够在实践中被采纳，它也只能制造一个自私的、各经济集团之间很可能会相互敌对的世界。第三条道路政治不应当把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中的“一揽子协议”blanketendorsent相等同。自由贸易能够作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是，假如市场对社会和文化具有破坏性力量，那么，对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广泛后果就总得进行仔细审视。
第三条道路政治，在明确承认它所关注的问题范围比旧的左一有分野架构下更加广泛的同时，保留社会正义问题仍然是核心的关注点。平等和个人自由也许会发生冲突，但是立足平等的各项措施也常常会扩大那些向个人敞开的自由的范围。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自由应当是指行为自主，而后者反过来又需要广大社会共同体的参与。在置老式的集体主义于一边的同时，第三条道路政治正在寻找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寻找一种对于权利和义务的重新定义。
有人可能会以下面的这句话作为新型政治的座右铭：无责任即无权利。政府对于其公民和其他人负有一系列责任，包括对弱者的保护。不过，老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于将权利作为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种种要求。个人主义不断扩张的同时，个人义务也应当延伸。例如，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应当履行主动寻找工作的义务；并且，能否确保各种福利制度不会阻碍主动的谋职行为则取决于政府。作为一项伦理原则，“无责任即无权利”必须不仅仅适用于福利的受益者，而且也适用于每一个人。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强调这一点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规则就只能适用于那些穷人或需要得到福利的人正如政治权利的实际情形一样。
在今天的社会中，第二条规则应是无民立即无权威。无论是在国家、政府、家庭、还是其他机构之中，权利总是以不断地关注传统的各种标记作为使权威正当化的主要手段。右翼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说道，如果失掉传统和传统的各种形式，权威就会瓦解，人们就将失去分辨对与错的能力。这样一来，民主就永远只能是残缺不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反对这一观点。在一个传统与习惯正在失去其支配力的社会之中，树立权威的惟一途径就是通过民主新自由主义虽并不必然地腐蚀权威，但却需要在一个积极的、或参与的基础之上来对权威进行重铸。
与第三条道路政治相关的其他问题并不隶属于解放政治的构架，或者只是部分地关系到这一构架。这些问题包括对全球化的反应、科学与技术变革、以及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需要在这里提出来的问题不是关于社会正义，而是关于我们在传统与习惯已趋衰落之后应当怎样生活、如何重建社会团结、以及如何对生态问题作出反应。在对上述问题作出反应的过程中，应当着重强调世界价值、和可能被称之为“哲学上的保守主义”的价值。在一个充满生态危机的时代，现代化不可能完全是直线型的，而且也绝对不可能仅仅等同于经济增长。
现代化问题对于新型政治来说，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生态现代化是其中的一个视角，但还包括有其他方面。例如，托尼布莱尔的各次讲话中，掺入了某些关于现代化的言论。现代化究竟应当意味着什么明显地讲，它所指的一个方面就是社会民主自身的现代化，即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阵营中脱离出来。但是，作为内涵广泛的一项行动计划，一个现代化战略只有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对这一观念已经具有了极富经验的理解的前提下，才能奏效。
在生态方面极富敏感性的现代化问题，不是关于“日益增长的现代性”的问题，而是旨在了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与限制。在一个繁复变化的世界其中，本质上不可预测的科技创新所释放的能量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中，急需重建连续性和提高社会凝聚力。
哲学保守主义的主旨是走中间道路。当然，现代化与保守主义通常被视为两个对立面。但是，我们必须利用现代性这一工具，来解决如何生活在这个“超越了传统”并“处在自然的另一端”的世界在这里，风险与责任进行了新的组合中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保守主义”与政治右翼对其进行理解的方式之间，只具有一种不牢固的密切关系。它提出，应当采取务实的态度来应付变化；在对科学技术为我们带来的各种不确定结果进行认识的过程中，对它们采取某种具有细微差别的立场；对过去和历史保持尊重；而在环境保护领域中，在可行的情况下采用预防原则。这些目标非但不与现代化行动计划相矛盾，而且还以后者为先决条件。科学与技术，就像上面所谈到的那样，已经再也不能被置于民主的范围之外了，因为它们对于我们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比对前几代人更加直接、也更加深远。
再以现代政治中某些最激烈的争论所涉及到的家庭作为另外一个例子。维持家庭生活的连续性，尤其是保障儿童的幸福，是家庭政策中最为重要的目标之一。不过，这个目标不能通过某种反动的姿态即试图重申“传统家庭”的做法来达到。就如同我将在后面试图说明的那样，它必须以民主化的现代化进程为前提。
第三章国家与公民社会
以下的文字提供了一份完整的政治纲领的大纲当然这仅仅是一份大纲，它涉及到每一个重要的社会领域。对国家和政府进行改革应当成为“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项基本的指导性原则，“第三条道路”政治是一个深化并拓展民主的过程。政府可以同公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这种伙伴关系的经济基础就是我将会谈到的新的混合经济。只有在现行的福利制度得到彻底现代化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形态才可能是有效率的。“第三条道路”政治是一国政治。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不仅可以促进社会的包容性inclusion，而且还可以在培育跨国统理体系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上面提到的每一种概念在下文中都将得到一定程度的详细讨论。我并不想说所有这些概念都是毫无问题的。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概念都是有争议的、并且也是很棘手的。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控制全球化和技术变迁所释放出来的力量。新的、充满风险的环境是一个由危险和机遇共同组成的神秘混合体。因此，这里所提出的框架只是一份正在形成过程中的纲领。
民主制度的民主化
新自由主义者想要缩小政府，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则一一直热衷于扩大政府。第三条道路则认为有必要重构国家：超越“把国家当敌人”的右派和“认国家为答案”的左派。如果说自由民主制度如今面临着某种危机的话，那么，这并不是因为它受到满怀敌意的竞争对手的威胁就像、个世纪之前那样，而是因为它已经没有可以与之匹敌的对手了。随着两极化时代的过去，大多数国家已经没有了与其针锋相对的敌人。面临着危险而不是敌人的国家不得不到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去寻找合法性的资源。现代国家是在战争的严酷考验中逐渐形成的，而且，战争和战争准备影响国家制度的许多方面。国家创设公民权和福利项目的主要目的就是拉拢人民并获取他们的支持，这种现象在冷战期间、直持续着。许多社会民主主义阵营中的思想家都忽视了这一事实，其中包括影响最大的马歇尔，他也过高估计了自由民主制度和福利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的自立self－ntained成分。
全球市场的发展和大规模战争的隐退并不是影响国家结构或政府之合法性的惟一因素。其他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民主化的广为传播，这与传统和习惯的影响逐渐减弱是息息相关的。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并非完全来自于、甚至并非主要来自于自由民主制度对其他各种制度的胜利，而是来自于重新塑造着全球化社会的那些更深层的力量包括对个人自主性的需要以及更加具有反思能力的公民群体的出现。民主化是片面民主的过程，其中的不平衡必须得到重视。民主制度的危机导源于它还不够民主。虽然，正像前面几章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对政治家表示信任的人口比例在过去三十年间有所下降，但是人民对民主本身的信任却丝毫未减。在美国，90的人“对民主制的政府感到满意。一项对欧洲十一国进行的覆盖1981年至1990年这一段时期的调查也显示出有超过90的人支持“民主制政府”。同样比例的人口同意“我们应当设法进一步完善民主制度”。
问题并不在于是要更大的政府还是更小的政府，而是要认识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而且，权威，包括国家的合法性，必须在一种积极的基础上得到重构。在一个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中，权威无法再通过传统的象征性符号或者通过声称“情况向来如此”而获得合法性。改革应当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怎样才能使民主制度民主化答案部分取决于具体的情景，因为不同的国家遵循着不同的发展轨迹，而且具有不同的宪法背景。但是，总体性的重点在任何地方都应当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把它们概括为以下几条：
国家必须对全球化作出结构性的回应。民主制度的民主化首先意味着权力的非中心化过程decentral－ization，但这一过程并不是单向性的。全球化为权力下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逻辑，但它同时也为权力的向上移交提供了同样的东西。这一双向性的运动一条双向民主化的道路与其说是弱化了民族一国家的权威，倒不如说是重塑了这种权威的条件，因为这一道路可以使国家得以回应各种各样的冲击，否则这些冲击便会反过来挫败国家本身。在欧盟的情景下，这意味着我们应当把辅助权不仅仅视为一个教条式的术语：它是建构一种既非超级国家、也非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秩序的方式；与此同时，它也是使国家经过重整而获具影响力的方式。国家应当扩展公共领域的作用，这意味着国家要进行迈向更大的透明度和开放性的宪法改革，并建立防治**的新措施。世界各国政府近年来都面临着人民对其**的指控，这一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其中的原因并不是**现象日益增加，而是政治环境之性质的改变。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实践中依赖幕后交易、特权和庇护，这种现象可能是非常普遍的。影响政治领域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政府和公民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信息环境中。既存的办事方式受到人们的审视，同时，被视为**或不可接受的做法的范围也扩大了。
英国目前所面临的一个特殊难题这或许也是一种机会就是这个国家需要进行一种两路并进的宪政现代化。一种广义的宪政改革早在十年以前就已经通过“88宪章”而被纳入了议事日程，而且已经成为工党政策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其第一次被提出之时，激发这一改革的主要想法就是英国必须赶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先进宪法模式。如今它还必须回应更加全面的变化趋势。
与其他几乎所有的自由民主国家都不同的是，英国没有一部成文宪法。政府的职能以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由习惯和判例法加以确定的。宪法改革的目的不仅在于要使这些原则明确化，而且在于要同渗透在英国政治体制上层之中的保密文化作斗争。行政部门掌握的权力太大，而现有的责任机制则非常脆弱；议会各委员会是由下议院的人员构成的，缺乏真正的说服力；就其存在而言，上议院本身完全是民主社会中呈现出的一种时代错误”。
初看起来，对上述任何一个领域进行改革都是极其困难的，更逞论各个领域的改革齐头并进了。改革毕竟需要由本身便存在问题的机构来实施。不过，掌权后的工党已经迈出了大胆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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