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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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完全还处于蛮荒时代。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事情来改变这种状态。”
那要做什么事、怎么做呢姐妹三个一时又陷入茫然。还没等讨论出个头绪来呢，时间又到了，该去学校接孩子去了。云芳临走兴奋地说，“咱们今天算是开个头，回去都好好地想想，咱们能做点什么我还是那句话，人一辈子除了挣个温饱，总还得挣点别的啥才算对得起自己吧。”
三个人里面萧琳书读得最多，又是学理工科出身的，有个长于逻辑思维的头脑。她就想既然是要做点什么跟大陆配偶身份有关的事，那就从了解这个群体在台湾社会的现状着手吧。随后几天她有空就跑图书馆、书店、上网，发现这方面的信息资料真是少之又少，可见这个议题在台海两岸受关注的程度都非常低，但是就从这些非常稀少的统计数字、新闻报道里，也可以点滴看出大陆新娘的处境堪忧。
自1987年台湾开放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旅游、经商、工作，两岸联姻的数目成级数增长。据大陆方面的统计，1988年在大陆登记的涉台婚姻有约100对，到1998年一年即达1万对，10年间长了100倍。台湾方面的统计，到1998年底截止，台湾的两岸配偶约有6万对，其中台籍一方90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不仅经济条件差、受教育程度低，有的还有身体残障和智障，而他们挑选的大陆新娘，则多数是年轻漂亮的女孩，有的还受过高等教育。这些婚姻打一开始两造双方的极度不平衡、不般配，便注定了失败的结局。比如说像贵娃这样的老荣民回乡娶亲的吧。想当年云芳和她娘因为不确定究竟是老的要续弦还是小的要娶媳妇而忧心忡忡，还真不是她们庸人自扰，有多少的老荣民离了婚、死了太太或是60、70岁了还从未娶过亲的，回乡一趟就带回来一个20来岁、如花似玉的女孩，甚至有80岁的老荣民娶18岁新娘的案例。这些老荣民在台湾，绝大多数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虽然由于台湾当局优待荣民的一些福利政策，他们的基本生活、医疗等大多有保障，大部分人的温饱不成问题，但是像贵娃在家乡那样一掷千金的豪气，并因此而受到的礼遇与尊崇，却是这些老荣民一辈子都不曾享受过的。那种因为环境的转换而带来的突然而巨大的身份变化，是很容易让人昏了头脑的。据台媒的追踪报道，台湾宜兰县有9对这样的老夫少妻，已有3对离婚，2对正在打离婚官司，另有3对感情也亮起红灯，几乎可说是全军覆没。
还有更多年龄差距没有那么吓人的，却因为婚前接触时间短，互相了解少，对彼此的认知差距大，导致婚姻基础薄弱，婚后生活酿成悲剧。嘉义县37岁的蔡姓村民与28岁的广西莫姓女子，认识不到一个月就结婚，莫女来台后发现丈夫原来失业在家且贪杯如命，根本无法养家糊口，顿感受骗上当，但已为时晚矣。她只好偷偷到一家发廊打工，挣钱养家，回家来却见蔡男依旧是酒不离口，便郑重警告他要是再这样酗酒，不出去找工作，她就要和他同归于尽。但蔡男根本就是一个混混，哪里理会妻子的警告，结果有天俩人因故又起争执，怀孕三个月的莫女一气之下浇汽油**，造成一尸两命的惨剧。
1997年9、10间，连续发生三起悲剧。一名嫁到台湾才两年的大陆新娘，带着十一个月大的双胞胎，在新竹南寮渔港海边投海自杀。据说她老公对她很不好，一个月才给她五千块零用钱。一名住在中坜市的37岁大陆新娘，因与前夫发生争执，被连续砍杀六刀后死亡。还有一名38岁的大陆新娘，因为家庭失和而被婆家赶出家门，流落在宜兰街头。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婚姻困境、悲剧中，台湾当局对大陆配偶的种种不人道的歧视性政策，绝对是雪上加霜。别的不说，单说这个婚后六年要台海两岸飞来飞去、大陆配偶不能合法工作的恶法，就让多少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陷入举债维持基本生活的困顿之中，更不用说强大蛮横的国家机器人为造成的抛妻别子、骨肉离分。1998年，一名大陆新娘因为证实感染了爱滋病而被遣返大陆；另一名大陆新娘刘云香为了帮忙家计摆摊卖画，而被以非法打工强行遣返，留下因为生病不能工作的台湾老公一个人艰难度日。
最后的这个真实故事，更加坚定了萧琳要“做点什么”的决心。你看周丽和刘云香的情形非常相像，只是因为周丽运气好，结识了几个有良心、有热情的朋友，大家团结一心地做了点努力，结局就大为不同。萧琳在下次聚会时将她的这番研究心得向云芳和周丽做了汇报，俩人都大受启发，三个人讨论的结果是，人多力量大，一定要把有志于此的人召集起来，成立一个组织，才能为争取大陆配偶的权益努力。要成立一个组织，光是她们这些大陆配偶是不成的，萧琳对此也有研究，大陆配偶在台湾是没有组党、结社的自由的，还得把台籍的老公们拉下水。
“这绝对没有问题”，周丽兴奋地说，“我们家敏生自从遣返事件后，天天就琢磨着要怎么跟政府干仗呢，就是苦于对手太强大，咱们掰不过他们。组织起来是最好的办法，我现在就替敏生报个名，只要能够出了这口气，要他干啥都行。”
云芳看她说得好笑，逗她说，“你们过去是日子过得太好了不觉得，吃了亏才知道人间疾苦，我可是从踏上台湾这片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时时处处地吃着政府的苦头。不过话说回来，我最佩服、感激的是萧琳夫妻俩，我们是吃了苦头才要抗争，你们是真正的无私，因为你们并没有吃这些苦头，始终都是在为了别人的痛苦奔走。”
萧琳摇头说，“我跟你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能因为拿本美国护照就忘了自己从哪里来的。何况对别人的痛苦视而不见，说不好哪天痛苦就降临到自己头上来了呢，那时候再指望有别的人来帮自己，不就太晚了吗”
过了没几天，三家人又聚在一起商量这事儿，果然孙敏生和罗永福两个人都是磨拳擦掌，但黄清泉却缺席没有来参加。萧琳解释说最近清泉都很忙，恐怕没有太多时间贡献出来，但他已表态大力支持，而且还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要是成立组织一定需要块固定的地盘，这场地的问题他来想办法解决。听这么一说才让大家都觉得这事不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是真地要付诸行动了。于是就坐下来讨论个大概的分工，孙敏生负责跟政府机关打交道，看看要成立个组织又有哪些规章制度；萧琳负责宣传、文字方面的工作；云芳夫妇和周丽负责在全台湾召集发起人，因为台湾法律规定，要成立全台性质的社团，每个县市都必须有一位发起人。
清泉承包的场地问题很快得到落实。黄家在台北是大族，清泉父亲在举家移民美国之前在各处有好些房产，这些年都是清泉的三哥在管理，大部分都卖掉了，剩下的几处在出租。清泉去跟三哥商量，他三哥就说刚好有一间将近二十坪的店面，因为地处一条冷僻的小巷，很不容易租出去，已经闲置大半年了，既是清泉需要，就给他用好了。这可是解决了大问题，要知道在台北这个寸土寸金的都市，一间那样的店面一月租金起码上万，而云芳萧琳们完全是白手起家，不要说一月上万的租金，就是每次大家开会的便当钱，都是要自掏腰包的。大家伙都对清泉的慷慨感激不尽，只有萧琳知道他其实是因为歉疚才如此格外地想要有所补偿。他的歉疚一是觉得他们台湾人对不起这些远嫁来台的大陆女儿们，二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刻他却不能出更多的力。
清泉最近在忙的事是他认为对整个台湾命运更为重要的事情。其时正是1999年年底，离2000年3月份的总统大选还有几个月时间。这是台湾史上第一次，有可能真正实现政党轮替；这也是清泉当初跟萧琳说的，台湾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他不愿再做局外人，要回台湾来亲身参与的事情。国民党在1949年退守台湾之后，对台湾实行了将近三十年的戒严；1975年蒋介石去世，接班的蒋经国顺应潮流，渐进推动改革，于1987年7月宣布解除戒严，随后党禁、报禁等都相继解除；1988年蒋经国辞世，继任的李登辉持续推行蒋经国的民主化路线，于1992年终结“万年国会”，1996年第一次实施正副总统全民直选。那一次弱势的在野党──民进党没有能够打败国民党，政党轮替的梦想没能实现，在美国的清泉深为自己没有尽绵薄之力而愧疚，所以才发誓这一次再也不要错过了。他现在是民进党党外助选团台大教授分部的总干事，一天到晚忙得四脚朝天的，甚至还跟着民进党党主席林义雄先生去了一趟美国，向海外侨胞募集捐款。
萧琳对清泉的政治热情原本并不是十分理解。因为出生背景的缘故，她对政治向来不关心，中学时连共青团都没有入过，在大陆过了二十几年，从来没有投下过一张选票，好像也并没觉得有多大的欠缺；到美国后看那些政治人物整天为选票在台上口沫横飞，她更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反正她也没有选举权；入美国籍后还没来得及培养出什么感觉呢，就跟着清泉回了台湾，又成了没有选举权的新移民。这辈子看来她是与政治无缘了。要不是认识了云芳和周丽，这个大陆配偶的遭遇问题又使她产生唇亡齿寒之感，她这辈子也不会想着要去组党结社什么的。她当然是希望清泉能全力地支持她，但清泉有他的梦想要去追逐，而结婚这么多年来萧琳一直信守着当初对他许下的承诺──不会要他为她放弃自己的生活──所以也只好任他去了。何况人家清泉为他们解决了场地问题，已经是功莫大焉了。
孙敏生的工作暂时还很闲，就把拾掇场馆的事接了下来，和周丽俩人一有空就往那间店面跑，打扫、简单的装潢、找人来装电话、水电等等，麻烦事也是一大堆，尤其是资金严重短缺，根本就是零。这事大家也已讨论过了，初步决议是先把钱的问题搁一边，反正最耗钱的场地问题已经解决，别的呢就谁办事谁掏钱，记好账以后再来一起算。萧琳的宣传工作倒是不难，就是费时耗力。她制作了一批传单，上面罗列了台湾当局对于大陆配偶政策的种种不人道、不公平之处，以及与美国等先进国家移民政策的比较，说明了发起筹组社团的缘由，号召大陆配偶们踊跃报名参加，共襄盛举等等。然后有时间就叫上云芳、周丽以及几个和她关系比较亲密的学生，到入出境管理局、劳委会、海基会等几个大陆配偶经常出入地点的大门口去发放。
台北地区的工作进行起来比较容易，毕竟在自家门口，而且相对来讲北部民众思想比较开化一些。南部的情况孙敏生最熟悉，他从萧琳那里拿了一大叠传单，周末带着周丽和俩女儿回高雄去看父母，趁机跟爸妈宣讲了一番。自从遣返事件发生后，周丽跟公婆前嫌尽释，现在一家人关系融洽得不得了，几乎每个周末都要互相走动，过去从来不对外人明说自家儿媳妇是大陆人的公婆，现在见人就要提一句，“我那个大陆嫁过来的儿媳妇”。当然他们对当局这么欺负他们的大陆儿媳妇早已心怀不满，于是满口答应要帮他们到高雄的境管局和海基会办事处去散发传单。另外还有罗家父子俩。他们因为卖菜已经卖了将近二十年，全台湾各地的菜农、菜贩都认识不少，那段时间见谁都塞给人家几张传单，拜托人家散发给认识的大陆配偶。
就这样忙活了几个月，萧琳制做的几万份传单都发放出去，每个县市至少一名的发起人终于找齐了，他们便在基本收拾齐整的新家里开了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并成立了筹备会，会上公推黄清泉、孙敏生、罗永福为筹委会召集人──这时民进党的**已当选总统，台湾实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清泉的大事终于忙完──并由黄清泉负责草拟组织章程。然后清泉、敏生等人将申请书送交内政部审批，并多次与内政部就组织名称、章程等相关细节进行协商，最后终于于2000年5月挂牌成立“大陆配偶在台权益促进会”，票选出黄清泉、孙敏生、罗永福等五位常务理事，清泉为第一届理事长。私下里云芳萧琳周丽们，都喜欢把她们的组织称作娘家。
第六章小慧，小慧
第六章 小慧，小慧 小慧的老公是高雄市的发起人。小慧之所以给云芳萧琳她们留下深刻印象，首先因为她是外县市尤其是南部县市的大陆配偶中难得一见的对成立组织、争取权益十分积极热心的人。当初在找成立组织必需的30位各县市发起人时，他们可是没少费劲，因为大部分的大陆配偶对此都很冷漠──由北向南热情度递减──少数表示出热情的，一听还得动员老公参与，马上就打退堂鼓。小慧不知从哪里辗转拿到一份传单，竟然主动打电话来询问详情，那天刚好萧琳和云芳都在娘家忙着一些杂事，萧琳接的电话，小慧跟她一聊就聊了二十分钟，而且马上约好隔天上台北来见她们。放下电话跟云芳一说，俩人都有点不敢相信，这段时间只见他们一伙人为了动员群众，在台湾南北奔走串连，还从来没有哪个大陆配偶主动从南部上来台北找他们的。
第二天小慧来到云芳店里的时候，萧琳和周丽已经在那儿等着她了。先招待她吃了一顿云芳拿手的东北京饼和牛肉面，等一点多中午的人潮渐退，云芳才解下围裙，泡一壶新鲜的乌龙茶，坐下来和萧琳、周丽以及这位新到的姐妹聊各自的故事。
一聊之下，小慧又给人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原来她柔弱的外表下面，竟是一副无比勇敢、刚烈的性格。小慧的样子看起来真是很娇柔，细眉细眼、樱桃小嘴，笑起来两只浅浅的酒窝，说话慢条斯理、细声细气的，很有点林妹妹的味道，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很有欺骗性。“先是骗到了老公，接着骗翻我老公一家人。骗到老公是我一生的幸运，骗翻他一家人是他们的不幸。”
那天小慧就用这样的开场白来向云芳她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她1996年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很大的台资企业工作，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老公钟达明。达明是厂里的台干，而且是小慧见到过的最没有架子、没有脾气的台干。那家公司是最早进驻大陆的台湾企业之一，在业界素以对员工管理严格、作业程序高效、内部组织等级森严著称。所谓等级，台籍干部与大陆籍员工之间，几乎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大陆级员工之间也是等级分明，轻意不得逾越分际。小慧虽说有本科文凭，但因专业并不对口，且进厂时间短，所以职位还很低，只比生产线上那些18、19岁的打工妹打工弟高那么一两级，平时的工作基本和台干没有什么接触。有一天小慧跟着几个品管的大陆籍干部去巡视生产线，有个小姑娘一不留神出了点小错，致使那条线停了好几分钟，领头的干部大发雷霆，把个小姑娘骂得狗血喷头的。小慧也是有点初生牛犊的劲头，很看不惯他的派头，壮着胆帮小姑娘开脱了几句，那个男人大概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将炮火转向小慧，又是一通开骂。小慧没想到他这么一点不讲道理、不给人留面子，顿时吓呆了，眼泪在眼眶里打了几转，嘴唇差点咬破才没掉下来。
那天也是碰巧，达明正好到那里来有点事，看见那个干部正冲着小慧发飙，而小慧一副任人宰割的小媳妇模样，心里不禁一动。他上前来问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大陆籍干部一看是个台干，马上换了副嘴脸，点头哈腰地解释了一番。达明和颜悦色地说，既是问题都解决了，就别再怪东怪西的，是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下次小心点就是了。这番话和小慧刚才替小姑娘辩解的话是一样的意思，但在那个欺软怕硬的陆干面前却是完全不同的效果，只见他陪着一张灿烂如花的笑脸，又是一通的点头哈腰，“是，是，钟sir说得是，我这就马上叫他们开工。”
达明点点头，临走前仿佛不经意地看了小慧一眼，微微一笑。后来再在路上遇见了，两个人就有了一种好像旧识的感觉，很默契地点点头，微微一笑。再后来遇见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也说不上是达明追寻着小慧的身影，还是小慧牵引着达明的目光，总之到最后一天若没见到彼此，心里都空落落地莫名地发慌。这样用目光捉了一个多月的迷藏后，俩人都觉得再也忍受不住了，自然而然地在一天的傍晚时分走到了一起去。后来达明跟小慧说的，虽然那天骂人的那个陆干很可恶，但他还是衷心地感激他，因为那天要不是他那么大声地在骂人，就不会引起他的注意，那他就不会见到小慧；而且要不是他把小慧几乎骂哭了，他也不会那么一见动心。他说小慧那种梨花带雨的娇俏模样，是个男人见了都会动心。
俩人很快结了婚，把家安在大陆，生了个儿子，现在已经快三岁。去年达明被公司调回台湾，小慧跟着把家搬来，却没想到和达明幸福美满的小日子从此烟消云散。来之前达明就跟小慧讲好了的，回来是跟爸妈住一起，因为他是长子，两个姐姐都出嫁了，还有个弟弟住在家里，于情于理他都应该奉养父母。小慧并无任何异议，结婚三、四年，她多少也知道台湾比大陆保留了更多的传统文化，长子长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她既然嫁了台湾郎，当然就得尊重台湾的习俗。何况达明是这么一个好脾气的人，他的家人自然也不难相处，而小慧自认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又深爱着老公，她有足够的信心能做个贤淑的好媳妇。唉，现在想来小慧真是太天真了，她哪想得到，人心的险恶甚于世上最崎岖的道路。
在之前的三、四年里，小慧只跟着达明来台湾过两次，第一次是结婚时回来摆酒席，第二次是来度假，时间都很短，公婆一家对她都客客气气的。这次回来长住，当然不一样，小慧心里做足了准备。她回来的第一天晚上就把闹钟上好放在床头柜上，六点半起床，怎么样也要给公婆一个勤快的好印象。白天一天除了带儿子，还瞅着空子把三层楼大宅子的地板拖了一遍，婆婆煮饭时在旁边帮着摘菜、洗菜，吃完饭抢着洗碗收拾，临睡前还把一家人换下的脏衣服搁洗衣机里。慢慢地，家务事小慧越做越多，后来几乎包干了，买菜、煮饭、洗衣服、打扫卫生，全都是她在做。小慧毫无怨言，因为公婆对她儿子非常疼爱，小慧做家务的时候公婆都把孩子接过手，带他去公园玩儿啦，去玩具店跟他买玩具啦。小慧很知足，她人年轻，又不能出去工作，多做点家务事不算什么；何况公婆虽然没有对她像女儿似的特别亲热，但面子上还是大体过得去，有时因为什么事小慧没做好，婆婆说她几句，语气都还是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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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完全还处于蛮荒时代。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事情来改变这种状态。”
那要做什么事、怎么做呢姐妹三个一时又陷入茫然。还没等讨论出个头绪来呢，时间又到了，该去学校接孩子去了。云芳临走兴奋地说，“咱们今天算是开个头，回去都好好地想想，咱们能做点什么我还是那句话，人一辈子除了挣个温饱，总还得挣点别的啥才算对得起自己吧。”
三个人里面萧琳书读得最多，又是学理工科出身的，有个长于逻辑思维的头脑。她就想既然是要做点什么跟大陆配偶身份有关的事，那就从了解这个群体在台湾社会的现状着手吧。随后几天她有空就跑图书馆、书店、上网，发现这方面的信息资料真是少之又少，可见这个议题在台海两岸受关注的程度都非常低，但是就从这些非常稀少的统计数字、新闻报道里，也可以点滴看出大陆新娘的处境堪忧。
自1987年台湾开放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旅游、经商、工作，两岸联姻的数目成级数增长。据大陆方面的统计，1988年在大陆登记的涉台婚姻有约100对，到1998年一年即达1万对，10年间长了100倍。台湾方面的统计，到1998年底截止，台湾的两岸配偶约有6万对，其中台籍一方90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不仅经济条件差、受教育程度低，有的还有身体残障和智障，而他们挑选的大陆新娘，则多数是年轻漂亮的女孩，有的还受过高等教育。这些婚姻打一开始两造双方的极度不平衡、不般配，便注定了失败的结局。比如说像贵娃这样的老荣民回乡娶亲的吧。想当年云芳和她娘因为不确定究竟是老的要续弦还是小的要娶媳妇而忧心忡忡，还真不是她们庸人自扰，有多少的老荣民离了婚、死了太太或是60、70岁了还从未娶过亲的，回乡一趟就带回来一个20来岁、如花似玉的女孩，甚至有80岁的老荣民娶18岁新娘的案例。这些老荣民在台湾，绝大多数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虽然由于台湾当局优待荣民的一些福利政策，他们的基本生活、医疗等大多有保障，大部分人的温饱不成问题，但是像贵娃在家乡那样一掷千金的豪气，并因此而受到的礼遇与尊崇，却是这些老荣民一辈子都不曾享受过的。那种因为环境的转换而带来的突然而巨大的身份变化，是很容易让人昏了头脑的。据台媒的追踪报道，台湾宜兰县有9对这样的老夫少妻，已有3对离婚，2对正在打离婚官司，另有3对感情也亮起红灯，几乎可说是全军覆没。
还有更多年龄差距没有那么吓人的，却因为婚前接触时间短，互相了解少，对彼此的认知差距大，导致婚姻基础薄弱，婚后生活酿成悲剧。嘉义县37岁的蔡姓村民与28岁的广西莫姓女子，认识不到一个月就结婚，莫女来台后发现丈夫原来失业在家且贪杯如命，根本无法养家糊口，顿感受骗上当，但已为时晚矣。她只好偷偷到一家发廊打工，挣钱养家，回家来却见蔡男依旧是酒不离口，便郑重警告他要是再这样酗酒，不出去找工作，她就要和他同归于尽。但蔡男根本就是一个混混，哪里理会妻子的警告，结果有天俩人因故又起争执，怀孕三个月的莫女一气之下浇汽油**，造成一尸两命的惨剧。
1997年9、10间，连续发生三起悲剧。一名嫁到台湾才两年的大陆新娘，带着十一个月大的双胞胎，在新竹南寮渔港海边投海自杀。据说她老公对她很不好，一个月才给她五千块零用钱。一名住在中坜市的37岁大陆新娘，因与前夫发生争执，被连续砍杀六刀后死亡。还有一名38岁的大陆新娘，因为家庭失和而被婆家赶出家门，流落在宜兰街头。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婚姻困境、悲剧中，台湾当局对大陆配偶的种种不人道的歧视性政策，绝对是雪上加霜。别的不说，单说这个婚后六年要台海两岸飞来飞去、大陆配偶不能合法工作的恶法，就让多少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陷入举债维持基本生活的困顿之中，更不用说强大蛮横的国家机器人为造成的抛妻别子、骨肉离分。1998年，一名大陆新娘因为证实感染了爱滋病而被遣返大陆；另一名大陆新娘刘云香为了帮忙家计摆摊卖画，而被以非法打工强行遣返，留下因为生病不能工作的台湾老公一个人艰难度日。
最后的这个真实故事，更加坚定了萧琳要“做点什么”的决心。你看周丽和刘云香的情形非常相像，只是因为周丽运气好，结识了几个有良心、有热情的朋友，大家团结一心地做了点努力，结局就大为不同。萧琳在下次聚会时将她的这番研究心得向云芳和周丽做了汇报，俩人都大受启发，三个人讨论的结果是，人多力量大，一定要把有志于此的人召集起来，成立一个组织，才能为争取大陆配偶的权益努力。要成立一个组织，光是她们这些大陆配偶是不成的，萧琳对此也有研究，大陆配偶在台湾是没有组党、结社的自由的，还得把台籍的老公们拉下水。
“这绝对没有问题”，周丽兴奋地说，“我们家敏生自从遣返事件后，天天就琢磨着要怎么跟政府干仗呢，就是苦于对手太强大，咱们掰不过他们。组织起来是最好的办法，我现在就替敏生报个名，只要能够出了这口气，要他干啥都行。”
云芳看她说得好笑，逗她说，“你们过去是日子过得太好了不觉得，吃了亏才知道人间疾苦，我可是从踏上台湾这片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时时处处地吃着政府的苦头。不过话说回来，我最佩服、感激的是萧琳夫妻俩，我们是吃了苦头才要抗争，你们是真正的无私，因为你们并没有吃这些苦头，始终都是在为了别人的痛苦奔走。”
萧琳摇头说，“我跟你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能因为拿本美国护照就忘了自己从哪里来的。何况对别人的痛苦视而不见，说不好哪天痛苦就降临到自己头上来了呢，那时候再指望有别的人来帮自己，不就太晚了吗”
过了没几天，三家人又聚在一起商量这事儿，果然孙敏生和罗永福两个人都是磨拳擦掌，但黄清泉却缺席没有来参加。萧琳解释说最近清泉都很忙，恐怕没有太多时间贡献出来，但他已表态大力支持，而且还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要是成立组织一定需要块固定的地盘，这场地的问题他来想办法解决。听这么一说才让大家都觉得这事不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是真地要付诸行动了。于是就坐下来讨论个大概的分工，孙敏生负责跟政府机关打交道，看看要成立个组织又有哪些规章制度；萧琳负责宣传、文字方面的工作；云芳夫妇和周丽负责在全台湾召集发起人，因为台湾法律规定，要成立全台性质的社团，每个县市都必须有一位发起人。
清泉承包的场地问题很快得到落实。黄家在台北是大族，清泉父亲在举家移民美国之前在各处有好些房产，这些年都是清泉的三哥在管理，大部分都卖掉了，剩下的几处在出租。清泉去跟三哥商量，他三哥就说刚好有一间将近二十坪的店面，因为地处一条冷僻的小巷，很不容易租出去，已经闲置大半年了，既是清泉需要，就给他用好了。这可是解决了大问题，要知道在台北这个寸土寸金的都市，一间那样的店面一月租金起码上万，而云芳萧琳们完全是白手起家，不要说一月上万的租金，就是每次大家开会的便当钱，都是要自掏腰包的。大家伙都对清泉的慷慨感激不尽，只有萧琳知道他其实是因为歉疚才如此格外地想要有所补偿。他的歉疚一是觉得他们台湾人对不起这些远嫁来台的大陆女儿们，二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刻他却不能出更多的力。
清泉最近在忙的事是他认为对整个台湾命运更为重要的事情。其时正是1999年年底，离2000年3月份的总统大选还有几个月时间。这是台湾史上第一次，有可能真正实现政党轮替；这也是清泉当初跟萧琳说的，台湾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他不愿再做局外人，要回台湾来亲身参与的事情。国民党在1949年退守台湾之后，对台湾实行了将近三十年的戒严；1975年蒋介石去世，接班的蒋经国顺应潮流，渐进推动改革，于1987年7月宣布解除戒严，随后党禁、报禁等都相继解除；1988年蒋经国辞世，继任的李登辉持续推行蒋经国的民主化路线，于1992年终结“万年国会”，1996年第一次实施正副总统全民直选。那一次弱势的在野党──民进党没有能够打败国民党，政党轮替的梦想没能实现，在美国的清泉深为自己没有尽绵薄之力而愧疚，所以才发誓这一次再也不要错过了。他现在是民进党党外助选团台大教授分部的总干事，一天到晚忙得四脚朝天的，甚至还跟着民进党党主席林义雄先生去了一趟美国，向海外侨胞募集捐款。
萧琳对清泉的政治热情原本并不是十分理解。因为出生背景的缘故，她对政治向来不关心，中学时连共青团都没有入过，在大陆过了二十几年，从来没有投下过一张选票，好像也并没觉得有多大的欠缺；到美国后看那些政治人物整天为选票在台上口沫横飞，她更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反正她也没有选举权；入美国籍后还没来得及培养出什么感觉呢，就跟着清泉回了台湾，又成了没有选举权的新移民。这辈子看来她是与政治无缘了。要不是认识了云芳和周丽，这个大陆配偶的遭遇问题又使她产生唇亡齿寒之感，她这辈子也不会想着要去组党结社什么的。她当然是希望清泉能全力地支持她，但清泉有他的梦想要去追逐，而结婚这么多年来萧琳一直信守着当初对他许下的承诺──不会要他为她放弃自己的生活──所以也只好任他去了。何况人家清泉为他们解决了场地问题，已经是功莫大焉了。
孙敏生的工作暂时还很闲，就把拾掇场馆的事接了下来，和周丽俩人一有空就往那间店面跑，打扫、简单的装潢、找人来装电话、水电等等，麻烦事也是一大堆，尤其是资金严重短缺，根本就是零。这事大家也已讨论过了，初步决议是先把钱的问题搁一边，反正最耗钱的场地问题已经解决，别的呢就谁办事谁掏钱，记好账以后再来一起算。萧琳的宣传工作倒是不难，就是费时耗力。她制作了一批传单，上面罗列了台湾当局对于大陆配偶政策的种种不人道、不公平之处，以及与美国等先进国家移民政策的比较，说明了发起筹组社团的缘由，号召大陆配偶们踊跃报名参加，共襄盛举等等。然后有时间就叫上云芳、周丽以及几个和她关系比较亲密的学生，到入出境管理局、劳委会、海基会等几个大陆配偶经常出入地点的大门口去发放。
台北地区的工作进行起来比较容易，毕竟在自家门口，而且相对来讲北部民众思想比较开化一些。南部的情况孙敏生最熟悉，他从萧琳那里拿了一大叠传单，周末带着周丽和俩女儿回高雄去看父母，趁机跟爸妈宣讲了一番。自从遣返事件发生后，周丽跟公婆前嫌尽释，现在一家人关系融洽得不得了，几乎每个周末都要互相走动，过去从来不对外人明说自家儿媳妇是大陆人的公婆，现在见人就要提一句，“我那个大陆嫁过来的儿媳妇”。当然他们对当局这么欺负他们的大陆儿媳妇早已心怀不满，于是满口答应要帮他们到高雄的境管局和海基会办事处去散发传单。另外还有罗家父子俩。他们因为卖菜已经卖了将近二十年，全台湾各地的菜农、菜贩都认识不少，那段时间见谁都塞给人家几张传单，拜托人家散发给认识的大陆配偶。
就这样忙活了几个月，萧琳制做的几万份传单都发放出去，每个县市至少一名的发起人终于找齐了，他们便在基本收拾齐整的新家里开了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并成立了筹备会，会上公推黄清泉、孙敏生、罗永福为筹委会召集人──这时民进党的**已当选总统，台湾实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清泉的大事终于忙完──并由黄清泉负责草拟组织章程。然后清泉、敏生等人将申请书送交内政部审批，并多次与内政部就组织名称、章程等相关细节进行协商，最后终于于2000年5月挂牌成立“大陆配偶在台权益促进会”，票选出黄清泉、孙敏生、罗永福等五位常务理事，清泉为第一届理事长。私下里云芳萧琳周丽们，都喜欢把她们的组织称作娘家。
第六章小慧，小慧
第六章 小慧，小慧 小慧的老公是高雄市的发起人。小慧之所以给云芳萧琳她们留下深刻印象，首先因为她是外县市尤其是南部县市的大陆配偶中难得一见的对成立组织、争取权益十分积极热心的人。当初在找成立组织必需的30位各县市发起人时，他们可是没少费劲，因为大部分的大陆配偶对此都很冷漠──由北向南热情度递减──少数表示出热情的，一听还得动员老公参与，马上就打退堂鼓。小慧不知从哪里辗转拿到一份传单，竟然主动打电话来询问详情，那天刚好萧琳和云芳都在娘家忙着一些杂事，萧琳接的电话，小慧跟她一聊就聊了二十分钟，而且马上约好隔天上台北来见她们。放下电话跟云芳一说，俩人都有点不敢相信，这段时间只见他们一伙人为了动员群众，在台湾南北奔走串连，还从来没有哪个大陆配偶主动从南部上来台北找他们的。
第二天小慧来到云芳店里的时候，萧琳和周丽已经在那儿等着她了。先招待她吃了一顿云芳拿手的东北京饼和牛肉面，等一点多中午的人潮渐退，云芳才解下围裙，泡一壶新鲜的乌龙茶，坐下来和萧琳、周丽以及这位新到的姐妹聊各自的故事。
一聊之下，小慧又给人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原来她柔弱的外表下面，竟是一副无比勇敢、刚烈的性格。小慧的样子看起来真是很娇柔，细眉细眼、樱桃小嘴，笑起来两只浅浅的酒窝，说话慢条斯理、细声细气的，很有点林妹妹的味道，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很有欺骗性。“先是骗到了老公，接着骗翻我老公一家人。骗到老公是我一生的幸运，骗翻他一家人是他们的不幸。”
那天小慧就用这样的开场白来向云芳她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她1996年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很大的台资企业工作，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老公钟达明。达明是厂里的台干，而且是小慧见到过的最没有架子、没有脾气的台干。那家公司是最早进驻大陆的台湾企业之一，在业界素以对员工管理严格、作业程序高效、内部组织等级森严著称。所谓等级，台籍干部与大陆籍员工之间，几乎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大陆级员工之间也是等级分明，轻意不得逾越分际。小慧虽说有本科文凭，但因专业并不对口，且进厂时间短，所以职位还很低，只比生产线上那些18、19岁的打工妹打工弟高那么一两级，平时的工作基本和台干没有什么接触。有一天小慧跟着几个品管的大陆籍干部去巡视生产线，有个小姑娘一不留神出了点小错，致使那条线停了好几分钟，领头的干部大发雷霆，把个小姑娘骂得狗血喷头的。小慧也是有点初生牛犊的劲头，很看不惯他的派头，壮着胆帮小姑娘开脱了几句，那个男人大概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将炮火转向小慧，又是一通开骂。小慧没想到他这么一点不讲道理、不给人留面子，顿时吓呆了，眼泪在眼眶里打了几转，嘴唇差点咬破才没掉下来。
那天也是碰巧，达明正好到那里来有点事，看见那个干部正冲着小慧发飙，而小慧一副任人宰割的小媳妇模样，心里不禁一动。他上前来问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大陆籍干部一看是个台干，马上换了副嘴脸，点头哈腰地解释了一番。达明和颜悦色地说，既是问题都解决了，就别再怪东怪西的，是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下次小心点就是了。这番话和小慧刚才替小姑娘辩解的话是一样的意思，但在那个欺软怕硬的陆干面前却是完全不同的效果，只见他陪着一张灿烂如花的笑脸，又是一通的点头哈腰，“是，是，钟sir说得是，我这就马上叫他们开工。”
达明点点头，临走前仿佛不经意地看了小慧一眼，微微一笑。后来再在路上遇见了，两个人就有了一种好像旧识的感觉，很默契地点点头，微微一笑。再后来遇见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也说不上是达明追寻着小慧的身影，还是小慧牵引着达明的目光，总之到最后一天若没见到彼此，心里都空落落地莫名地发慌。这样用目光捉了一个多月的迷藏后，俩人都觉得再也忍受不住了，自然而然地在一天的傍晚时分走到了一起去。后来达明跟小慧说的，虽然那天骂人的那个陆干很可恶，但他还是衷心地感激他，因为那天要不是他那么大声地在骂人，就不会引起他的注意，那他就不会见到小慧；而且要不是他把小慧几乎骂哭了，他也不会那么一见动心。他说小慧那种梨花带雨的娇俏模样，是个男人见了都会动心。
俩人很快结了婚，把家安在大陆，生了个儿子，现在已经快三岁。去年达明被公司调回台湾，小慧跟着把家搬来，却没想到和达明幸福美满的小日子从此烟消云散。来之前达明就跟小慧讲好了的，回来是跟爸妈住一起，因为他是长子，两个姐姐都出嫁了，还有个弟弟住在家里，于情于理他都应该奉养父母。小慧并无任何异议，结婚三、四年，她多少也知道台湾比大陆保留了更多的传统文化，长子长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她既然嫁了台湾郎，当然就得尊重台湾的习俗。何况达明是这么一个好脾气的人，他的家人自然也不难相处，而小慧自认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又深爱着老公，她有足够的信心能做个贤淑的好媳妇。唉，现在想来小慧真是太天真了，她哪想得到，人心的险恶甚于世上最崎岖的道路。
在之前的三、四年里，小慧只跟着达明来台湾过两次，第一次是结婚时回来摆酒席，第二次是来度假，时间都很短，公婆一家对她都客客气气的。这次回来长住，当然不一样，小慧心里做足了准备。她回来的第一天晚上就把闹钟上好放在床头柜上，六点半起床，怎么样也要给公婆一个勤快的好印象。白天一天除了带儿子，还瞅着空子把三层楼大宅子的地板拖了一遍，婆婆煮饭时在旁边帮着摘菜、洗菜，吃完饭抢着洗碗收拾，临睡前还把一家人换下的脏衣服搁洗衣机里。慢慢地，家务事小慧越做越多，后来几乎包干了，买菜、煮饭、洗衣服、打扫卫生，全都是她在做。小慧毫无怨言，因为公婆对她儿子非常疼爱，小慧做家务的时候公婆都把孩子接过手，带他去公园玩儿啦，去玩具店跟他买玩具啦。小慧很知足，她人年轻，又不能出去工作，多做点家务事不算什么；何况公婆虽然没有对她像女儿似的特别亲热，但面子上还是大体过得去，有时因为什么事小慧没做好，婆婆说她几句，语气都还是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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