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协定》的签订,对于日本而言无疑是满洲战略的一次战略性胜利。

    毕竟,在签订前后的这近一年里,首先是东北军在热河一线的奋力一搏彻底宣告失败,接着是长城抗战的无疾而终,最后是果、日双方联合围剿吉鸿常、方振伍部。

    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便直接预示了日本对东四省(包括热河)的实质性占领,而越过长城一线之后,关东军所面对的就是无险可守的华北平原,北平已被三面包围。

    所以也难怪当时的常凯申会在日记中写道:“接何(应沁)黄(浮)来电,惶惶如不可终日,甚欲放弃北平。”

    当然,即便如此,常公仍然不愿从对赤战场中抽调一兵一卒北上支援,甚至就连已经对东北构不成实质威胁的东北军,他都要想办办法将其拐到陕甘,以对赤匪造成更多的压力。

    而恰好的是,日本人对常凯申的心思摸得也相当清楚,早在夺取热河之后不久,他们就派出武官藤原,邀约果党平津地区负责人黄浮到其私宅密谈,并向对方传达了和谈的信号,这才有了接下来的《塘沽协定》。

    关于此次协定的内容,最重要的无非两条:

    (1)日军撤至长城一线(同时也意味着金陵政府必须默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事实);(2)夏国军队不得在冀东地区驻守(这便给将来的事端留下了引子)。

    甚至更坦诚地说,半年前的那次隐秘谈判其实根本就不是谈判,而只能说是单方面的命令。

    就像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对常凯申派去的人员所说的那般,夏方对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不容修改一字,而唯一可供金陵政府操作的余地,就是不用书面承认满洲国和割让东北四省。

    而在协议签订半年之后,准备走马上任的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自然尤为关心下一步的操作。

    同时,因为他之前一直在本土和欧洲任职,缺乏与夏国有关的经验,所以也非常重视在这方面有着丰富实践的松室孝良,至少随口帮后者解决一下危机,再听取一番对方的建议,对于梅津来说不过是顺手而为罢了。

    “依我之见,未来帝国的主要威胁,必然是在支那赤军。”略微思考片刻之后,松室孝良极为肯定地给出了答复。

    见梅津少将没有提出疑问或反驳,只是露出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松室的心情也稍微紧张了一下,不过他没有执着于解释自己是不是因为这次的吃亏,而对支那赤党怀有报复心理,而是直接提出了一个看似与之无关的问题:

    “请问,阁下是否听说过冯遇祥的察哈尔同盟军呢?”

    “有所听闻。”梅津随意地点了下头,“但不是说,那支乌合之众,现在早已破裂了,也构不成什么威胁了么?”

    松室再次低头回道:“确实如此,原本我也是这么想,但从多伦一案来看,事情恐怕并没有这么简单。

    支那赤党在华北的布局,可能还要超乎我等的想象,甚至这背后,或许还有赤露的身影。”

    说完之后,松室孝良稍微停顿了一下,见梅津没有继续发问,便接着讲了起来:

    “因为早年曾与冯遇祥有过不少交往,所以知晓了一些消息,最初冯桑决定复出时,似乎有与赤露联络的迹象,不止一次对手下透露过此事。

    但察哈尔同盟军还是失败了,事后我们也没从中发现赤露出手的痕迹,便以为此事只是不了了之。

    但现在看来,所谓的同盟军,甚至于在此之后的吉鸿常与方振伍,都极可能只是赤露和支那赤党打出来的幌子。”

    类似的想法,其实关东军这边早就有过猜测,毕竟日本安插在夏国内部的情报人员实在是太多了,除去实行了严密反情报措施的土共根据地外,这些日本人在其余地方,几乎可以说是畅通无阻。

    从最开始冯遇祥决定发起同盟军,到他与各方的联络,基本都暴露在了日本的眼中,所以知道苏联曾有插手此事并不算难。

    但很显然的是,或许莫斯科拿出了一些资金作为支持,但应该可以确定,苏联并没有从外蒙向冯遇祥提供过物资和人员支持,所以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部也并未将其放在心上。

    或许是赤露发现从外蒙支援的风险太大,因而直接选择了放弃,又或许是两边并未达成最终的信任,甚至莫斯科不愿因此与帝国爆发冲突也极有可能,毕竟中东路都要卖了,再退几步又如何呢,这些便是参谋部对此的猜测。

    “幌子?有意思,松室桑,把你的想法,全部说出来吧,不许有任何隐瞒。”这时梅津美治郎也提起了一点兴趣,饶有兴致地看了看眼前这位大佐。

    “哈依!”松室孝良也不是没有向上级提交过类似的报告,但因为多伦的失败,参谋部对他抱有怨言的人不在少数,败军之将的话语自然不会引起多少关注。

    毕竟军官和士兵的损失还能勉强算是小事,可当这件小事发生在那些蒙古王公的代表眼中时,就远没有那么简单了。

    说得严重些,这极有可能削弱内蒙实力派对关东军的认可程度,进而影响到帝国向草原扩张的进程。

    将来无论是将蒙东纳入满洲国,还是将其独立为傀儡,帝国都必须付出更多代价,才能够挽回在这件事情上丢失的脸面。

    至少相比于关东军在东三省剿匪时的损失,此事在政治上的失分明显更加厉害。

    若不是身为贵客的梅津在司令官面前美言了几句,事后哪怕松室去了齐齐哈尔,也极可能被同僚给排挤到一旁,彻底断绝政治前途。

    虽然这背后的细节梅津美治郎没有与松室明说,但作为最起码的回报,松室孝良也不可能有半点隐瞒,他还指望着梅津将来能够扶他一把呢,此时不努力争取一个好印象,那岂不是脑子有问题。

    此外,也是源于对自己的信心,受到参谋部的再三忽视之后,松室大佐也渴望得到认可:

    “在察哈尔同盟军发起之前,我们在支那北方关注的势力,除去张汉卿的东北军外,就是转移到陕省的赤军。

    尤其是四月份,陕北赤军东渡黄河,与晋省的阎西山爆发冲突,虽然事端很快就平息了下来,但据晋绥军的内线反应,这股赤军的实力颇为可观,恐不在常凯申的遭殃军之下。

    根据支那赤党与阎西山的协议,这股赤军战后似乎并未回到陕北,而是进入了晋东北的灵丘县,以赤党发展地盘的能力,此地必然大有文章。”

    这些信息自然不是松室一个人搜集而来的,说到底他只不过是个大佐,没得资格直接获取其他部门的情报。

    所以松室一方面依托自己的人脉,从夏日两条线上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凭借之前的经验,对已有内容进行适当推理,才有了这些结论,当然算不上完全正确,但在梅津看来,多少有些可取之处。

    只是梅津美治郎已经花了不少心思,肯定想挖出更多东西出来:“这些情报,我已经从本部那边知晓了,松室桑,如果你只有这点想法,肯定是不够的。”

    “明白!阁下的要求,一定能得到满足!”松室孝良也不指望就能简单混过去,也幸亏他在此之前已经下了不少功夫,准备工作做得充足,才有了这时的游刃有余。

    “因为察哈尔同盟军的存在,帝国将注意力都放到了这十万杂牌身上,却忽略了与其相隔一条平绥线的赤军,导致在过去的半年里,对方已经开始坐大,并且大概率发展到了铁路以北的地区。

    我推测,这次出现在多伦的匪徒,必然出自于这股赤军之手,而且他们的背后,很可能还有赤露的身影。

    甚至于,从外蒙到张桓,或许还存在一条不为帝国所知的渠道,无论是飞机还是火炮,将来都可能从这里运到支那内陆。

    不,大概此事已经在发生了,那日出现在多伦的爆炸,以及两架铁甲车的失利,仅凭支那赤党在华北的实力,是不可能办得到的!

    如果继续调查下去,对于解答我们一直存在的疑惑,赤露是如何对支那进行干预,肯定大有帮助!

    虽然在南方、西北乃至满洲,都少不了赤露的影子,但显然华北的赤军,最晚出现,根基也最为薄弱……”

    随着红军的日益壮大,这股势力自然也引来了不少关注的眼光,尤其是他们诡异的物资来源,虽然大部分列强都猜测这是苏联搞的鬼,可别说切断这些渠道,就是找出它们存在的证据,都毫无头绪。

    所以相比于某个局部的一点小小损失,日方高层对于赤露的插手显然更为重视,而马上就要成为扩张总战略先头军的梅津美治郎司令官,自然对此提起了更多兴趣。

    随着松室孝良继续深入阐述他的想法,梅津的念头愈发地坚定下来,无论在华北的赤军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只需确定对方是赤露深入支那的触手,那他就必然有义务将其彻底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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