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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严格的宗法制度，上有兄长的孔端操便不用考虑继承爵位引领家族继续前进的问题，自小便被作为富贵闲人来培养。
因而，其人各方面的能力都赶兄长孔端友相差甚远，也清楚自己这篇《孔子改制考》写得很矬，有辱孔氏子孙之名，却不得不发。
身处混乱的时局之中，绝大部分人都很难对天下大势做出准确的判断。
孔端友、孔端操两兄弟虽然因出自孔氏长房而富贵，却没有过人之处，也是这“绝大部分人”中的一员。
不同的是，富贵闲人孔端操背负的责任极小，甚至可以为了家族的未来而毫无心理负担地偷偷求见敌国的官员。
而其兄孔端友身为宗主和大宋朝廷册封的衍圣公，却背负着家族传承千年的沉甸甸责任，不得不顾忌名声。
在儒家异端学术主导的大同帝国即将发动对儒家正统支持的大宋王朝的灭国之战的关键时刻，孔氏必须做点什么，才能对得起儒教信徒多年的香火供奉。
为了孔氏的千年富贵还能延续，孔端友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大同帝国册封，毅然投身颓势尽显的大宋王朝，以自身的坚定行动坚决捍卫先祖之学的纯洁。
不过，其人也没有把事情做绝。
孔端友带着几个族人跑路，却把胞弟孔端操和绝大部分族人留在了仙源县，以等待大同帝国接收。
如此一来，孔氏一分为二，两头押宝，无论大同能不能灭掉大宋，儒家异端会不会取代正统，孔氏都能在这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而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孔氏第四十八代嫡孙孔端友放弃宗主地位，与腐朽的大宋王朝同生死。
这种情况下，自小作为富贵闲人培养的孔端操接过了家族传承的重任。
等坐上了梦寐以求的宗主之位，孔端操才知道这份担子有多重。
摆在其人面前的首要问题，并不是请求大同朝廷册封自己为衍圣公。
大宋册封的衍圣公孔端友才逃到临安，其弟孔端操就如此做，实在过于急色，不符合儒家“尊尊亲亲”的宗法之仪。
更关键的问题是请求了也没用，大同朝廷绝对不会答应此事。
大同帝国尚处于开拓期，还没有到大封功臣的时候。
牛皋、武松、李逵、赵遹、宗泽等开国元勋都没有享受公侯之封前，正乾皇帝绝不可能先封没有尺寸之功的孔氏，哪怕他们是孔圣之后。
孔端操分析了大同帝国的规矩，认为抑制大族是大同的既定国策，孔氏在仙源县的势力已极，短期内得不到册封不说，还有可能会被大同官府逼着分宗迁徙。
这些年来，南北易姓的大族何止百家，孔氏既然无功于大同，凭什么要求特殊？
孔氏子孙的身份么？
原本可能还有一点用，但孔端友派人私下了解大同的接收条件后又逃到临安，等于是公开打徐泽的脸，孔氏不因此受到正乾皇帝的迁怒都要烧高香了。
想明白这一切后，孔端友不敢奢望衍圣公之封，只能退而求其次，思考如何尽力保住孔氏在仙源县的利益。
不过，这一“卑微”的想法也很难实现。
正乾皇帝虽然愿意接受孔氏的投效，还安排官员召见了孔端操，但自始至终，大同朝廷都没有给孔氏任何承诺。
反倒是提了孔氏须建立本身地位相匹配功劳的要求，还暗示了一条“明路”——撰写《孔子改制考》。
正是这条明“明路”让衍圣公孔端友意识到正乾皇帝的险恶用心，立即带着先祖的文化传承仓惶出逃，而将家族血脉传承的重任甩给了胞弟端操。
孔端操的见识和手段虽然不如孔端友，却也不是蠢笨之人，同样不敢走这条大伤家族根基的路。
要想保住孔氏在仙源县的利益，还得另寻他途。
只是，没等其人想明白应对之策，仙源县便出了事。
大宋朝廷的对内防范无处不在，天子册封孔氏嫡孙为衍圣公并兼理仙源县事，将孔氏高高捧起的同时，也以各种手段进行牵制。
孔端友只抓大事，不理庶务，县中日常琐事尽由县丞周宪主持。
在孔端友逃遁后，孔端操事实上接任了孔氏宗主之位，在族内有绝对的话语权，但只要没有朝廷的正式任命，其人就只是一介草民，无权擅自处理县中政务。
正常情况下，大宋朝廷也不会让没有爵位的孔端操掌管仙源县。
最终如何安排，需等朝廷的明确安排。
祸患便出在仙源县令孔端友逃跑，新的知县又没有赴任的权力空档期。
由于县令离奇失踪，本就紧张的仙源县城中谣言四起，县丞周宪担心有人趁机作乱，宣布将每日关闭城门的时间提前半个时辰，并实行宵禁。
此举遭到了一部分在城外有产业的上户激烈反对，并迅速发酵，最终演变为驱逐非仙源籍官吏的暴力行动。
孔氏就是仙源县的天，若是没有新宗主孔端操的点头，此事不可能闹得这么快。
实际上，这件事真不是孔端操主动挑起的，但他也由此事看到了化被动为主动的机会。
其人并没有真想要驱逐周宪，因为这样做对孔氏没有半点好处。
孔端操的想法很简单，即借乡民闹事向周宪施加压力，以进一步加强孔氏对仙源县的控制，等日后大同进军袭庆府时也多一些筹码。
其人的想法虽好，却不知道人心最是难测，很多事一旦发动便会因为难测的人心而失去控制。
周宪虽然代表朝廷监视孔氏，却不是什么胆大刚直的人物。
大宋冗官多不胜数，但想挑出胆大刚直者却是极难，如此稀缺的人才放到哪里不好，怎么可能派到圣人故里来闲置？
从周宪的视角看到的是同宋之战一触即发，县令孔端友消失不见，城中又爆发了针对自己的动乱，其人如何敢在这个时候与孔氏讨价还价？
胆小的周宪甚至都没有前往孔府核实情况，便趁着混乱化妆逃出了城。
待到孔端操反应过来时，周县丞早就跑得没影了。
第一次玩火就点着了自家房子，富家公子哥孔端操也失了分寸。
大同开年后就接连向大宋施压，众人皆知两国之间的大战已经不可避免，但毕竟还没有正式开打，国内也没有彻底动乱。
大宋依然拥有仙源县的合法掌控权，若是周宪逃到瑕县后，就以孔氏造反为由蛊惑知府徐处仁派兵围攻仙源县，事情可就闹大了。
孔氏在仙源县的势力虽盛，却是诗书传家的斯文人，于造反一事真的很不专业。
大宋禁军打不赢同军，可打起普通的造反者却是手到擒来。
不过，徐知府饱读诗书，未必会听周宪的一面之词。
毕竟，一般的文官都很难下决心对圣人子孙动刀子，哪怕孔氏真有造反的嫌疑。
但时局严峻，衍圣公前脚才走，孔氏后脚就驱逐县中官吏，不是造反也是造反。
背上了如此坏名声，之前孔端友又何必为了家族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当务之急是控制事态影响，想办法消除误会，绝不能让圣人子孙背负造反暴徒的恶名。
问题是如何说服徐处仁？
肯定不能大咧咧派人去瑕县，去了也说不清楚。
孔氏若没有作乱的想法，之前为什么不出面制止民乱，又有谁有能力在孔氏的眼皮子底下掀起动乱？
这个答案并不难找。
孔端操最终接受了族中智者的建议，将责任推给了大同帝国。
反正大同共建会对袭庆府的渗透不是一天两天了，以至于各县的政令都难出县城。
只有共建会有动机也有能力鼓动泥腿子趁机闹事，也背得起这口锅。
而徐知府为了官帽子，应该不敢在这个时候冒着引发两国大战的风险公然处置境内的共建会组织。
绝妙的点子，可惜遇到了人心惶惶的局面。
仙源县共建会闹事的消息传到四十余里外的瑕县，竟然变成了同军从天而降，攻入仙源县的恐怖谣言。
更绝的是，袭庆府守军偏偏信了这谣言。
不仅深信，还被吓得直接撒丫子逃跑。
大宋王朝就这样儿戏般地丢了袭庆府，罪魁祸首孔氏也彻底失去了向大宋朝廷洗清身上污名的机会。
更惨的是，陈达奉命率军进入攻入瑕县后，就迅速接管袭庆府六县一监，却拒绝接受孔端操的献表。
原因很简单，孔端操既不是代表儒家圣人子孙的衍圣公，也不是大宋正式任命的仙源县令，更没有据城与同军一战的实力和胆量。
其人的身份如此尴尬，有什么资格向大同帝国献表？
献什么表？
孔端友、孔端操两兄弟的接连神奇操作，使得仙源孔氏不仅在大宋王朝挂上了乱臣贼子的恶名，也失去了与大同帝国讲价的资本。
而随着同军入驻袭庆府的，还有大批基层行政人员。
其中，宗法最为严密的孔圣人故里仙源县又受到了重点照顾。
直到此时，孔端操总算真正知道了“正宗的共建会”与渗透他国的生产互助组织共建会是两个不同的形态。
大同帝国深入基层的社会治理体系注定会与世家大族的利益相冲突，最终必然有一方要做出让步，或者被让步。
孔端操已经不敢再奢望大同朝廷的衍圣公爵位了，其人就算再驽钝，也知道只待大同帝国完成了对仙源县的掌控，孔氏将再没有机会维持往日的富贵。
甚至，还有可能因为千年来的族内利益分配不均而引来祸端。
其人没有胆量发动族人对抗大同帝国对仙源县的改造，只能破罐子破摔，在被自己已经玩臭了的孔氏子孙身份上继续做文章。
于是，孔端操重新拾起了之前自己丢掉的《孔子改制考》，借此阐述孔氏对大同的无限忠诚，希望能够直达天听，以求正乾皇帝拉孔氏一马。
《孔子改制考》一经发表，便在同宋两国掀起轩然大波。
该文的内容荒诞无比混淆是非倒在其次，撰文者乃是享受孔子福泽千年的嫡脉子孙，吃祖宗的饭却砸祖宗的锅，才真是厚颜无耻突破下限。
很快，袭庆府动乱的“真相”也被大宋朝廷逐步挖掘出来。
孔氏享受了大宋王朝百多年的礼遇，却在关键时刻背反朝廷，如此无法无天忘恩负义之徒，难怪会做出此等数典忘祖的丑事。
大宋朝廷将孔氏的地位抬得那么高，并不是孔氏为大宋的创立与稳定做出了多大贡献，而是文官治国以文驭武的政治需要。
时人汪洙《神童诗》中有名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生动阐释了读书人的高贵与光明前途。
圣人孔子思想培养出来的文官就是高人一等，血脉纯正的孔圣子孙也应该高人一等，这就是大宋王朝不容质疑的政治正确。
所以，就算孔端操丢尽了儒家的脸面，大宋朝廷也不能将孔氏打倒而打自己的脸。
于是，衍圣公孔端友毅然抛家弃族，与赵氏共存亡的忠肝义胆便在大宋朝廷刻意宣传下，与孔端操的无耻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此证明圣人子孙还是知礼守义的，忘祖投敌的只是一小撮缺乏教养的不肖子孙。
尽管这一部分人在数量占绝大多数，却没有资格代表孔氏，能代表孔氏的，只能是承袭了衍圣公爵位的孔端友。
为了增加说服力，大宋朝廷还公布了一则神话
衍圣公孔端友负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夜泊汝水，奉像舟覆浪中，有三神人逆流而上，得之江滨。公焚香祷谢，烟篆“鲁阜山神”四字。
以此尽力遮掩孔端操一系列愚蠢行为对孔氏、对儒家形象造成的恶劣影响。
至于孔端友身为孔氏当代宗主，却不能以儒学和宗法管教好自己的胞弟，则被大宋朝廷选择性地忽视了。
国家的宣传机器本身就有鲜明的政治属性，一切宣传都是为了政治需要。
两国相争的战场上，真刀真枪的较量大宋武夫确实不敌同军，但在更有底蕴的文化战上，大宋文官士大夫们不惧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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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严格的宗法制度，上有兄长的孔端操便不用考虑继承爵位引领家族继续前进的问题，自小便被作为富贵闲人来培养。
因而，其人各方面的能力都赶兄长孔端友相差甚远，也清楚自己这篇《孔子改制考》写得很矬，有辱孔氏子孙之名，却不得不发。
身处混乱的时局之中，绝大部分人都很难对天下大势做出准确的判断。
孔端友、孔端操两兄弟虽然因出自孔氏长房而富贵，却没有过人之处，也是这“绝大部分人”中的一员。
不同的是，富贵闲人孔端操背负的责任极小，甚至可以为了家族的未来而毫无心理负担地偷偷求见敌国的官员。
而其兄孔端友身为宗主和大宋朝廷册封的衍圣公，却背负着家族传承千年的沉甸甸责任，不得不顾忌名声。
在儒家异端学术主导的大同帝国即将发动对儒家正统支持的大宋王朝的灭国之战的关键时刻，孔氏必须做点什么，才能对得起儒教信徒多年的香火供奉。
为了孔氏的千年富贵还能延续，孔端友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大同帝国册封，毅然投身颓势尽显的大宋王朝，以自身的坚定行动坚决捍卫先祖之学的纯洁。
不过，其人也没有把事情做绝。
孔端友带着几个族人跑路，却把胞弟孔端操和绝大部分族人留在了仙源县，以等待大同帝国接收。
如此一来，孔氏一分为二，两头押宝，无论大同能不能灭掉大宋，儒家异端会不会取代正统，孔氏都能在这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而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孔氏第四十八代嫡孙孔端友放弃宗主地位，与腐朽的大宋王朝同生死。
这种情况下，自小作为富贵闲人培养的孔端操接过了家族传承的重任。
等坐上了梦寐以求的宗主之位，孔端操才知道这份担子有多重。
摆在其人面前的首要问题，并不是请求大同朝廷册封自己为衍圣公。
大宋册封的衍圣公孔端友才逃到临安，其弟孔端操就如此做，实在过于急色，不符合儒家“尊尊亲亲”的宗法之仪。
更关键的问题是请求了也没用，大同朝廷绝对不会答应此事。
大同帝国尚处于开拓期，还没有到大封功臣的时候。
牛皋、武松、李逵、赵遹、宗泽等开国元勋都没有享受公侯之封前，正乾皇帝绝不可能先封没有尺寸之功的孔氏，哪怕他们是孔圣之后。
孔端操分析了大同帝国的规矩，认为抑制大族是大同的既定国策，孔氏在仙源县的势力已极，短期内得不到册封不说，还有可能会被大同官府逼着分宗迁徙。
这些年来，南北易姓的大族何止百家，孔氏既然无功于大同，凭什么要求特殊？
孔氏子孙的身份么？
原本可能还有一点用，但孔端友派人私下了解大同的接收条件后又逃到临安，等于是公开打徐泽的脸，孔氏不因此受到正乾皇帝的迁怒都要烧高香了。
想明白这一切后，孔端友不敢奢望衍圣公之封，只能退而求其次，思考如何尽力保住孔氏在仙源县的利益。
不过，这一“卑微”的想法也很难实现。
正乾皇帝虽然愿意接受孔氏的投效，还安排官员召见了孔端操，但自始至终，大同朝廷都没有给孔氏任何承诺。
反倒是提了孔氏须建立本身地位相匹配功劳的要求，还暗示了一条“明路”——撰写《孔子改制考》。
正是这条明“明路”让衍圣公孔端友意识到正乾皇帝的险恶用心，立即带着先祖的文化传承仓惶出逃，而将家族血脉传承的重任甩给了胞弟端操。
孔端操的见识和手段虽然不如孔端友，却也不是蠢笨之人，同样不敢走这条大伤家族根基的路。
要想保住孔氏在仙源县的利益，还得另寻他途。
只是，没等其人想明白应对之策，仙源县便出了事。
大宋朝廷的对内防范无处不在，天子册封孔氏嫡孙为衍圣公并兼理仙源县事，将孔氏高高捧起的同时，也以各种手段进行牵制。
孔端友只抓大事，不理庶务，县中日常琐事尽由县丞周宪主持。
在孔端友逃遁后，孔端操事实上接任了孔氏宗主之位，在族内有绝对的话语权，但只要没有朝廷的正式任命，其人就只是一介草民，无权擅自处理县中政务。
正常情况下，大宋朝廷也不会让没有爵位的孔端操掌管仙源县。
最终如何安排，需等朝廷的明确安排。
祸患便出在仙源县令孔端友逃跑，新的知县又没有赴任的权力空档期。
由于县令离奇失踪，本就紧张的仙源县城中谣言四起，县丞周宪担心有人趁机作乱，宣布将每日关闭城门的时间提前半个时辰，并实行宵禁。
此举遭到了一部分在城外有产业的上户激烈反对，并迅速发酵，最终演变为驱逐非仙源籍官吏的暴力行动。
孔氏就是仙源县的天，若是没有新宗主孔端操的点头，此事不可能闹得这么快。
实际上，这件事真不是孔端操主动挑起的，但他也由此事看到了化被动为主动的机会。
其人并没有真想要驱逐周宪，因为这样做对孔氏没有半点好处。
孔端操的想法很简单，即借乡民闹事向周宪施加压力，以进一步加强孔氏对仙源县的控制，等日后大同进军袭庆府时也多一些筹码。
其人的想法虽好，却不知道人心最是难测，很多事一旦发动便会因为难测的人心而失去控制。
周宪虽然代表朝廷监视孔氏，却不是什么胆大刚直的人物。
大宋冗官多不胜数，但想挑出胆大刚直者却是极难，如此稀缺的人才放到哪里不好，怎么可能派到圣人故里来闲置？
从周宪的视角看到的是同宋之战一触即发，县令孔端友消失不见，城中又爆发了针对自己的动乱，其人如何敢在这个时候与孔氏讨价还价？
胆小的周宪甚至都没有前往孔府核实情况，便趁着混乱化妆逃出了城。
待到孔端操反应过来时，周县丞早就跑得没影了。
第一次玩火就点着了自家房子，富家公子哥孔端操也失了分寸。
大同开年后就接连向大宋施压，众人皆知两国之间的大战已经不可避免，但毕竟还没有正式开打，国内也没有彻底动乱。
大宋依然拥有仙源县的合法掌控权，若是周宪逃到瑕县后，就以孔氏造反为由蛊惑知府徐处仁派兵围攻仙源县，事情可就闹大了。
孔氏在仙源县的势力虽盛，却是诗书传家的斯文人，于造反一事真的很不专业。
大宋禁军打不赢同军，可打起普通的造反者却是手到擒来。
不过，徐知府饱读诗书，未必会听周宪的一面之词。
毕竟，一般的文官都很难下决心对圣人子孙动刀子，哪怕孔氏真有造反的嫌疑。
但时局严峻，衍圣公前脚才走，孔氏后脚就驱逐县中官吏，不是造反也是造反。
背上了如此坏名声，之前孔端友又何必为了家族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当务之急是控制事态影响，想办法消除误会，绝不能让圣人子孙背负造反暴徒的恶名。
问题是如何说服徐处仁？
肯定不能大咧咧派人去瑕县，去了也说不清楚。
孔氏若没有作乱的想法，之前为什么不出面制止民乱，又有谁有能力在孔氏的眼皮子底下掀起动乱？
这个答案并不难找。
孔端操最终接受了族中智者的建议，将责任推给了大同帝国。
反正大同共建会对袭庆府的渗透不是一天两天了，以至于各县的政令都难出县城。
只有共建会有动机也有能力鼓动泥腿子趁机闹事，也背得起这口锅。
而徐知府为了官帽子，应该不敢在这个时候冒着引发两国大战的风险公然处置境内的共建会组织。
绝妙的点子，可惜遇到了人心惶惶的局面。
仙源县共建会闹事的消息传到四十余里外的瑕县，竟然变成了同军从天而降，攻入仙源县的恐怖谣言。
更绝的是，袭庆府守军偏偏信了这谣言。
不仅深信，还被吓得直接撒丫子逃跑。
大宋王朝就这样儿戏般地丢了袭庆府，罪魁祸首孔氏也彻底失去了向大宋朝廷洗清身上污名的机会。
更惨的是，陈达奉命率军进入攻入瑕县后，就迅速接管袭庆府六县一监，却拒绝接受孔端操的献表。
原因很简单，孔端操既不是代表儒家圣人子孙的衍圣公，也不是大宋正式任命的仙源县令，更没有据城与同军一战的实力和胆量。
其人的身份如此尴尬，有什么资格向大同帝国献表？
献什么表？
孔端友、孔端操两兄弟的接连神奇操作，使得仙源孔氏不仅在大宋王朝挂上了乱臣贼子的恶名，也失去了与大同帝国讲价的资本。
而随着同军入驻袭庆府的，还有大批基层行政人员。
其中，宗法最为严密的孔圣人故里仙源县又受到了重点照顾。
直到此时，孔端操总算真正知道了“正宗的共建会”与渗透他国的生产互助组织共建会是两个不同的形态。
大同帝国深入基层的社会治理体系注定会与世家大族的利益相冲突，最终必然有一方要做出让步，或者被让步。
孔端操已经不敢再奢望大同朝廷的衍圣公爵位了，其人就算再驽钝，也知道只待大同帝国完成了对仙源县的掌控，孔氏将再没有机会维持往日的富贵。
甚至，还有可能因为千年来的族内利益分配不均而引来祸端。
其人没有胆量发动族人对抗大同帝国对仙源县的改造，只能破罐子破摔，在被自己已经玩臭了的孔氏子孙身份上继续做文章。
于是，孔端操重新拾起了之前自己丢掉的《孔子改制考》，借此阐述孔氏对大同的无限忠诚，希望能够直达天听，以求正乾皇帝拉孔氏一马。
《孔子改制考》一经发表，便在同宋两国掀起轩然大波。
该文的内容荒诞无比混淆是非倒在其次，撰文者乃是享受孔子福泽千年的嫡脉子孙，吃祖宗的饭却砸祖宗的锅，才真是厚颜无耻突破下限。
很快，袭庆府动乱的“真相”也被大宋朝廷逐步挖掘出来。
孔氏享受了大宋王朝百多年的礼遇，却在关键时刻背反朝廷，如此无法无天忘恩负义之徒，难怪会做出此等数典忘祖的丑事。
大宋朝廷将孔氏的地位抬得那么高，并不是孔氏为大宋的创立与稳定做出了多大贡献，而是文官治国以文驭武的政治需要。
时人汪洙《神童诗》中有名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生动阐释了读书人的高贵与光明前途。
圣人孔子思想培养出来的文官就是高人一等，血脉纯正的孔圣子孙也应该高人一等，这就是大宋王朝不容质疑的政治正确。
所以，就算孔端操丢尽了儒家的脸面，大宋朝廷也不能将孔氏打倒而打自己的脸。
于是，衍圣公孔端友毅然抛家弃族，与赵氏共存亡的忠肝义胆便在大宋朝廷刻意宣传下，与孔端操的无耻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此证明圣人子孙还是知礼守义的，忘祖投敌的只是一小撮缺乏教养的不肖子孙。
尽管这一部分人在数量占绝大多数，却没有资格代表孔氏，能代表孔氏的，只能是承袭了衍圣公爵位的孔端友。
为了增加说服力，大宋朝廷还公布了一则神话
衍圣公孔端友负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夜泊汝水，奉像舟覆浪中，有三神人逆流而上，得之江滨。公焚香祷谢，烟篆“鲁阜山神”四字。
以此尽力遮掩孔端操一系列愚蠢行为对孔氏、对儒家形象造成的恶劣影响。
至于孔端友身为孔氏当代宗主，却不能以儒学和宗法管教好自己的胞弟，则被大宋朝廷选择性地忽视了。
国家的宣传机器本身就有鲜明的政治属性，一切宣传都是为了政治需要。
两国相争的战场上，真刀真枪的较量大宋武夫确实不敌同军，但在更有底蕴的文化战上，大宋文官士大夫们不惧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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