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ipt><sript>
赵宋知明州事郭易简身在宋营心在同，为了获取大功绩以引起正乾皇帝的关注而在海贸管理上投入了极大精力。
经过近两年的深入调研，其人终于摸清了当前海贸存在的问题和根源，并向大同朝廷上奏了《明州市舶司“饶税”改革疏》。
“饶税”一词源于司马迁《平淮书》中的“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郭知州以“饶税”一词为自己的海贸税收改革政策命名，明显是为了迎合正乾皇帝不加赋税而增加国用的一惯做法。
在这道奏疏中，其人并没有全盘否定赵宋王朝在各市舶司施行的抽税制度，原本民用商船按规定路线进行贸易，规定时限返港，逾时未归必须缴纳罚款等制度均建议保留不变。
在此基础上，郭易简建议对按规定时限回港的商船可以给予返税奖励。
而且，罚款和奖励均与逾时或提前返港的时间直接挂钩，并呈梯次设置。
也就是说，外贸商船返港时间越短获得的奖励越丰厚，反之，则罚款的数额也越大。
从表面看，郭易简提出的海贸“饶税”改革与原本的市舶司抽税制度相比变化并不大，但徐泽却敏锐地意识到这项税法改革的重大意义。
显而易见，这项政策改革一旦落到实处，官府从单船单次抽的税肯定会变少。
但商船出海进行贸易的周期将因此而大幅缩短，最终抽税总额肯定会激增。
不过，徐泽作为皇帝，眼光却放得更远，对他来说，赚钱永远不是第一位要考虑的问题。
首先，是管理上的进步。
海商出国后于外国之间做转口贸易利润极其丰厚，丰厚到让海商们宁愿冒着他国宰割无人主持公道的风险也要长期滞留海外。
这种偷税行为固然让冒险的船主和海员们赚得盆满钵满，却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海贸税收，最关键的是存在人员失控商盗勾结的风险。
王朝处于上升期还好，有强大的帝国海军纵横四海，可以狂虐周边小国，不用担心任何人能在本国周边搞事。
但王朝衰败后，这些有钱有人还可能在海外有基地的海商就是极大的不安定因素，在利益的驱使下，肯定有人会内外勾结威胁帝国的海疆。
而采取“饶税”法后，就能有效减少商船故意滞留海外的时间，尽量避免这个问题。
其次，是技术上的发展。
在正乾皇帝的高度重视下，大同帝国投向海船设计上的金钱难以计数，而回报也极其丰厚。
有孟康的主持，之罘造船厂的大匠们接连攻坚克难，大同帝国最新的军用风帆战舰的性能已与赵宋水军彻底拉开了距离，也远远领先于徐泽记忆中的“此时”西方世界。
以这种速度发展下去，要不了多久大同帝国就能开启大航海了，但徐泽显然不会满足于以风力和洋流做动力的航海技术。
格物院设计的蒸汽轮机内河船实验已经成功，陈淳带领的技术团队还在逐步攻克蒸汽机应用的其他难关。
在可见的将来，大同的海上巨轮将会摆脱季风和洋流的束缚，穿梭于大洋之间，现行的风帆战舰技术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
海军舰船的技术不断革新，民用商船也要更新换代。
正乾皇帝从来就没有敝帚自珍的坏毛病，一直鼓励军用非核心技术逐步转为民用。
因为，能够扩散并产生收益的技术进步才是真进步。
不然的话，再先进的技术也会因为过于“先进”而失去自我革新的动力，并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变为后人吹牛打屁时缅怀我华夏曾领先世界多少年的谈资。
只有军用和民用技术相互比拼又相互促进，才能让技术革新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但事实却是这几年大同军用舰船技术民用化的速度并不快。
最主要的原因是需求不足。
靠洋流和季风航行的远洋商船大多只能在固定的时节跑固定的航路，跑完一个往返后就会进入一段时间的休整期。
一直等到下次顺风或顺流时，才会再次出海进入下一个航期。
连续出港返港的操作近海贸易可用，却基本不适宜于远洋贸易。
动辄数月甚至年余的航程，速度更快能够早几日到港的新船，对追求效率的船主们来说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也只是有一定吸引力而已，船主们为了这点吸引力而花费大量金钱更换新船的动力并不足，反正早几日进港又没明显的好处。
郭易简的“饶税”改革建议便有效解决了这一矛盾，更快的船意味着更少的税，傻子也知道怎么算这个账。
同载货量情况下，航行更快更稳的船型将会受到海商的热捧，而行进缓慢的老式商船将会以极快的速度被淘汰。
以此，大量的资金注入，大同民用商船技术将迎来大发展。
然后，民用技术又反推军用航海技术的发展，让二者始终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
而大同朝廷则可以通过税收杠杆，结合航海技术的革新迭代，不断缩短海贸线路的规定航行时间，逐步压榨——
咳——
逐步激励商船船主把更多的收益投入到海船更新上，让更多的人“自觉投资”航海技术革新，最终让华夏变成这个时空的航海技术狂魔。
事实证明，“饶税”政策改革非常成功，明州市舶司的商税总额当年就涨了近一半，次年再翻了一番。
还有一点意外之喜原本为漕运而专门设置的保险社业务也摆脱了一直不温不火的局面，却因为“饶税”改革迎来了大发展。
凭此功绩，郭易简成功简在帝心，不仅正式进入大同官僚体系，还登上了高位。
但正乾皇帝对明州官场的调整不仅仅是酬功，还有同宋两国大战略的考虑。
相继丢掉河东和河北两路的缓冲地带后，直面同军兵锋的开封府已经不再适合做首都，赵宋王朝迁都势在必行。
而之前隆德府兵变引发的泽、怀、孟等州百姓大逃荒也让徐泽意识到腐朽的赵宋王朝很有可能守不住当前的烂摊子。
为了应对赵宋朝廷突然崩溃导致的混乱局面，大同帝国必须加快对赵宋后方的江南诸路渗透力度。
在之前河东危机引发的两国议和中，徐泽便加上了赵宋须开放泉州、福州、广州等贸易港口的条款。
当然，正乾皇帝是个讲究吃相的雅人，不会白要赵宋王朝的好处。
作为回馈，大同帝国愿意向宋籍海商批量提供最新的民用商船。
不同于追逐利润的大同海商，缺乏安全感的赵宋君臣早就垂涎大同先进的海船，有这种好事自然不会放弃。
而徐泽的初衷，本就是倒逼国内更换新船不积极的远洋海商——你们对新式商船的积极性不高，总有积极性高的人。
相比较而言，郭易简的“饶税”改革建议显然更加高明。
不过，徐泽也没有因此而停止对赵宋航海业的“扶持”。
反正这些产业最终都会是大同的，王者当心怀天下，就不要有这些门户之见了。
好吧，真实原因是如其让赵宋自己花钱乱摸索新技术，还不如直接卖船给他们让大同赚这笔钱，顺便摧毁赵宋的造船业。
而且，大同对赵宋的港口控制也不仅仅是经济和技术上的手段。
随新任知明州事李石一起南下的，还有一支大同帝国的海军分舰队，对外宣称的任务是护送新任知明州事李石南下，并接老知州郭易简回京述职再赴新任。
但大同帝国一次性出动大小战船八十余艘，显然不可能只执行这么简单的任务。
实际上，随郭易简返回塘沽港的战舰仅有六艘，剩余的战舰则全部停泊于昌国县王英带人新开辟的军港之中。
而随后月余时间，大同帝国又陆续向明州昌国港派来数支小舰队。
不过，徐泽并没有因此而组建新的舰队。
大同帝国全取燕平和辽西走廊后，除了东京道的耀州和辰州两地，原本大辽帝国的不冻港全部纳入大同海军的掌控之下。
有同金两国盟约的限制，金国既不敢挑战大同的海上霸权，也是真的没有实力和技术发展海军。
如此一来，大同四大舰队中编制最庞大的渤海舰队便失去了用武之地，继续在渤海保留庞大的舰队就是极大的浪费。
而随着大同对日本和高丽事务的深度介入，一再拉偏架的结果就是两国政治结构产生了严重裂痕，内部纷争不断。
高丽国主王楷登基时仅十三岁，治国大权由其外公李资谦独揽。
但李资谦显然不满足“国命”的地位，还想更进一步，开京的街巷中已经在流传“十八子（李）将王”的谶语了。
为了达到谋朝篡位的目的，其人一面紧傍大同帝国不断出卖本国的利益，一面抓紧时间在朝堂内外安插亲信。
由此，又导致其国政局更加紧张。
但在同军的强大压力下，高丽的内部矛盾目前还捂得很紧，主要表现为统治高层的权力斗争，多方力量都要看大同帝国的眼色行事，暂时没有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
高丽东面的日本则完全不一样，白河法皇多年来肆意操纵权柄，导致其国新旧贵族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只差合适的时机爆发而已。
其国内部各整治势力获得大同帝国的“真诚帮助”后，均感到自身实力已壮，从开始试探到大打出手仅仅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结果，各方自然是越打越起真火。
以中原王朝的眼光看，日本国内的战争冲突规模还很有限，得出的唯一结论便是大同兵甲物美价廉犀利无双。
战后，各方的订单大增。
为了增加本方的胜算和战争潜力，中场休息时间，日本各势力一面挖空心思压榨治下百姓，一面又极力拉拢新的盟友，使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
高丽和日本均属于大同黄海都护府管辖范围内，两国相继陷入内乱之中，各方势力想尽办法巴结大同帝国，以获取额外的战争潜力，对外的威胁性急剧衰减。
不过，两国乱归乱，大同帝国真要吞并它们的话，又还差一些火候，正乾皇帝也不准备这么早就亲自下场。
黄海都护府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继续“不偏不倚”地帮助利益角逐的各方，以进一步激化两国国内的矛盾，最终将其变成一盘散沙的状态。
因而，庞大的黄海舰队大部“闲置”，一时半会也用不上保持满编状态。
这段时日，徐泽便命海军司以拉动演习为名，将渤海、黄海两个舰队分批拉至明州和海东，以加强大同帝国对赵宋江南的掌控。
这次舰队调整并不是单向的调动，除了渤海舰队大部暂时移镇昌国港外，包含靖海舰队在内，四大舰队均有大量的人员和装备相互调整。
调整后的海军舰队仍有四支，配置如下
其一，定海舰队（渤海舰队大部移镇明州，更名为定海舰队）驻昌国，舰队长时荼丹，主要任务为监控两浙路，并负责封控长江入海口；
分舰队驻觉华岛，分舰队长倪云，主要任务为监控渤海沿岸，特别是金国港口。
其二，东海舰队驻海东、流求，舰队长康狸，主要任务为监控海东海峡南北航线，并牵制福州以南赵宋各水师力量；
分舰队驻天南城，分舰队长童蒙（郑天寿交流回国），主要任务是维护大同帝国在南洋的利益，并监控各远洋商队的动向。
其三，靖海舰队驻胶即港，舰队长张顺，主要任务是维护胶东半岛的海域安全，并监控赵宋淮南东路；
分舰队驻辽东路镇东关，分舰队长张荣，主要任务为控扼渤海航道，维护渤海湾海运秩序。
其四，黄海舰队驻耽罗岛，舰队长熊蒙，主要任务是监护高丽、日本及金国东京道北部沿海地区，维护大同帝国在这些地方的利益；
分舰队驻琉球北岛，分舰队长费保，主要任务为监护琉球群岛，配合民政部门继续推动其地的汉化大业。
<sript><sript>
<sript><sript>
。
赵宋知明州事郭易简身在宋营心在同，为了获取大功绩以引起正乾皇帝的关注而在海贸管理上投入了极大精力。
经过近两年的深入调研，其人终于摸清了当前海贸存在的问题和根源，并向大同朝廷上奏了《明州市舶司“饶税”改革疏》。
“饶税”一词源于司马迁《平淮书》中的“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郭知州以“饶税”一词为自己的海贸税收改革政策命名，明显是为了迎合正乾皇帝不加赋税而增加国用的一惯做法。
在这道奏疏中，其人并没有全盘否定赵宋王朝在各市舶司施行的抽税制度，原本民用商船按规定路线进行贸易，规定时限返港，逾时未归必须缴纳罚款等制度均建议保留不变。
在此基础上，郭易简建议对按规定时限回港的商船可以给予返税奖励。
而且，罚款和奖励均与逾时或提前返港的时间直接挂钩，并呈梯次设置。
也就是说，外贸商船返港时间越短获得的奖励越丰厚，反之，则罚款的数额也越大。
从表面看，郭易简提出的海贸“饶税”改革与原本的市舶司抽税制度相比变化并不大，但徐泽却敏锐地意识到这项税法改革的重大意义。
显而易见，这项政策改革一旦落到实处，官府从单船单次抽的税肯定会变少。
但商船出海进行贸易的周期将因此而大幅缩短，最终抽税总额肯定会激增。
不过，徐泽作为皇帝，眼光却放得更远，对他来说，赚钱永远不是第一位要考虑的问题。
首先，是管理上的进步。
海商出国后于外国之间做转口贸易利润极其丰厚，丰厚到让海商们宁愿冒着他国宰割无人主持公道的风险也要长期滞留海外。
这种偷税行为固然让冒险的船主和海员们赚得盆满钵满，却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海贸税收，最关键的是存在人员失控商盗勾结的风险。
王朝处于上升期还好，有强大的帝国海军纵横四海，可以狂虐周边小国，不用担心任何人能在本国周边搞事。
但王朝衰败后，这些有钱有人还可能在海外有基地的海商就是极大的不安定因素，在利益的驱使下，肯定有人会内外勾结威胁帝国的海疆。
而采取“饶税”法后，就能有效减少商船故意滞留海外的时间，尽量避免这个问题。
其次，是技术上的发展。
在正乾皇帝的高度重视下，大同帝国投向海船设计上的金钱难以计数，而回报也极其丰厚。
有孟康的主持，之罘造船厂的大匠们接连攻坚克难，大同帝国最新的军用风帆战舰的性能已与赵宋水军彻底拉开了距离，也远远领先于徐泽记忆中的“此时”西方世界。
以这种速度发展下去，要不了多久大同帝国就能开启大航海了，但徐泽显然不会满足于以风力和洋流做动力的航海技术。
格物院设计的蒸汽轮机内河船实验已经成功，陈淳带领的技术团队还在逐步攻克蒸汽机应用的其他难关。
在可见的将来，大同的海上巨轮将会摆脱季风和洋流的束缚，穿梭于大洋之间，现行的风帆战舰技术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
海军舰船的技术不断革新，民用商船也要更新换代。
正乾皇帝从来就没有敝帚自珍的坏毛病，一直鼓励军用非核心技术逐步转为民用。
因为，能够扩散并产生收益的技术进步才是真进步。
不然的话，再先进的技术也会因为过于“先进”而失去自我革新的动力，并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变为后人吹牛打屁时缅怀我华夏曾领先世界多少年的谈资。
只有军用和民用技术相互比拼又相互促进，才能让技术革新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但事实却是这几年大同军用舰船技术民用化的速度并不快。
最主要的原因是需求不足。
靠洋流和季风航行的远洋商船大多只能在固定的时节跑固定的航路，跑完一个往返后就会进入一段时间的休整期。
一直等到下次顺风或顺流时，才会再次出海进入下一个航期。
连续出港返港的操作近海贸易可用，却基本不适宜于远洋贸易。
动辄数月甚至年余的航程，速度更快能够早几日到港的新船，对追求效率的船主们来说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也只是有一定吸引力而已，船主们为了这点吸引力而花费大量金钱更换新船的动力并不足，反正早几日进港又没明显的好处。
郭易简的“饶税”改革建议便有效解决了这一矛盾，更快的船意味着更少的税，傻子也知道怎么算这个账。
同载货量情况下，航行更快更稳的船型将会受到海商的热捧，而行进缓慢的老式商船将会以极快的速度被淘汰。
以此，大量的资金注入，大同民用商船技术将迎来大发展。
然后，民用技术又反推军用航海技术的发展，让二者始终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
而大同朝廷则可以通过税收杠杆，结合航海技术的革新迭代，不断缩短海贸线路的规定航行时间，逐步压榨——
咳——
逐步激励商船船主把更多的收益投入到海船更新上，让更多的人“自觉投资”航海技术革新，最终让华夏变成这个时空的航海技术狂魔。
事实证明，“饶税”政策改革非常成功，明州市舶司的商税总额当年就涨了近一半，次年再翻了一番。
还有一点意外之喜原本为漕运而专门设置的保险社业务也摆脱了一直不温不火的局面，却因为“饶税”改革迎来了大发展。
凭此功绩，郭易简成功简在帝心，不仅正式进入大同官僚体系，还登上了高位。
但正乾皇帝对明州官场的调整不仅仅是酬功，还有同宋两国大战略的考虑。
相继丢掉河东和河北两路的缓冲地带后，直面同军兵锋的开封府已经不再适合做首都，赵宋王朝迁都势在必行。
而之前隆德府兵变引发的泽、怀、孟等州百姓大逃荒也让徐泽意识到腐朽的赵宋王朝很有可能守不住当前的烂摊子。
为了应对赵宋朝廷突然崩溃导致的混乱局面，大同帝国必须加快对赵宋后方的江南诸路渗透力度。
在之前河东危机引发的两国议和中，徐泽便加上了赵宋须开放泉州、福州、广州等贸易港口的条款。
当然，正乾皇帝是个讲究吃相的雅人，不会白要赵宋王朝的好处。
作为回馈，大同帝国愿意向宋籍海商批量提供最新的民用商船。
不同于追逐利润的大同海商，缺乏安全感的赵宋君臣早就垂涎大同先进的海船，有这种好事自然不会放弃。
而徐泽的初衷，本就是倒逼国内更换新船不积极的远洋海商——你们对新式商船的积极性不高，总有积极性高的人。
相比较而言，郭易简的“饶税”改革建议显然更加高明。
不过，徐泽也没有因此而停止对赵宋航海业的“扶持”。
反正这些产业最终都会是大同的，王者当心怀天下，就不要有这些门户之见了。
好吧，真实原因是如其让赵宋自己花钱乱摸索新技术，还不如直接卖船给他们让大同赚这笔钱，顺便摧毁赵宋的造船业。
而且，大同对赵宋的港口控制也不仅仅是经济和技术上的手段。
随新任知明州事李石一起南下的，还有一支大同帝国的海军分舰队，对外宣称的任务是护送新任知明州事李石南下，并接老知州郭易简回京述职再赴新任。
但大同帝国一次性出动大小战船八十余艘，显然不可能只执行这么简单的任务。
实际上，随郭易简返回塘沽港的战舰仅有六艘，剩余的战舰则全部停泊于昌国县王英带人新开辟的军港之中。
而随后月余时间，大同帝国又陆续向明州昌国港派来数支小舰队。
不过，徐泽并没有因此而组建新的舰队。
大同帝国全取燕平和辽西走廊后，除了东京道的耀州和辰州两地，原本大辽帝国的不冻港全部纳入大同海军的掌控之下。
有同金两国盟约的限制，金国既不敢挑战大同的海上霸权，也是真的没有实力和技术发展海军。
如此一来，大同四大舰队中编制最庞大的渤海舰队便失去了用武之地，继续在渤海保留庞大的舰队就是极大的浪费。
而随着大同对日本和高丽事务的深度介入，一再拉偏架的结果就是两国政治结构产生了严重裂痕，内部纷争不断。
高丽国主王楷登基时仅十三岁，治国大权由其外公李资谦独揽。
但李资谦显然不满足“国命”的地位，还想更进一步，开京的街巷中已经在流传“十八子（李）将王”的谶语了。
为了达到谋朝篡位的目的，其人一面紧傍大同帝国不断出卖本国的利益，一面抓紧时间在朝堂内外安插亲信。
由此，又导致其国政局更加紧张。
但在同军的强大压力下，高丽的内部矛盾目前还捂得很紧，主要表现为统治高层的权力斗争，多方力量都要看大同帝国的眼色行事，暂时没有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
高丽东面的日本则完全不一样，白河法皇多年来肆意操纵权柄，导致其国新旧贵族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只差合适的时机爆发而已。
其国内部各整治势力获得大同帝国的“真诚帮助”后，均感到自身实力已壮，从开始试探到大打出手仅仅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结果，各方自然是越打越起真火。
以中原王朝的眼光看，日本国内的战争冲突规模还很有限，得出的唯一结论便是大同兵甲物美价廉犀利无双。
战后，各方的订单大增。
为了增加本方的胜算和战争潜力，中场休息时间，日本各势力一面挖空心思压榨治下百姓，一面又极力拉拢新的盟友，使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
高丽和日本均属于大同黄海都护府管辖范围内，两国相继陷入内乱之中，各方势力想尽办法巴结大同帝国，以获取额外的战争潜力，对外的威胁性急剧衰减。
不过，两国乱归乱，大同帝国真要吞并它们的话，又还差一些火候，正乾皇帝也不准备这么早就亲自下场。
黄海都护府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继续“不偏不倚”地帮助利益角逐的各方，以进一步激化两国国内的矛盾，最终将其变成一盘散沙的状态。
因而，庞大的黄海舰队大部“闲置”，一时半会也用不上保持满编状态。
这段时日，徐泽便命海军司以拉动演习为名，将渤海、黄海两个舰队分批拉至明州和海东，以加强大同帝国对赵宋江南的掌控。
这次舰队调整并不是单向的调动，除了渤海舰队大部暂时移镇昌国港外，包含靖海舰队在内，四大舰队均有大量的人员和装备相互调整。
调整后的海军舰队仍有四支，配置如下
其一，定海舰队（渤海舰队大部移镇明州，更名为定海舰队）驻昌国，舰队长时荼丹，主要任务为监控两浙路，并负责封控长江入海口；
分舰队驻觉华岛，分舰队长倪云，主要任务为监控渤海沿岸，特别是金国港口。
其二，东海舰队驻海东、流求，舰队长康狸，主要任务为监控海东海峡南北航线，并牵制福州以南赵宋各水师力量；
分舰队驻天南城，分舰队长童蒙（郑天寿交流回国），主要任务是维护大同帝国在南洋的利益，并监控各远洋商队的动向。
其三，靖海舰队驻胶即港，舰队长张顺，主要任务是维护胶东半岛的海域安全，并监控赵宋淮南东路；
分舰队驻辽东路镇东关，分舰队长张荣，主要任务为控扼渤海航道，维护渤海湾海运秩序。
其四，黄海舰队驻耽罗岛，舰队长熊蒙，主要任务是监护高丽、日本及金国东京道北部沿海地区，维护大同帝国在这些地方的利益；
分舰队驻琉球北岛，分舰队长费保，主要任务为监护琉球群岛，配合民政部门继续推动其地的汉化大业。
<sript><sript>
<sript><sri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