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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天下和治天下的要求并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收拾天下人心。
不同点在于治天下是想办法维护天下人心稳定，以确保国祚持久，必须在一定的框架内做文章。
跳出框架之外掀桌子还能不乱套的操作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驾驭。
所以，面对王朝中期的积弊问题，绝大部分的改革只能是修修补补，凑合着给帝国续命。
而打天下的手段却可以更暴烈，不用太顾忌陈旧的坛坛罐罐，甚至还必须打破一些坛坛罐罐，才能让新王朝更有生命力。
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实在无法争取人心时，也可以用屠刀杀死一切反抗者，以这种极端的手段获得剩余的“人心”。
至于之后如何稳定人心，则是治天下的问题。
大同王朝显然不是那种低级野蛮的政权，徐泽也不屑于使用这种副作用极大的极端手段——尽管在其人打天下的过程中早就杀人无算。
秉承正乾皇帝的旨意，武松一面拒绝兴中府和宜州包藏祸心的纳土之请，一面又干涉金军前来平乱，看起来很矛盾，其实有内在逻辑。
其人此举，既是避免在外交上不授人以柄，也是因为争夺人心的需要。
辽地的社会结构不同于宋地，不能以宋地的常识判断辽地发生的事情。
受限于统治根基浅薄和文化传承不足，辽国的政治结构相对简单，朝廷对地方、官府对治下的管理都很脆弱。
为了有效控制庞大的帝国疆域，辽国统治者不得不向境内的各种势力让渡部分权力，以换取他们的效忠。
这种权力分配模式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草原和苦寒深山等汉人难以扎根的地区，表现为保留部落血脉贵族制度，允许“国中之国”的存在。
就连皇帝直属的宫帐斡鲁朵，组织形式大部分也是分散各地的部落，并且“立宫置使领臣寮，每岁所献生口及打虏外国所得之物尽隶宫使”。
而在燕云等汉人聚居之地，则表现为依靠借助世家大族的力量，其中最显赫的有玉田及安次韩氏、昌平刘氏、医闾马氏、卢龙赵氏、平州张氏等。
这些大族降辽之前已是官宦世家，投降契丹后又为大辽建国和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大辽朝廷则回馈他们的子孙世代高官的政治利益。
有了官面身份，再加上相互联姻、舆论掌控、经济垄断等手段，大族就能进一步把持地方事务。
因而，辽国朝廷对社会底层的掌控力实际极其有限，这种政权组织模式自然是弊端极多，但符合辽国的国情，也便于其早期扩张。
历史位面，北宋数次北伐，都遭到了燕云汉人的极力抵抗，很大一方面就是因为赵宋给不了燕云世家大族如辽国一样的政治优惠。
而后来的金、元两朝能安定北方，也是靠继承辽国的政治传统，给予这些传承数百年的世家大族继续发扬光大的机会。
这也是天祚帝耶律延禧远遁西京道，北辽小朝廷又被徐泽灭掉的情况下，各地还能坚持反抗的主要原因——远在天边的真皇帝跑了，身边的土皇帝却还在。
可以说，整个辽地，只要是上规模的民变、叛乱和所谓的抗金起义，几乎都有世家大族和部族贵人的参与或背后操纵，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底层人民大起义。
当初的平州民兵暴动如此，黄龙府的安福哥叛乱也是如此，兴中府和宜州的军民叛乱同样如此。
徐泽取得燕云之地后建立大同王朝，表面看起来顺风顺水，似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和反弹，只是因为同舟社的特殊性遮挡了很多问题。
先是玉河渡一战，同军从正面击溃了反对力量，以极其强悍的姿态入主燕京，震慑宵小，取代辽国开始主宰燕云之地的命运。
待共建会基层组织建立，监部情报网铺开后，徐泽又借耶律大石的公开活动和自己南巡故意创造机会，引出并杀掉了大批不安心失去特权的旧既得利益者。
燕云地区的风平浪静之下，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惊涛骇浪和默默耕耘。
有始终解决底层百姓民生问题，大抓基础建设，并开展以工代赈，彻底改变燕云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状态的扎实政绩。
有依托深入社会底层的共建会，绕开世家大族直接掌控整个社会，并迫使众多的大族“自觉”投身“南北易姓”伟大事业的血泪史。
更有无孔不入的内部监控网络恐怖统治，以及前后四万多反抗大同暴政之“义士”（包含玉河渡之战）的累累尸骨。
就如同宋地的府州折氏一样，在辽地世家大族和部族贵人的眼中，大同王朝再好，也是要剥夺他们利益的王朝，远不如腐朽落后的大宋和大金更有吸引力。
所以，除非像辽西走廊一带面临同军的骚扰和打击不得不降的州县外，就算走投无路，辽地各势力宁愿投靠更加落后的大金，也极少有官员和大户会投靠大同。
这跟眼界和格局没有半点关系，纯粹是坐正屁股的利益选择。
徐泽的屁股也坐得极正，作为打天下者，其人当然注重争取且一直在争取人心，但他要争取的从来都不是世家大族之心，而是底层百姓之心。
这种建政模式注定超越了时代，不可能被同时代的其他人所复制，也注定了徐泽的事业不可能有同盟者。
从之罘湾建军开始，同军这些年南征北战，既打宋军，也打各路叛军，还打辽、金、大元、高丽等势力的军队。
就是因为徐泽清楚自己没有任何同盟者，大同的天下只能由同军自己去打，绝不能指望宋、辽或其他各地的“义士”代劳。
牛皋、武松、李逵等将领深受其人的影响，也不相信其他主动带兵投靠者。
真要赶上来投靠也可以，大同早有先例——平州军阀张觉。
只要“主动”放弃一切特权，老实接受大同朝廷的调遣和整编，就能享受同军的庇护，从此过上平静的生活。
兴中府和宜州的抗金暴动“义士”显然不能接受这个条件，真要能接受，他们也不会反叛实际上对守旧势力更加宽容的金国了。
尽管同、金两国结成同盟后，处于战略优势地位的大同经常对大金指手画脚，但这种干涉都没有超越双方同盟的大框架。
擅自接受这种叛乱势力居心叵测的投靠，而承担背盟毁约的严重后果，实为不智。
因此，面对兴中府和宜州两地的“投靠”，武松毫不犹豫便拒绝了。
但对方既然找上门来，维护和平与正义并为辽地带来希望和秩序的大同也没有置之不理的道理。
收到武松的上奏后，徐泽当即作出批示协助盟友稳定好兴中府和宜州社会秩序，勿使其地发生人道主义危机。
而金国方面，完颜阿骨打也及时回复了完颜昌查明叛乱原因，尽力招抚两地官民，不可多作杀伤。
金国的事，无论大小，一旦被大同掺和进来，就会变得极其复杂。
完颜昌再三揣摩大圣皇帝的旨意后，率兵进抵兴中府。
但其人却没有立即攻城，而是要求叛军派代表出城谈判。
叛军寻求同军庇护的计划落败，自知无力对抗金军的反扑，只能答应完颜昌的要求，派人入金军营中谈判。
完颜昌并没有在谈判上玩花样，还允许反叛者提出自己的意见。
但这种双边谈判显然很难一次就成功，彼此缺乏信任基础，价码都开得很离谱，且都不敢轻易做出让步，谈判由此陷入僵局。
谈不拢就只有打了，金军不敢尽全力，叛军却想着以战促和，不敢轻易投降，作战意志比较坚定。
由此，双方的伤亡倒是不大，但金军想破城肯定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三天后，攻守双方接受了同军使者邓尤的调停，再次坐下来谈。
谈判的具体细节不表，能明确的是谈判结束后，金军就开进了兴中府和宜州。
但金军随即削减了在两地的驻军，以减少地方供给的压力。
另一方面，金同两国还在兴中府和锦州两地开设了互市。
受此影响，兴中府周边州县的民生逐步恢复，反而成了中京道最稳定的地区。
事后，完颜阿骨打得知了叛军曾打算向大同纳土遭拒一事，也是唏嘘不已。
好不容易平定了中京道之乱，金军即将开拔时，都统完颜斜也却向自己的兄长阿骨打汇报了一个紧急情况耶律余睹阴谋叛变！
当年，因萧奉先陷害，耶律余睹被卷入了谋反大案走途无路之下，只能逃到咸州路都统司投降金国。
耶律余睹本就是辽国实权贵族，在军中又极孚人望，自不可能单身一人出逃。
随其人投降的，还有将吏韩福奴、阿八、谢老、大师奴、萧庆、丑和尚、高佛留、蒲答、谢家奴、五哥等人，及其管辖的部族户三千，车五千两，畜产数万。
如此庞大的势力来投，根基尚且浅薄的女直人自然不敢盲目收下。
站在完颜阿骨打等金国统治者的角度看，只要稳扎稳打，就算没有耶律余睹的投靠，大金国迟早也能灭掉透顶的辽国。
但若是轻信了耶律余睹，将其放在要害位置，万一这个实力强劲的契丹降人演的是苦肉计，然后关键时刻反戈一击，那金国就有极大可能会被辽国翻盘。
形势如此，换谁都不敢冒险。
因此，耶律余睹投降金国后，女直人利用他的同时又处处加以防范。
其人刚投降，侍妾及儿子等家属就被咸州路都统司“监护”。
没过多久，追随他的部民也被金军强行打散迁往金源内地安置。
身边仅剩下少量部曲的耶律余睹不敢有任何不满，还得竭力出卖大辽情报来表达自己的忠诚，以换取新主子的青睐。
可惜，其人只顾着自己的深仇大恨，而忘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的战术原则。
还没有搞清金国的形势，耶律余睹就和盘托出辽国的军事机密，满以为会受到金国的重要。
却不想完颜阿骨打迟迟不肯出兵伐辽，反将其人冷落，更让耶律余睹惶恐。
由可以左右大辽命运的贵人沦落到命如飘萍的金国走狗，耶律余睹经历了多少彷徨、无助、忧愤、困惑与悔恨，无人知晓，也没人会关心一个失去了权势就拼命报复的疯狗想什么。
最终，被完颜阿骨打雪藏一年多后，耶律余睹终于获得了随金军出征的机会，自然不敢不尽心。
在中京道，他为完颜斜也做乡导，还配合完颜宗翰、完颜希尹等人招抚奚部。
在西京道，他带着金军一路追击天祚帝。
当完颜宗望陷入重围时，也是其人挺身而出，不顾性命地将宗望救出。
金军二打云中府（原大同府），众多辽官死的死跑的跑，投降的军民又心怀故国，不熟悉本地情况的金人无法有效统御地方。
还是耶律余睹出面，举荐前监酒李师夔为节度使，进士沈璋为副使，州吏裴赜为观察判官，靠这些人的出色表现，才换来了云中府的稳定。
回到上京道后，大圣皇帝便归还了部分部曲给耶律余睹，以表彰其人接连立下的大功，并鼓励他继续用心做事。
投奔金国两年多，才获得金国皇帝这么点可怜的信任，耶律余睹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处境，自然要想办法改变。
数日前，耶律麻者找到完颜斜也告发耶律余睹、吴十、刘剌等人暗自结党，欲要谋叛，请求都统立即派兵剿灭这些人。
大军即将出动之际出了这么大的事，完颜斜也不敢擅断，只能向自己的兄长大圣皇帝上奏此事。
完颜阿骨打命人调查后，大致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耶律余睹投奔大金后，因不得信用而缺乏安全感，格外注重笼络部众；
其二，耶律麻者等后投降的辽人深恨耶律余睹卖国，有诬告的嫌疑；
其三，耶律余睹的部众长期被监护，对大金的归属感不强，有叛变的可能；
其四，之前，大军西征过程中，耶律余睹举荐、招降的辽官不少，已经结成了一股不小的政治势力。
考虑再三，完颜阿骨打亲自召见并晓谕耶律余睹、吴十、铎剌等人。
“朕得到天下，靠的是大金君臣同心同德而建成大功，不是你们的力量。现在却听说你等心怀怨望，准备谋反。你们连鞍马甲械都不齐，谋什么反？朕现在便可以将这些物资提供给你们，但如果失败了，就不要来求朕免死。若你等没有此心，愿意留下来做事，朕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耶律余睹等人尽皆战栗不能对，完颜阿骨打乃令杖责铎剌七十，余人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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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天下和治天下的要求并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收拾天下人心。
不同点在于治天下是想办法维护天下人心稳定，以确保国祚持久，必须在一定的框架内做文章。
跳出框架之外掀桌子还能不乱套的操作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驾驭。
所以，面对王朝中期的积弊问题，绝大部分的改革只能是修修补补，凑合着给帝国续命。
而打天下的手段却可以更暴烈，不用太顾忌陈旧的坛坛罐罐，甚至还必须打破一些坛坛罐罐，才能让新王朝更有生命力。
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实在无法争取人心时，也可以用屠刀杀死一切反抗者，以这种极端的手段获得剩余的“人心”。
至于之后如何稳定人心，则是治天下的问题。
大同王朝显然不是那种低级野蛮的政权，徐泽也不屑于使用这种副作用极大的极端手段——尽管在其人打天下的过程中早就杀人无算。
秉承正乾皇帝的旨意，武松一面拒绝兴中府和宜州包藏祸心的纳土之请，一面又干涉金军前来平乱，看起来很矛盾，其实有内在逻辑。
其人此举，既是避免在外交上不授人以柄，也是因为争夺人心的需要。
辽地的社会结构不同于宋地，不能以宋地的常识判断辽地发生的事情。
受限于统治根基浅薄和文化传承不足，辽国的政治结构相对简单，朝廷对地方、官府对治下的管理都很脆弱。
为了有效控制庞大的帝国疆域，辽国统治者不得不向境内的各种势力让渡部分权力，以换取他们的效忠。
这种权力分配模式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草原和苦寒深山等汉人难以扎根的地区，表现为保留部落血脉贵族制度，允许“国中之国”的存在。
就连皇帝直属的宫帐斡鲁朵，组织形式大部分也是分散各地的部落，并且“立宫置使领臣寮，每岁所献生口及打虏外国所得之物尽隶宫使”。
而在燕云等汉人聚居之地，则表现为依靠借助世家大族的力量，其中最显赫的有玉田及安次韩氏、昌平刘氏、医闾马氏、卢龙赵氏、平州张氏等。
这些大族降辽之前已是官宦世家，投降契丹后又为大辽建国和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大辽朝廷则回馈他们的子孙世代高官的政治利益。
有了官面身份，再加上相互联姻、舆论掌控、经济垄断等手段，大族就能进一步把持地方事务。
因而，辽国朝廷对社会底层的掌控力实际极其有限，这种政权组织模式自然是弊端极多，但符合辽国的国情，也便于其早期扩张。
历史位面，北宋数次北伐，都遭到了燕云汉人的极力抵抗，很大一方面就是因为赵宋给不了燕云世家大族如辽国一样的政治优惠。
而后来的金、元两朝能安定北方，也是靠继承辽国的政治传统，给予这些传承数百年的世家大族继续发扬光大的机会。
这也是天祚帝耶律延禧远遁西京道，北辽小朝廷又被徐泽灭掉的情况下，各地还能坚持反抗的主要原因——远在天边的真皇帝跑了，身边的土皇帝却还在。
可以说，整个辽地，只要是上规模的民变、叛乱和所谓的抗金起义，几乎都有世家大族和部族贵人的参与或背后操纵，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底层人民大起义。
当初的平州民兵暴动如此，黄龙府的安福哥叛乱也是如此，兴中府和宜州的军民叛乱同样如此。
徐泽取得燕云之地后建立大同王朝，表面看起来顺风顺水，似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和反弹，只是因为同舟社的特殊性遮挡了很多问题。
先是玉河渡一战，同军从正面击溃了反对力量，以极其强悍的姿态入主燕京，震慑宵小，取代辽国开始主宰燕云之地的命运。
待共建会基层组织建立，监部情报网铺开后，徐泽又借耶律大石的公开活动和自己南巡故意创造机会，引出并杀掉了大批不安心失去特权的旧既得利益者。
燕云地区的风平浪静之下，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惊涛骇浪和默默耕耘。
有始终解决底层百姓民生问题，大抓基础建设，并开展以工代赈，彻底改变燕云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状态的扎实政绩。
有依托深入社会底层的共建会，绕开世家大族直接掌控整个社会，并迫使众多的大族“自觉”投身“南北易姓”伟大事业的血泪史。
更有无孔不入的内部监控网络恐怖统治，以及前后四万多反抗大同暴政之“义士”（包含玉河渡之战）的累累尸骨。
就如同宋地的府州折氏一样，在辽地世家大族和部族贵人的眼中，大同王朝再好，也是要剥夺他们利益的王朝，远不如腐朽落后的大宋和大金更有吸引力。
所以，除非像辽西走廊一带面临同军的骚扰和打击不得不降的州县外，就算走投无路，辽地各势力宁愿投靠更加落后的大金，也极少有官员和大户会投靠大同。
这跟眼界和格局没有半点关系，纯粹是坐正屁股的利益选择。
徐泽的屁股也坐得极正，作为打天下者，其人当然注重争取且一直在争取人心，但他要争取的从来都不是世家大族之心，而是底层百姓之心。
这种建政模式注定超越了时代，不可能被同时代的其他人所复制，也注定了徐泽的事业不可能有同盟者。
从之罘湾建军开始，同军这些年南征北战，既打宋军，也打各路叛军，还打辽、金、大元、高丽等势力的军队。
就是因为徐泽清楚自己没有任何同盟者，大同的天下只能由同军自己去打，绝不能指望宋、辽或其他各地的“义士”代劳。
牛皋、武松、李逵等将领深受其人的影响，也不相信其他主动带兵投靠者。
真要赶上来投靠也可以，大同早有先例——平州军阀张觉。
只要“主动”放弃一切特权，老实接受大同朝廷的调遣和整编，就能享受同军的庇护，从此过上平静的生活。
兴中府和宜州的抗金暴动“义士”显然不能接受这个条件，真要能接受，他们也不会反叛实际上对守旧势力更加宽容的金国了。
尽管同、金两国结成同盟后，处于战略优势地位的大同经常对大金指手画脚，但这种干涉都没有超越双方同盟的大框架。
擅自接受这种叛乱势力居心叵测的投靠，而承担背盟毁约的严重后果，实为不智。
因此，面对兴中府和宜州两地的“投靠”，武松毫不犹豫便拒绝了。
但对方既然找上门来，维护和平与正义并为辽地带来希望和秩序的大同也没有置之不理的道理。
收到武松的上奏后，徐泽当即作出批示协助盟友稳定好兴中府和宜州社会秩序，勿使其地发生人道主义危机。
而金国方面，完颜阿骨打也及时回复了完颜昌查明叛乱原因，尽力招抚两地官民，不可多作杀伤。
金国的事，无论大小，一旦被大同掺和进来，就会变得极其复杂。
完颜昌再三揣摩大圣皇帝的旨意后，率兵进抵兴中府。
但其人却没有立即攻城，而是要求叛军派代表出城谈判。
叛军寻求同军庇护的计划落败，自知无力对抗金军的反扑，只能答应完颜昌的要求，派人入金军营中谈判。
完颜昌并没有在谈判上玩花样，还允许反叛者提出自己的意见。
但这种双边谈判显然很难一次就成功，彼此缺乏信任基础，价码都开得很离谱，且都不敢轻易做出让步，谈判由此陷入僵局。
谈不拢就只有打了，金军不敢尽全力，叛军却想着以战促和，不敢轻易投降，作战意志比较坚定。
由此，双方的伤亡倒是不大，但金军想破城肯定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三天后，攻守双方接受了同军使者邓尤的调停，再次坐下来谈。
谈判的具体细节不表，能明确的是谈判结束后，金军就开进了兴中府和宜州。
但金军随即削减了在两地的驻军，以减少地方供给的压力。
另一方面，金同两国还在兴中府和锦州两地开设了互市。
受此影响，兴中府周边州县的民生逐步恢复，反而成了中京道最稳定的地区。
事后，完颜阿骨打得知了叛军曾打算向大同纳土遭拒一事，也是唏嘘不已。
好不容易平定了中京道之乱，金军即将开拔时，都统完颜斜也却向自己的兄长阿骨打汇报了一个紧急情况耶律余睹阴谋叛变！
当年，因萧奉先陷害，耶律余睹被卷入了谋反大案走途无路之下，只能逃到咸州路都统司投降金国。
耶律余睹本就是辽国实权贵族，在军中又极孚人望，自不可能单身一人出逃。
随其人投降的，还有将吏韩福奴、阿八、谢老、大师奴、萧庆、丑和尚、高佛留、蒲答、谢家奴、五哥等人，及其管辖的部族户三千，车五千两，畜产数万。
如此庞大的势力来投，根基尚且浅薄的女直人自然不敢盲目收下。
站在完颜阿骨打等金国统治者的角度看，只要稳扎稳打，就算没有耶律余睹的投靠，大金国迟早也能灭掉透顶的辽国。
但若是轻信了耶律余睹，将其放在要害位置，万一这个实力强劲的契丹降人演的是苦肉计，然后关键时刻反戈一击，那金国就有极大可能会被辽国翻盘。
形势如此，换谁都不敢冒险。
因此，耶律余睹投降金国后，女直人利用他的同时又处处加以防范。
其人刚投降，侍妾及儿子等家属就被咸州路都统司“监护”。
没过多久，追随他的部民也被金军强行打散迁往金源内地安置。
身边仅剩下少量部曲的耶律余睹不敢有任何不满，还得竭力出卖大辽情报来表达自己的忠诚，以换取新主子的青睐。
可惜，其人只顾着自己的深仇大恨，而忘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的战术原则。
还没有搞清金国的形势，耶律余睹就和盘托出辽国的军事机密，满以为会受到金国的重要。
却不想完颜阿骨打迟迟不肯出兵伐辽，反将其人冷落，更让耶律余睹惶恐。
由可以左右大辽命运的贵人沦落到命如飘萍的金国走狗，耶律余睹经历了多少彷徨、无助、忧愤、困惑与悔恨，无人知晓，也没人会关心一个失去了权势就拼命报复的疯狗想什么。
最终，被完颜阿骨打雪藏一年多后，耶律余睹终于获得了随金军出征的机会，自然不敢不尽心。
在中京道，他为完颜斜也做乡导，还配合完颜宗翰、完颜希尹等人招抚奚部。
在西京道，他带着金军一路追击天祚帝。
当完颜宗望陷入重围时，也是其人挺身而出，不顾性命地将宗望救出。
金军二打云中府（原大同府），众多辽官死的死跑的跑，投降的军民又心怀故国，不熟悉本地情况的金人无法有效统御地方。
还是耶律余睹出面，举荐前监酒李师夔为节度使，进士沈璋为副使，州吏裴赜为观察判官，靠这些人的出色表现，才换来了云中府的稳定。
回到上京道后，大圣皇帝便归还了部分部曲给耶律余睹，以表彰其人接连立下的大功，并鼓励他继续用心做事。
投奔金国两年多，才获得金国皇帝这么点可怜的信任，耶律余睹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处境，自然要想办法改变。
数日前，耶律麻者找到完颜斜也告发耶律余睹、吴十、刘剌等人暗自结党，欲要谋叛，请求都统立即派兵剿灭这些人。
大军即将出动之际出了这么大的事，完颜斜也不敢擅断，只能向自己的兄长大圣皇帝上奏此事。
完颜阿骨打命人调查后，大致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耶律余睹投奔大金后，因不得信用而缺乏安全感，格外注重笼络部众；
其二，耶律麻者等后投降的辽人深恨耶律余睹卖国，有诬告的嫌疑；
其三，耶律余睹的部众长期被监护，对大金的归属感不强，有叛变的可能；
其四，之前，大军西征过程中，耶律余睹举荐、招降的辽官不少，已经结成了一股不小的政治势力。
考虑再三，完颜阿骨打亲自召见并晓谕耶律余睹、吴十、铎剌等人。
“朕得到天下，靠的是大金君臣同心同德而建成大功，不是你们的力量。现在却听说你等心怀怨望，准备谋反。你们连鞍马甲械都不齐，谋什么反？朕现在便可以将这些物资提供给你们，但如果失败了，就不要来求朕免死。若你等没有此心，愿意留下来做事，朕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耶律余睹等人尽皆战栗不能对，完颜阿骨打乃令杖责铎剌七十，余人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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