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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徐泽统帅大军回到诸城时,京东东路的动荡已经彻底平息。

    除了极少数自持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官绅找到社首,状告长史宗泽擅权致治下民乱、李逵擅杀灭多家大户满门外,其余人都明智的选择了闭口不言。

    这些告状者并非都是恶意的“反面派”,因个人的身份不同,其目的也各异。

    或是因为利益相关,不得不跳出来,不能不跳出来,不敢不跳出来;

    或是为了邀名逐利,以引起徐泽的注意,好在欣欣向荣的同舟社中博取一个好位置;

    或是持身以正,忧国忧民,真的为了同舟社的长治久安建言。

    对所有状告,徐都选择了“留中不发”。

    同舟社尚未建国,徐泽也不是皇帝,但在同舟社管辖范围内,他已经是一言九鼎般的存在,任何动作都会被很多人深入解读。

    “留中不发”并不是对此事不管不顾,其本身就代表社首清晰的态度,懂的人自然懂。

    经历此次大乱之后,京东社会氛围也没有平乱之前那么“和谐”了。

    一些底层百姓变得更激进,而没有参与叛乱的大部分豪族大户则变得更谨慎。

    这一点很正常,徐泽也早有预料。

    潜藏在平静表面下的,是更深的暗流,何时才会再爆发,或是在潜藏中被消灭,就看他的手段了。

    详细了解各地叛乱始末,并处理完这段时日积压的政务后,徐泽就离开了诸城。

    到各地检查随大军北上的杭州百姓生活状况,顺便考察各地的共建会建设和税改落实情况,同行的演出队也带来了新排练的节目。

    社首仿佛根本不在意大户叛乱和平乱之事,自始至终都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没有意见本身就是意见。

    检查的途中,徐泽陆续颁布了三条“社首令”

    其一,“处罚令”。

    京东东路规模庞大的抗税叛乱,也有不少官吏牵涉其中。

    有些与大户利益相连,或是大户家族子弟,而受到叛乱的大户牵连;

    有些则是看不清形势,两头押宝,为大户通风报信,奔走呼号;

    有些“心怀忠义”,不忘旧主,身在徐营心在赵……

    不教而诛是为虐,徐泽虽是逆取天下的造反者,却一直很讲“规矩”。

    打天下的关键时刻,徐泽不惜利用战略欺骗也要争取时间,举办官吏轮训、组织巡视巡察,改革考绩目标等等,以整顿吏治,取得的效果也是巨大的。

    这种情况下,还有人看不清形势,逆潮流而动,就怨不得他人了。

    所有牵涉叛乱的官吏,无论文武,皆由法曹和监曹依据相关法度处罚。

    同舟社的根基不在士大夫,也没有“不杀士大夫”的“好传统”。

    不想妄丢前程和性命,就要积极适应同舟社新的生存法则,活在新世界,还想延续老传统,谈都别谈!

    其二,“减税令”。

    在赵宋高额的税收基础上,同舟社治下所有田税削减三成,以后还要逐步论证削减相应的钱、役、献、捐等不合理税种。

    此令惠及包含官田佃户到大地主在内的所有阶层,以占据道义制高点,为的还是进一步强力推进梯级税制。

    减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藏富于民”,历史上所有执行藏富于民政策的朝代,最终富了的都是极少数人。

    而财富过度集中,官府通过税收得到的财富越来越少,没办法实现社会资源的再分配,王朝便会逐渐走向死亡。

    “减税”的最终目的恰恰是通过减掉不合理的朝廷实际也收不到手苛捐杂税,为中下层百姓增收,扩大内部消费市场,增加工作岗位和税种,增强社会经济活力创造条件,从而做大经济总量,以创造更多的税基点。

    而对各行业龙头和掌握社会财富的上层,则要通过梯级税制收取更多赋税,并限制其发展。

    以此,双管齐下,不断增加政府总收入。

    只有掌控更多资源的政府,才能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社会再分配中,从而达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目的。

    财富只会追逐更多的财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

    指望藏富于民富起来的富豪们“自觉投身公益事业”,或许某些个体可能做得到,但就整个富豪阶层来说,绝不可能。

    税收和再分配是延续王朝命脉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绝不能假借他人之手。

    其三,“重商令”。

    相对于农税“一刀切”的总体减三成,工商层面的税种和税率调整就要复杂得多,但总体上也降了大约一成半。

    追求更多社会财富,向往更加美好的生活,是深藏在人性中的本能。

    旧体制下,百姓有钱后,除了购买土地扩大生产外,基本没有更好更稳定的盈利兴家手段了。

    社会各阶层有了钱就置地,地多了更有钱,有钱再买地,以此循环,成了死结。

    打破这种死循环,不能野蛮的杀杀杀,更不能只限制不引流。

    不然的话,掌握大量闲置资金的豪族大户出于种种顾虑,也会不断挖地窖藏钱。

    哪怕同舟社有银行,还给利息,但你总不能强制别人都存钱吧?

    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会急剧衰退,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

    重视工商,引导社会财富投向多元化,当然不能只体现在在减税这种低层次上。

    相应的政策配套,管理和服务机构建设,以及扩大工商者正当的社会权益(比如逐步废除对工商阶层在衣食住行等礼制上的歧视性政策)等等。

    但这些政策,徐泽没有打算一步到位,甚至很多权益也不会主动放出。

    他不喜欢无缘无故的给予,同舟社的政策肯定有“阶级”偏向,但不管哪个社会阶层,自己的权益都要自己去争取,前提是在同舟社的规则之下。

    违者,祝朝奉、李应两家的下场便是榜样!

    这是一场事关政权根基的大战,徐泽表面云淡风轻,实际却是丝毫也不敢放松。

    尽管相对于赵宋政权来说,同舟社的根基已经非常牢固了,但相对于开创前人未有之局面的徐泽来说,这个根基还远远不够。

    而在两浙路,另一场大战也已经开始。

    少了徐泽这个不断搞事的大反贼如山般的压力,轻装上阵的朝廷大军终于在可以展开对贼军的大规模清剿。

    童贯到达杭州,指挥朝廷大军同时展开对歙州、睦州、婺州三个方向贼军的进攻。

    赵宋朝廷为了“协助”京东兵马平乱,精心抽调各地精兵强将。

    天子命童贯为并、淮、荆、浙诸路宣抚制置使,谭稹副之;

    婺州观察使步军都虞候王禀为统制;

    鄜延路总管马军副都指挥使刘延庆都统诸路兵马;

    其中,杨惟忠、辛兴宗统熙河兵,刘镇统泾原兵,杨世可、赵明统环庆兵,黄迪统鄜延兵,马公直领秦凤兵,翼统领河东兵;

    加上京畿禁军、东南第一将与第七将等江南兵马,总兵力近二十万,可谓精兵强将云集。

    为确保万无一失,童贯明确宣、池、饶、信、建、温、台、越等州兵马八万外围封控,防止贼军走脱。

    主攻方向睦州置兵力四万人,还包括同军二师牛皋部;

    歙州、婺州为偏师,各两万人;

    宣抚制置使童贯亲率四万兵马为机动兵力,随时准备增援。

    各部预置到位后,同时发起进攻,务必要一举荡平贼军以绝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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