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卫平赴上海，是为了打听江芸芸的消息。这段时间里，他往江芸芸家打过电话，没有人接，也拨打过江芸芸的手机，但已经停机了。这种情况绝对不是好苗头，章卫平在四天前又打了杜建设的电话，杜建设的妻子告诉他：杜建设已经被公安局抓进去了，家里也已经被抄过了。这样一来，章卫平更加放心不下江芸芸了，于是下定决心赴沪了解江芸芸的情况，看她究竟如何。这次，章卫平不敢乘飞机，生怕身份证出纰漏，于是就乘了火车。乘火车也不敢直接过去，他是先去了成都，然后再从成都到上海。抵达上海后，章卫平就在火车站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江芸芸家。章卫平的心思是：即使江芸芸“不幸”出事折进局子了，她的父母也不可能连带进去，他可以从其父母那里打听情况。
出租车开到江芸芸家的小区大门口，章卫平让司机直接开进去。小区保安没有在意，看都没有看。到了楼下，章卫平把出租车打发走后，提着简单的行李上楼。按门铃，没有反应。章卫平以为门铃坏了，于是就敲门。一直敲到惊动了旁边那家邻居出来探看，屋里还是没有声音。那邻居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工，平时喜好管闲事，嚼舌头。开门一看这个敲门的青年人有点儿面熟，于是就说：“你是找江家？哦，屋里没有人啊！”章卫平叫了声“阿姨”后问道：“她家人到哪里去了？”“啊呀，你不知道啊？江家出事啦——女儿给公安局抓进去了，警察来抄过家了……两个老人也没在家住了……”章卫平还没听完，一张脸已经倏然变色。对方没有注意，还很热情地发出邀请：“你到我家坐一会儿吧，歇歇脚再走。”
章卫平摇头道：“不了，出租车还在下面。对不起，想问你一声，江芸芸是几时出事的？”这时候，江芸芸家对面的那户邻居也给惊动了，一个老头开门来察看。那老头是个退休保卫干部，一看章卫平的脸色，马上怀疑这个小伙子跟已经被捕的江芸芸有不寻常的关系。但姜是老的辣，老头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看了一看就缩回身去，轻轻关上了门。老头随即往小区大门保安那里打了电话，说有一个可疑者如何如何，马上要离开了，是坐出租车走的。小区保安协助公安局逮住江芸芸后，受到过警方的奖励，这会儿接到那位退休保卫科长的电话，自是重视，当即关上了大门，决定拦住出租车。其实，章卫平那是信口而言，他雇的出租车早已离开了。老头在给保安打电话通报情报时，他已经下楼去了。章卫平倒没有料到先前只朝他看了一眼的那个老头已经给保安打了电话，情势对他极为不利，但他头脑中有一种下意识的急于想离开这里的想法。他对江芸芸家居住的小区地形很熟，知道这幢楼旁边有一扇旋转式小门通往外面马路，于是就从那扇门出去了。也是巧，就在这时，警署给小区保安打来了电话。原来，警署接到市局刑警的电话，他们已经从江芸芸的口供中了解到章卫平的情况，估计章卫平也许会到上海来找江芸芸或者打听江芸芸的情况，于是就让警署通知小区对如何如何一个男青年特别留意。小区保安接到电话，立刻赶到江芸芸家这边楼层来，这才知道章卫平已经离开了！当然，章卫平自己并不知晓刚刚经历过一次危险。他已经证实了江芸芸被捕的猜测，满心悲伤。他去了一家幽静的红茶坊，选了一个角落，独自坐在那里，想着江芸芸在“里面”度日如年的情形，心如刀绞，泪似雨下！
许久，章卫平才稍稍平静下来，寻思不知江芸芸的父母是否给江芸芸送过东西，担心江芸芸在看守所里缺这少那的，于是决定购一些东西给江芸芸送去。章卫平特地去了南京路，专挑那些高档生活用品买，连牙刷牙膏都是进口的。他不知道江芸芸被关押在哪里，想当然地认为是在江芸芸家那个区的分局看守所，于是赶了过去。这其实是一个自投罗网的举动，但是警方没有料到竟然还有这种情况，再说江芸芸是市局拘捕的，分局看守所不知道案情，所以被章卫平再次滑过去了。章卫平到分局看守所后，说他是江芸芸的同学，获悉江芸芸给拘捕了，想给她送些东西。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里并没有收押过江芸芸这样一个人犯，即使收押了，按照规定也不是谁都可以送东西的，得由被关押人的直系亲属或者经过看守所方面允许的其他人员送。
章卫平无法可想，只得悻悻而去。一路上，他还在暗责看守所“不近人情”，殊不知他竟然又一次在无意间逃脱了。章卫平给江芸芸送物之心不死，想了想，走进了附近一家邮局，把东西装进一个箱子寄往市公安局，附言说请求转给某日拘捕的江芸芸。这个特殊的邮件后来如何处置，就不得而知了。章卫平处理完此事后，知道不能再在上海待下去了，否则就会被捕。考虑再三，决定先去京都再说。章卫平逃往京都后混了一个月，看看实在混不下去了，又决定返回云南。他抵达昆明的当天，正是蒋兴、范晓琴被处决的日子。
蒋兴、范晓琴被捕后，蒋兴也因为毒瘾发作无法接受讯问而被送往戒毒所强制戒毒。范晓琴没有染上毒瘾，因此警方先讯问她。范晓琴到这当儿，还异想天开地想保住蒋兴的性命，面对着警方的一次次讯问，反复声称自己是主犯，所有主意、行动、资金全出自于她，而蒋兴则是完全被迫的，是她用爱情逼着他参与犯罪的。10天后，蒋兴在戒毒所接受了第一次讯问。前面说过，范晓琴在警方抓捕时就已经公开表示过此事跟蒋兴无关，那是她的责任。这给了蒋兴一个暗示性的启示，他深知范晓琴的禀性，料想她会“九供不离一辞”的，寻思自己何不乘机开脱？于是，他也就把责任全部往范晓琴身上推。这种情形，警方以前也碰到过，不过不是情侣之间，而是父子、母女或者夫妻之间的。既然碰到过，自己已经积累了对付的经验。再对范晓琴进行讯问时，将分析和调查的情况稍微抛了点儿出来，范晓琴就无法自圆其说了，只好如实招供。过了三四天，蒋兴被押往看守所了，再讯问时还是这样供述，弄得审讯人员无名火顿起，喝斥道：“蒋兴，你这种人还称得上‘男人’？男子汉敢做
敢当，还用得着一个女人来为你当替罪羊？”最后，蒋兴不得不对犯罪情况作了招供。
范晓琴出事的消息传到其父母那里后，老两口虽然早已跟女儿断绝了来往，而且对外声称“没有这个女儿了”，但还是念及骨肉之情，忍不住大哭了一场。大哭之后，两人就通过有关渠道打听案情，其中大概还有斡旋的意思。但蒋兴、范晓琴所贩卖的“白粉”数量甚大，如无重大立功表现，绝无生还之望，老两口也就死了这份心。他们商议后，由范母出面给女儿写了一封信，并且给她送了生活用品。范晓琴在看守所收到父母的信函和东西后，悲从心底直涌而出，深悔自己走上了这样一条不归之路。但她对于蒋兴还是痴心不改，马上想到他是外地人，家又在农村，估计不大可能会有人送东西来的，于是就把自己收到的东西中凡是蒋兴用得到的都拣出来，请看守转交给蒋兴。她又写信给父母，请求他们直接给蒋兴送物品。
不久，范晓琴、蒋兴收到了检察院下达的起诉书。范晓琴一看里面所列出的罪行，再对照刑法条文，知道己是黄泉路近，遂给蒋兴写了一封信，内容大意是：到这一步，实在是非常不应该的，对不起父母亲友，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国家，但是现在后悔己晚，只好认命了，希望蒋兴能够得到从宽处理，留得一命。蒋兴读到这封信后，流下了眼泪，但当看守问他是否要给范晓琴写一封回信时，他却沉重摇了摇头。
蒋兴、范晓琴的死刑判决是在公判会上宣告的。范晓琴在听到蒋兴被判处死刑时，尽管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是还是情不自禁地浑身颤抖，热泪长流；接着听到她自己被判处死刑时，反而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在从会场押解出去时，范晓琴向距她不远的蒋兴大声叫喊：“蒋兴，保重！”她还想说什么，被法警阻止了。据当时在场的人说，范晓琴始终望着蒋兴，大大的眼睛里饱含深情；可是蒋兴已经被判处死刑吓得近乎瘫痪，根本没想着抬起头来看范晓琴一眼。蒋兴上了囚车后，似乎平静了一些，嘟哝着说不服判决，要上诉。但是，后来他并没有提出上诉，他放弃了法律给予他的最后一个权利。
范晓琴也没有提出上诉，她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说判决是正确的，她没有异议，愿意服从。范晓琴在信中还提出了一个要求：请求父母给蒋兴买一套新衣服、一双新皮鞋，以让他穿着一新的“上路”；她希望父母能够满足不孝女儿的最后一个愿望。范晓琴的父母满足了女儿的这一愿望，按照范晓琴给选定的颜色和式样，给蒋兴购买了一套衣服、一双皮鞋。东西送到看守所，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蒋兴后来上刑场时没有穿这套衣服。执行死刑的前夜，看守所允许死囚购买自己想吃的菜肴。范晓琴提出：去问一下蒋兴，他吃什么，我也吃什么，用我的钱。后来，两人果然吃了一模一样儿时他们爱吃的“蛋炒饭”……
同一天，范晓琴向看守所提出要求见一见蒋兴的面，说几句话。这一要求，被以“法律没有规定”而拒绝了。次日上午，当范晓琴被提出监号打开脚镣时，她再次提出了这一要求。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现场有关人员满足了她的一半要求：允许她看一看蒋兴，但仅是看一眼而已，不能说话。这不是执法人员的苛刻，而是法律的威严和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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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开到江芸芸家的小区大门口，章卫平让司机直接开进去。小区保安没有在意，看都没有看。到了楼下，章卫平把出租车打发走后，提着简单的行李上楼。按门铃，没有反应。章卫平以为门铃坏了，于是就敲门。一直敲到惊动了旁边那家邻居出来探看，屋里还是没有声音。那邻居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工，平时喜好管闲事，嚼舌头。开门一看这个敲门的青年人有点儿面熟，于是就说：“你是找江家？哦，屋里没有人啊！”章卫平叫了声“阿姨”后问道：“她家人到哪里去了？”“啊呀，你不知道啊？江家出事啦——女儿给公安局抓进去了，警察来抄过家了……两个老人也没在家住了……”章卫平还没听完，一张脸已经倏然变色。对方没有注意，还很热情地发出邀请：“你到我家坐一会儿吧，歇歇脚再走。”
章卫平摇头道：“不了，出租车还在下面。对不起，想问你一声，江芸芸是几时出事的？”这时候，江芸芸家对面的那户邻居也给惊动了，一个老头开门来察看。那老头是个退休保卫干部，一看章卫平的脸色，马上怀疑这个小伙子跟已经被捕的江芸芸有不寻常的关系。但姜是老的辣，老头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看了一看就缩回身去，轻轻关上了门。老头随即往小区大门保安那里打了电话，说有一个可疑者如何如何，马上要离开了，是坐出租车走的。小区保安协助公安局逮住江芸芸后，受到过警方的奖励，这会儿接到那位退休保卫科长的电话，自是重视，当即关上了大门，决定拦住出租车。其实，章卫平那是信口而言，他雇的出租车早已离开了。老头在给保安打电话通报情报时，他已经下楼去了。章卫平倒没有料到先前只朝他看了一眼的那个老头已经给保安打了电话，情势对他极为不利，但他头脑中有一种下意识的急于想离开这里的想法。他对江芸芸家居住的小区地形很熟，知道这幢楼旁边有一扇旋转式小门通往外面马路，于是就从那扇门出去了。也是巧，就在这时，警署给小区保安打来了电话。原来，警署接到市局刑警的电话，他们已经从江芸芸的口供中了解到章卫平的情况，估计章卫平也许会到上海来找江芸芸或者打听江芸芸的情况，于是就让警署通知小区对如何如何一个男青年特别留意。小区保安接到电话，立刻赶到江芸芸家这边楼层来，这才知道章卫平已经离开了！当然，章卫平自己并不知晓刚刚经历过一次危险。他已经证实了江芸芸被捕的猜测，满心悲伤。他去了一家幽静的红茶坊，选了一个角落，独自坐在那里，想着江芸芸在“里面”度日如年的情形，心如刀绞，泪似雨下！
许久，章卫平才稍稍平静下来，寻思不知江芸芸的父母是否给江芸芸送过东西，担心江芸芸在看守所里缺这少那的，于是决定购一些东西给江芸芸送去。章卫平特地去了南京路，专挑那些高档生活用品买，连牙刷牙膏都是进口的。他不知道江芸芸被关押在哪里，想当然地认为是在江芸芸家那个区的分局看守所，于是赶了过去。这其实是一个自投罗网的举动，但是警方没有料到竟然还有这种情况，再说江芸芸是市局拘捕的，分局看守所不知道案情，所以被章卫平再次滑过去了。章卫平到分局看守所后，说他是江芸芸的同学，获悉江芸芸给拘捕了，想给她送些东西。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里并没有收押过江芸芸这样一个人犯，即使收押了，按照规定也不是谁都可以送东西的，得由被关押人的直系亲属或者经过看守所方面允许的其他人员送。
章卫平无法可想，只得悻悻而去。一路上，他还在暗责看守所“不近人情”，殊不知他竟然又一次在无意间逃脱了。章卫平给江芸芸送物之心不死，想了想，走进了附近一家邮局，把东西装进一个箱子寄往市公安局，附言说请求转给某日拘捕的江芸芸。这个特殊的邮件后来如何处置，就不得而知了。章卫平处理完此事后，知道不能再在上海待下去了，否则就会被捕。考虑再三，决定先去京都再说。章卫平逃往京都后混了一个月，看看实在混不下去了，又决定返回云南。他抵达昆明的当天，正是蒋兴、范晓琴被处决的日子。
蒋兴、范晓琴被捕后，蒋兴也因为毒瘾发作无法接受讯问而被送往戒毒所强制戒毒。范晓琴没有染上毒瘾，因此警方先讯问她。范晓琴到这当儿，还异想天开地想保住蒋兴的性命，面对着警方的一次次讯问，反复声称自己是主犯，所有主意、行动、资金全出自于她，而蒋兴则是完全被迫的，是她用爱情逼着他参与犯罪的。10天后，蒋兴在戒毒所接受了第一次讯问。前面说过，范晓琴在警方抓捕时就已经公开表示过此事跟蒋兴无关，那是她的责任。这给了蒋兴一个暗示性的启示，他深知范晓琴的禀性，料想她会“九供不离一辞”的，寻思自己何不乘机开脱？于是，他也就把责任全部往范晓琴身上推。这种情形，警方以前也碰到过，不过不是情侣之间，而是父子、母女或者夫妻之间的。既然碰到过，自己已经积累了对付的经验。再对范晓琴进行讯问时，将分析和调查的情况稍微抛了点儿出来，范晓琴就无法自圆其说了，只好如实招供。过了三四天，蒋兴被押往看守所了，再讯问时还是这样供述，弄得审讯人员无名火顿起，喝斥道：“蒋兴，你这种人还称得上‘男人’？男子汉敢做
敢当，还用得着一个女人来为你当替罪羊？”最后，蒋兴不得不对犯罪情况作了招供。
范晓琴出事的消息传到其父母那里后，老两口虽然早已跟女儿断绝了来往，而且对外声称“没有这个女儿了”，但还是念及骨肉之情，忍不住大哭了一场。大哭之后，两人就通过有关渠道打听案情，其中大概还有斡旋的意思。但蒋兴、范晓琴所贩卖的“白粉”数量甚大，如无重大立功表现，绝无生还之望，老两口也就死了这份心。他们商议后，由范母出面给女儿写了一封信，并且给她送了生活用品。范晓琴在看守所收到父母的信函和东西后，悲从心底直涌而出，深悔自己走上了这样一条不归之路。但她对于蒋兴还是痴心不改，马上想到他是外地人，家又在农村，估计不大可能会有人送东西来的，于是就把自己收到的东西中凡是蒋兴用得到的都拣出来，请看守转交给蒋兴。她又写信给父母，请求他们直接给蒋兴送物品。
不久，范晓琴、蒋兴收到了检察院下达的起诉书。范晓琴一看里面所列出的罪行，再对照刑法条文，知道己是黄泉路近，遂给蒋兴写了一封信，内容大意是：到这一步，实在是非常不应该的，对不起父母亲友，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国家，但是现在后悔己晚，只好认命了，希望蒋兴能够得到从宽处理，留得一命。蒋兴读到这封信后，流下了眼泪，但当看守问他是否要给范晓琴写一封回信时，他却沉重摇了摇头。
蒋兴、范晓琴的死刑判决是在公判会上宣告的。范晓琴在听到蒋兴被判处死刑时，尽管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是还是情不自禁地浑身颤抖，热泪长流；接着听到她自己被判处死刑时，反而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在从会场押解出去时，范晓琴向距她不远的蒋兴大声叫喊：“蒋兴，保重！”她还想说什么，被法警阻止了。据当时在场的人说，范晓琴始终望着蒋兴，大大的眼睛里饱含深情；可是蒋兴已经被判处死刑吓得近乎瘫痪，根本没想着抬起头来看范晓琴一眼。蒋兴上了囚车后，似乎平静了一些，嘟哝着说不服判决，要上诉。但是，后来他并没有提出上诉，他放弃了法律给予他的最后一个权利。
范晓琴也没有提出上诉，她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说判决是正确的，她没有异议，愿意服从。范晓琴在信中还提出了一个要求：请求父母给蒋兴买一套新衣服、一双新皮鞋，以让他穿着一新的“上路”；她希望父母能够满足不孝女儿的最后一个愿望。范晓琴的父母满足了女儿的这一愿望，按照范晓琴给选定的颜色和式样，给蒋兴购买了一套衣服、一双皮鞋。东西送到看守所，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蒋兴后来上刑场时没有穿这套衣服。执行死刑的前夜，看守所允许死囚购买自己想吃的菜肴。范晓琴提出：去问一下蒋兴，他吃什么，我也吃什么，用我的钱。后来，两人果然吃了一模一样儿时他们爱吃的“蛋炒饭”……
同一天，范晓琴向看守所提出要求见一见蒋兴的面，说几句话。这一要求，被以“法律没有规定”而拒绝了。次日上午，当范晓琴被提出监号打开脚镣时，她再次提出了这一要求。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现场有关人员满足了她的一半要求：允许她看一看蒋兴，但仅是看一眼而已，不能说话。这不是执法人员的苛刻，而是法律的威严和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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