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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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珠本草。是由帝马丹增彭措在1840年编成，收载药物1400多种，性、味、功能详备，反映了近代藏医本草学的成就。
藏医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约在16世纪时，四部医典被译成蒙古文字。现国外有俄、英、德、日等国文字的摘译或节译本。至今国内在青海、内蒙、甘肃、云南、四川等部分地区，藏族医学仍在医疗卫生保健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我国各民族杂居的情况很多，所以各民族医学之间也是相互渗透的，蒙族医学同样受中医、藏医的影响很深。元朝时，由于蒙古族统治者感到本民族文化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复杂的大帝国的政治不相适应，故而很重视吸收外族文化。在医药方面，对汉族医药学和养生之道以及阿拉伯医药比较重视，他们请阿拉伯名医为御医，掌管上都医药院，在大都设立“回回药物院”，翻译阿拉伯医学著作回回药方等。元朝饮膳太医忽思慧编写的饮膳正要是一部很有价值的食疗著作，其内容明显地受汉族饮食文化和中医药的影响。就是饮膳太医一职也是来自周礼的“食医”。蒙古族以游牧为业，善骑射，在骨伤病方面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蒙古秘史等文献中载有用烧红的铁烙治流血的伤口；用蒸气热罨〔yan掩〕的活血方法治疗内伤；用牲畜热血浸泡的方法治疗箭伤等等。元史载，有一次名将布智儿身中数箭，成吉思汗命人把箭拔出来，当时，布智儿的伤口血流如注，人也昏过去了，成吉思汗又命人把一头活牛的腹剖开，把布智儿放到牛腹中，浸泡在热血里，过了一会儿布智儿就苏醒过来了。元代的永类钤方和世医得效方对骨伤骨科都有重要的贡献，永类钤方最后一卷为“风损折伤”，世医得效方对整骨、金镞伤治法设有专篇论述，二书都载有很丰富的骨伤科经验。如关节脱臼的复位和骨折的整复与今天所用方法大体相同。对夹板固定治疗骨折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特别是悬吊复位即今之牵引复位是世界伤科史上一项创举。总之，在蒙古族驰骋中原的朝代，骨伤科的成就非常突出，在麻醉、缝合、器械等方面，都位居世界之首，不是偶然的。因此不能忽视蒙古族医治骨伤疾病的丰富实践经验，以及与中医骨伤科的互相充实。
历史上蒙、藏两族关系融洽，藏族的红教和黄教先后曾得到蒙族人民的崇拜，并在蒙族地区陆续建立了很多寺庙。宗教活动中医药学传播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藏医学因此能传入蒙古，对蒙古族医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蒙族医学的基础理论与藏医大同小异，藏族医学所说的“三大要素”、“七种物质”，在蒙古医学中则称之为“三元”、“七恒”。蒙族的医药学著作有蒙药本草从新、普济杂方、蒙药正典、珊瑚验方等。清代时满族将领对军中蒙古族医生的骨伤病治疗非常欣赏，甚至明确规定把“上三旗士卒之明骨法者”选拔出来，专为军中官吏服务，称他们为“蒙古医士”。清史稿中的有关资料反映出蒙古族的骨伤病的治疗技术，在清代各族医生中是出类拔萃的。
19世纪中叶，朝鲜北方连年受灾，大批灾民进入延边，得到清朝政府的认可而定居下来，成为我国的朝鲜民族。与此同时，朝鲜的东医学也传入当地，并得到了不断提高和发展，形成了以下几个学派：经典学派，以我国中医药学理论为主；活套派，注重临床实践的民间民族医生；东西医学融汇派，主张“西诊东治”；四象医学派，该学派对朝鲜族医药界影响最大。四象医学是朝鲜东医学家李济马根据灵枢通天篇“五态人”提出来的，其学术观点主要反映在他所著的东医寿世保元中。
少数民族医药学也是我国医药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各少数民族所处的地域，以及历史、文化、生活习惯不同，因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的民族医药学，对中华民族、特别是对本民族的人民卫生健康事业都做出了贡献。
第八章古代中外医学交流
祖国医药学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不但对中华民族作出了光辉的贡献，而且在世界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在中外医学交流的过程中，我国古代医学家也不断地吸取国外的医药学成果，充实和发展了祖国的医药学。
第一节朝鲜
大约在公元1世纪时，朝鲜分为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当时朝鲜1的医药学已具有一定的水平，并曾向日本传播。在我国的医药学著作中，也记载了一些朝鲜医药，如梁代陶弘景所搜集整理的名医别录中，载有百济、高丽人参与我国上党人参的比较；他所编辑的本草经集注中，如五味子、昆布、芜荑等也是产于朝鲜的药物，说明南北朝以前有些朝鲜药物即已传到中国。唐朝王焘的外台秘要记载了高丽治疗“毒气攻心手足脉绝”的方剂：吴茱萸、木瓜煮服。大观本草还记述了威灵仙从新罗传入中国的故事。当时有些方书上某些药还注明要用新罗的品种。如白附子、玄胡索、人参等。
我国的医药学也不断地输入朝鲜，南北朝时梁武帝曾接受百济的请求，派遣医生进行医疗活动，自此针灸始传入朝鲜。唐代强盛时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医药卫生事业也是举世瞩目的，当时吸引了很多国家的商贾、僧侣及留学生。这一时期有很多医学经典著作传入新罗，如素问、伤寒论、针灸甲乙经、神农本草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新罗因已成唐帝国的藩属，医事制度也仿唐制，设医学教育机构，置医学博士，把素问、难经、针灸甲乙经、神农本草经等作为教材，以培养专业医生。宋真宗时朝廷曾两次赠高丽太平圣惠方，该书是宋政府主持编纂的大型方书，后来这部巨著成为高丽国最重要的医方书。北宋朝廷曾多次应高丽邀请，派遣医官赴高丽，从事医疗工作以及分科教授医学，为高丽培养了大批医生，使中医药学广泛地在高丽传播，两国之间常相互馈赠药品。那时在高丽保存了很多以往传入的中医药经典著作，而在中国有些却已经失传，鉴于此，宋哲宗时曾令人抄录一些医药书目录，交给高丽使者带回。次年，高丽即遣使入宋，把黄帝针经献上，宋朝廷则开版雕印，颁行天下，可见宋代时我国与朝鲜医药交流极为频繁。至元朝，元世祖患病，高丽也派出医生帮助诊治。明代中叶和末叶，朝鲜有两部重要医著问世，即金礼蒙等编写的医方类聚365卷今存266卷，及许浚编写的东医宝鉴23卷。这两部书选摘中国医籍，分类汇编而成，内容很丰富。它们保存了很多明代以前宝贵的中医药学文献资料，有些现已失传的医书，可以从这两部医书中看到部分内容。同时中医药学对朝鲜“东医”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独特的东医体系实际是由朝鲜的古代医学借鉴了中医中药基础理论发展而来。明朝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朝鲜内医院教习御医崔顺立等经朝鲜皇室批准来中国，要求明太医院解答他们的医学问题。明朝廷组织人员与他们进行了学术讨论，后由太医院御医将讨论内容，以问答形式整理出来，汇编成医学疑问一书。这是朝鲜和我国举行的第一次国家级的医药学术讨论会。后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崔顺立再次来明太医院进行学术讨论，太医院又将其内容辑为答朝鲜医一书。
注释：
1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时期以后，唐高宗灭高句丽、百济，其地悉归新罗。相当我国五代时，国号为高丽。明初始称朝鲜。为方便叙述，文中概称为朝鲜医学。
第二节日本
中医药向日本传播最早的“使者”应当是方士徐福。据传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过海寻不死之药，而东渡扶桑今认为就是日本，但一去而不返。
南北朝时明堂图等医书传入日本，针灸术在日本逐渐为人传习。
日本向我国派遣留学生始于隋朝。隋炀帝大业年间，日本推古朝曾派小野妹子出使中国，随行的药师惠日等留下学习中医。惠日在我国学习了15年才回国，其后又两度赴唐，并将诸病源候论等医书带回日本。唐代日本政府多次派遣大批医师、僧侣随使者来中国深造，并广泛搜罗各种医学书籍带回。公元701年，日本颁布“大宝令”，其中的医事制度、医官、医学教育设置均仿照唐制，并规定教授医学以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新修本草、伤寒论、千金要方等中医典籍为教材。公元8世纪，日本来中国聘请高僧传戒，扬州大明寺高僧鉴真大师接受邀请。鉴真历时10多年，多次东渡，几经沧桑，双目失明仍不动摇，终于第六次渡海获得成功。随船带去药材千余斤，有些至今还珍藏在奈良东大寺正仓院。鉴真在日本除弘扬佛教外，为传授中医药知识做了大量工作，他把自己鉴别药材，治疗疾病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日本医僧，并撰写了鉴上人秘方一书，惜已失传，仅在医心方中收载数首经验方。日本医家尊他为“医祖”，直至德川时期，日本药袋上还印有鉴真图像，说明鉴真在中日医学交流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鉴真
公元808年，日本平成天皇诏令安培真直、出云广真等征集全国验方，并参考素问、黄帝针经、小品方、新修本草等中医经典医籍，编纂了大同类聚方100卷。以后类似医著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丹波康赖的医心方。这部著作收载了隋唐以前百余种医籍的部分内容，对我们研究现已佚失的或残缺的古代医籍极有价值。明代时，日本田代三喜来中国学习医学，专门研究李杲、朱震亨的医学论著达12年，成为日本研究李、朱学术思想的创始人。明末，本草纲目传入日本。
在中日两国医学界均很有影响的医学世家丹波氏，原是我国汉宗室刘氏后裔。丹波家族定居日本900多年，繁衍数十代，对日本的“汉方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维系了长期的中日医学交流。江户时代公元16001876年，丹波氏35至37代传人元德、元简、元胤、元坚等以毕生精力从事汉医方考据工作，是日本很有影响的考据学派代表。他们的著述诸如素问识、灵枢识、伤寒论辑义、金匮述义、医籍考等达数十种之多，在我国医界也因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受到重视。
清光绪、宣统年间，我国三次派人去日本考察，带回不少中医古籍和汉方医籍，这对活跃我国中医学术活动是有很大意义的，另一方面也对日本汉方医的发展有所了解。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研究西洋医学的学者大增，西方医学成为日本医学研究的主流，研究中医的相对减少了。
第三节越南
据越南史籍记载，公元前257年，中国秦朝医生崔伟的医疗事迹及他所著的公余集记一书流传于越南。汉代以后我国常有知医人士到越南。唐宋以来越南所产的药物，如槟榔、丁香、苏方木、白茅香等不断输入我国。公元14世纪的越南皇帝陈裕宗，年幼时曾遭水溺，被一个医生用针灸救活，说明当时针灸术已传入越南。明清时我国一些医书传到越南，如景岳全书、医学入门、锦囊秘录等，对越南医药学影响很大，越南医书新方八阵国语即取材于景岳全书。越南著名医生黎有卓著有海上医宗心领66卷，该书对中国古典医籍内经和明代冯楚瞻所著的冯氏锦囊秘录推崇备至，但对于外感病，则认为越南因地处南方与中国不同，针对伤寒论中治疗外感风寒的麻黄汤、桂枝汤类代表方剂，他写有“论我岭南麻黄、桂枝汤绝不可用”一章，可见他对中医经典著作不是盲目照搬，而是根据本地的气候特点有所取舍。这部书在本国影响很大，黎有卓被尊为越南的医圣。公元1850年越南仿我国建“先医庙”，供奉中国历代名医，特别崇拜冯楚瞻。中医药在越南很受欢迎，当地称这些华侨医生为“东医”，越南本民族私相传授的医生则称为南医。
第四节印度
古印度称“身毒”或“天竺”。其医术主要由僧侣和巫师掌握，所以中印医学交流，自我国引入佛教开始。东汉明帝曾遣使者赴天竺国，得佛经及释伽像而归，自此中国始有佛教。东晋时，我国高僧法显又去天竺，带回许多佛书，于是印度医学夹杂在佛书中，传入我国。
古印度有“四大”学说，认为宇宙是由地、水、风、火四大要素构成。这一哲学观念解释人身，则认为人身是由气、粘液、胆汁、血液组成，将这四种物质称之为人身“四大”。认为，疾病的发生主要是因为这四种原质的失调，每一“大”有101种病，“四大”共404种病。印度医学传入我国时，中医已有五行学说为指导，而且已有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有的学者也认为“中国药物和诊病方法远胜天竺”，所以在理论方面对中医的影响是有限的。如葛洪的肘后救卒方原86首，经陶弘景合并、增补后整理成肘后百一方，其意即取自佛书：“人有四大，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之说。千金要方也有类似提法。但在他们讨论疾病的过程中与“四大”理论毫不相干，像陶弘景的增补，不过是凑足101之数而已。
印度医学对中医的渗透，主要是临床治疗方面的特长，所以中国医学对他们的药和方很感兴趣。阿魏、诃黎勒、郁金香、豆蔻、龙脑等药物传入我国，一直用到今天。历史上我国也流传着很多专论印度医方的方书，如龙树菩萨药方，西域婆罗门仙人方等，其中绝大部分已经失传，但所幸的是有少量方剂保存在古代汇编的方书中。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眼科很高明，我国唐代王焘所撰的外台秘要中记载“脑流青盲眼”，“宜金篦〔bi〕决，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这是印度传来的眼科手术，经我国历代眼科医生不断改进，成为今天仍在使用的“金针拨障术”，即白内障的手术治疗法。宋代皇帝尊道抑佛，佛教在中国的衰落也使印度医学逐渐不被人注意了。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佛教和印度医学传入**较早，故对我国藏族医学影响较大。
第五节西方国家
我国宋代在广州设市舶司，出口药物有60多种，通过阿拉伯运往欧洲。15至16世纪葡萄牙人到广州、福建、浙江等地，购买药材销往欧洲。中国的土茯苓曾被欧洲医生用作治疗梅毒的良药，大黄在欧洲也享有盛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于18世纪传入欧洲，达尔文在关于物种变异的研究著作中，间接引述了本草纲目，称之为“中国的百科全书”。
我国在11世纪初已发明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在17至18世纪时欧洲天花病猖獗，有些地区“半数以上人口脸上布满痘疮”，“墓中挤满死尸”，此时，我国的人痘接种法传入欧洲，几经曲折才被推广。俄国于1688年派人到中国学习人痘接种法，于是此法又经俄国、土耳其等渠道传到北非和美洲。人痘接种法是英国贞纳牛痘接种法的先驱，贞纳在未发明牛痘接种法之前，也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
17世纪时，荷兰、德国、英国已经知道了中国有针灸治疗疾病的方法，尤其是对灸法更感兴趣。当时就有人撰文介绍，还有人写了专著出版，如德国人写的针灸、用中国灸术治疗痛风等，认为灸法是治疗痛风最迅速而安全的疗法。荷兰人根据翻译的中国针灸资料写了论针灸术，这是西方第一部较为详细地介绍针灸疗法的专著。18世纪欧洲人对针灸的认识逐渐加深，出版介绍针灸术的书籍已有50多种，作者中有德、法、英、瑞典、捷克等国家的人。到19世纪以后倡用针灸术的人越来越多。法国出现了针灸学会、针灸研究会、针灸研究所，并为开展国际交流活动成立了国际针灸研究会。意大利也有一些医生从事针灸研究，成立了意大利针灸研究所。
我国医药文献被西方翻译介绍的还有很多，如内经、难经、濒湖脉学、卫生要旨、遵生八笺、针灸大成、洗冤录、救荒本草等等，为西方人了解中医药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辅文图片
图1新石器时代舞蹈纹彩陶盆，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
图21最早的气功文献战国初年的玉刻行气玉佩铭图22行气玉佩铭，全文，共45字。
图31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
图32导引图的复原图
图4最古老的经脉专著
图5黄帝内经素问、灵枢
图6汉画像石上的“扁鹊针刺图”
图7仿古九针
图8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金针
图9伤寒论
图10鉴真东渡图图
图11明代的儿童针灸铜人和清代的妇女针灸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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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珠本草。是由帝马丹增彭措在1840年编成，收载药物1400多种，性、味、功能详备，反映了近代藏医本草学的成就。
藏医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约在16世纪时，四部医典被译成蒙古文字。现国外有俄、英、德、日等国文字的摘译或节译本。至今国内在青海、内蒙、甘肃、云南、四川等部分地区，藏族医学仍在医疗卫生保健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我国各民族杂居的情况很多，所以各民族医学之间也是相互渗透的，蒙族医学同样受中医、藏医的影响很深。元朝时，由于蒙古族统治者感到本民族文化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复杂的大帝国的政治不相适应，故而很重视吸收外族文化。在医药方面，对汉族医药学和养生之道以及阿拉伯医药比较重视，他们请阿拉伯名医为御医，掌管上都医药院，在大都设立“回回药物院”，翻译阿拉伯医学著作回回药方等。元朝饮膳太医忽思慧编写的饮膳正要是一部很有价值的食疗著作，其内容明显地受汉族饮食文化和中医药的影响。就是饮膳太医一职也是来自周礼的“食医”。蒙古族以游牧为业，善骑射，在骨伤病方面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蒙古秘史等文献中载有用烧红的铁烙治流血的伤口；用蒸气热罨〔yan掩〕的活血方法治疗内伤；用牲畜热血浸泡的方法治疗箭伤等等。元史载，有一次名将布智儿身中数箭，成吉思汗命人把箭拔出来，当时，布智儿的伤口血流如注，人也昏过去了，成吉思汗又命人把一头活牛的腹剖开，把布智儿放到牛腹中，浸泡在热血里，过了一会儿布智儿就苏醒过来了。元代的永类钤方和世医得效方对骨伤骨科都有重要的贡献，永类钤方最后一卷为“风损折伤”，世医得效方对整骨、金镞伤治法设有专篇论述，二书都载有很丰富的骨伤科经验。如关节脱臼的复位和骨折的整复与今天所用方法大体相同。对夹板固定治疗骨折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特别是悬吊复位即今之牵引复位是世界伤科史上一项创举。总之，在蒙古族驰骋中原的朝代，骨伤科的成就非常突出，在麻醉、缝合、器械等方面，都位居世界之首，不是偶然的。因此不能忽视蒙古族医治骨伤疾病的丰富实践经验，以及与中医骨伤科的互相充实。
历史上蒙、藏两族关系融洽，藏族的红教和黄教先后曾得到蒙族人民的崇拜，并在蒙族地区陆续建立了很多寺庙。宗教活动中医药学传播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藏医学因此能传入蒙古，对蒙古族医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蒙族医学的基础理论与藏医大同小异，藏族医学所说的“三大要素”、“七种物质”，在蒙古医学中则称之为“三元”、“七恒”。蒙族的医药学著作有蒙药本草从新、普济杂方、蒙药正典、珊瑚验方等。清代时满族将领对军中蒙古族医生的骨伤病治疗非常欣赏，甚至明确规定把“上三旗士卒之明骨法者”选拔出来，专为军中官吏服务，称他们为“蒙古医士”。清史稿中的有关资料反映出蒙古族的骨伤病的治疗技术，在清代各族医生中是出类拔萃的。
19世纪中叶，朝鲜北方连年受灾，大批灾民进入延边，得到清朝政府的认可而定居下来，成为我国的朝鲜民族。与此同时，朝鲜的东医学也传入当地，并得到了不断提高和发展，形成了以下几个学派：经典学派，以我国中医药学理论为主；活套派，注重临床实践的民间民族医生；东西医学融汇派，主张“西诊东治”；四象医学派，该学派对朝鲜族医药界影响最大。四象医学是朝鲜东医学家李济马根据灵枢通天篇“五态人”提出来的，其学术观点主要反映在他所著的东医寿世保元中。
少数民族医药学也是我国医药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各少数民族所处的地域，以及历史、文化、生活习惯不同，因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的民族医药学，对中华民族、特别是对本民族的人民卫生健康事业都做出了贡献。
第八章古代中外医学交流
祖国医药学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不但对中华民族作出了光辉的贡献，而且在世界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在中外医学交流的过程中，我国古代医学家也不断地吸取国外的医药学成果，充实和发展了祖国的医药学。
第一节朝鲜
大约在公元1世纪时，朝鲜分为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当时朝鲜1的医药学已具有一定的水平，并曾向日本传播。在我国的医药学著作中，也记载了一些朝鲜医药，如梁代陶弘景所搜集整理的名医别录中，载有百济、高丽人参与我国上党人参的比较；他所编辑的本草经集注中，如五味子、昆布、芜荑等也是产于朝鲜的药物，说明南北朝以前有些朝鲜药物即已传到中国。唐朝王焘的外台秘要记载了高丽治疗“毒气攻心手足脉绝”的方剂：吴茱萸、木瓜煮服。大观本草还记述了威灵仙从新罗传入中国的故事。当时有些方书上某些药还注明要用新罗的品种。如白附子、玄胡索、人参等。
我国的医药学也不断地输入朝鲜，南北朝时梁武帝曾接受百济的请求，派遣医生进行医疗活动，自此针灸始传入朝鲜。唐代强盛时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医药卫生事业也是举世瞩目的，当时吸引了很多国家的商贾、僧侣及留学生。这一时期有很多医学经典著作传入新罗，如素问、伤寒论、针灸甲乙经、神农本草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新罗因已成唐帝国的藩属，医事制度也仿唐制，设医学教育机构，置医学博士，把素问、难经、针灸甲乙经、神农本草经等作为教材，以培养专业医生。宋真宗时朝廷曾两次赠高丽太平圣惠方，该书是宋政府主持编纂的大型方书，后来这部巨著成为高丽国最重要的医方书。北宋朝廷曾多次应高丽邀请，派遣医官赴高丽，从事医疗工作以及分科教授医学，为高丽培养了大批医生，使中医药学广泛地在高丽传播，两国之间常相互馈赠药品。那时在高丽保存了很多以往传入的中医药经典著作，而在中国有些却已经失传，鉴于此，宋哲宗时曾令人抄录一些医药书目录，交给高丽使者带回。次年，高丽即遣使入宋，把黄帝针经献上，宋朝廷则开版雕印，颁行天下，可见宋代时我国与朝鲜医药交流极为频繁。至元朝，元世祖患病，高丽也派出医生帮助诊治。明代中叶和末叶，朝鲜有两部重要医著问世，即金礼蒙等编写的医方类聚365卷今存266卷，及许浚编写的东医宝鉴23卷。这两部书选摘中国医籍，分类汇编而成，内容很丰富。它们保存了很多明代以前宝贵的中医药学文献资料，有些现已失传的医书，可以从这两部医书中看到部分内容。同时中医药学对朝鲜“东医”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独特的东医体系实际是由朝鲜的古代医学借鉴了中医中药基础理论发展而来。明朝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朝鲜内医院教习御医崔顺立等经朝鲜皇室批准来中国，要求明太医院解答他们的医学问题。明朝廷组织人员与他们进行了学术讨论，后由太医院御医将讨论内容，以问答形式整理出来，汇编成医学疑问一书。这是朝鲜和我国举行的第一次国家级的医药学术讨论会。后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崔顺立再次来明太医院进行学术讨论，太医院又将其内容辑为答朝鲜医一书。
注释：
1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时期以后，唐高宗灭高句丽、百济，其地悉归新罗。相当我国五代时，国号为高丽。明初始称朝鲜。为方便叙述，文中概称为朝鲜医学。
第二节日本
中医药向日本传播最早的“使者”应当是方士徐福。据传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过海寻不死之药，而东渡扶桑今认为就是日本，但一去而不返。
南北朝时明堂图等医书传入日本，针灸术在日本逐渐为人传习。
日本向我国派遣留学生始于隋朝。隋炀帝大业年间，日本推古朝曾派小野妹子出使中国，随行的药师惠日等留下学习中医。惠日在我国学习了15年才回国，其后又两度赴唐，并将诸病源候论等医书带回日本。唐代日本政府多次派遣大批医师、僧侣随使者来中国深造，并广泛搜罗各种医学书籍带回。公元701年，日本颁布“大宝令”，其中的医事制度、医官、医学教育设置均仿照唐制，并规定教授医学以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新修本草、伤寒论、千金要方等中医典籍为教材。公元8世纪，日本来中国聘请高僧传戒，扬州大明寺高僧鉴真大师接受邀请。鉴真历时10多年，多次东渡，几经沧桑，双目失明仍不动摇，终于第六次渡海获得成功。随船带去药材千余斤，有些至今还珍藏在奈良东大寺正仓院。鉴真在日本除弘扬佛教外，为传授中医药知识做了大量工作，他把自己鉴别药材，治疗疾病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日本医僧，并撰写了鉴上人秘方一书，惜已失传，仅在医心方中收载数首经验方。日本医家尊他为“医祖”，直至德川时期，日本药袋上还印有鉴真图像，说明鉴真在中日医学交流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鉴真
公元808年，日本平成天皇诏令安培真直、出云广真等征集全国验方，并参考素问、黄帝针经、小品方、新修本草等中医经典医籍，编纂了大同类聚方100卷。以后类似医著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丹波康赖的医心方。这部著作收载了隋唐以前百余种医籍的部分内容，对我们研究现已佚失的或残缺的古代医籍极有价值。明代时，日本田代三喜来中国学习医学，专门研究李杲、朱震亨的医学论著达12年，成为日本研究李、朱学术思想的创始人。明末，本草纲目传入日本。
在中日两国医学界均很有影响的医学世家丹波氏，原是我国汉宗室刘氏后裔。丹波家族定居日本900多年，繁衍数十代，对日本的“汉方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维系了长期的中日医学交流。江户时代公元16001876年，丹波氏35至37代传人元德、元简、元胤、元坚等以毕生精力从事汉医方考据工作，是日本很有影响的考据学派代表。他们的著述诸如素问识、灵枢识、伤寒论辑义、金匮述义、医籍考等达数十种之多，在我国医界也因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受到重视。
清光绪、宣统年间，我国三次派人去日本考察，带回不少中医古籍和汉方医籍，这对活跃我国中医学术活动是有很大意义的，另一方面也对日本汉方医的发展有所了解。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研究西洋医学的学者大增，西方医学成为日本医学研究的主流，研究中医的相对减少了。
第三节越南
据越南史籍记载，公元前257年，中国秦朝医生崔伟的医疗事迹及他所著的公余集记一书流传于越南。汉代以后我国常有知医人士到越南。唐宋以来越南所产的药物，如槟榔、丁香、苏方木、白茅香等不断输入我国。公元14世纪的越南皇帝陈裕宗，年幼时曾遭水溺，被一个医生用针灸救活，说明当时针灸术已传入越南。明清时我国一些医书传到越南，如景岳全书、医学入门、锦囊秘录等，对越南医药学影响很大，越南医书新方八阵国语即取材于景岳全书。越南著名医生黎有卓著有海上医宗心领66卷，该书对中国古典医籍内经和明代冯楚瞻所著的冯氏锦囊秘录推崇备至，但对于外感病，则认为越南因地处南方与中国不同，针对伤寒论中治疗外感风寒的麻黄汤、桂枝汤类代表方剂，他写有“论我岭南麻黄、桂枝汤绝不可用”一章，可见他对中医经典著作不是盲目照搬，而是根据本地的气候特点有所取舍。这部书在本国影响很大，黎有卓被尊为越南的医圣。公元1850年越南仿我国建“先医庙”，供奉中国历代名医，特别崇拜冯楚瞻。中医药在越南很受欢迎，当地称这些华侨医生为“东医”，越南本民族私相传授的医生则称为南医。
第四节印度
古印度称“身毒”或“天竺”。其医术主要由僧侣和巫师掌握，所以中印医学交流，自我国引入佛教开始。东汉明帝曾遣使者赴天竺国，得佛经及释伽像而归，自此中国始有佛教。东晋时，我国高僧法显又去天竺，带回许多佛书，于是印度医学夹杂在佛书中，传入我国。
古印度有“四大”学说，认为宇宙是由地、水、风、火四大要素构成。这一哲学观念解释人身，则认为人身是由气、粘液、胆汁、血液组成，将这四种物质称之为人身“四大”。认为，疾病的发生主要是因为这四种原质的失调，每一“大”有101种病，“四大”共404种病。印度医学传入我国时，中医已有五行学说为指导，而且已有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有的学者也认为“中国药物和诊病方法远胜天竺”，所以在理论方面对中医的影响是有限的。如葛洪的肘后救卒方原86首，经陶弘景合并、增补后整理成肘后百一方，其意即取自佛书：“人有四大，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之说。千金要方也有类似提法。但在他们讨论疾病的过程中与“四大”理论毫不相干，像陶弘景的增补，不过是凑足101之数而已。
印度医学对中医的渗透，主要是临床治疗方面的特长，所以中国医学对他们的药和方很感兴趣。阿魏、诃黎勒、郁金香、豆蔻、龙脑等药物传入我国，一直用到今天。历史上我国也流传着很多专论印度医方的方书，如龙树菩萨药方，西域婆罗门仙人方等，其中绝大部分已经失传，但所幸的是有少量方剂保存在古代汇编的方书中。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眼科很高明，我国唐代王焘所撰的外台秘要中记载“脑流青盲眼”，“宜金篦〔bi〕决，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这是印度传来的眼科手术，经我国历代眼科医生不断改进，成为今天仍在使用的“金针拨障术”，即白内障的手术治疗法。宋代皇帝尊道抑佛，佛教在中国的衰落也使印度医学逐渐不被人注意了。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佛教和印度医学传入**较早，故对我国藏族医学影响较大。
第五节西方国家
我国宋代在广州设市舶司，出口药物有60多种，通过阿拉伯运往欧洲。15至16世纪葡萄牙人到广州、福建、浙江等地，购买药材销往欧洲。中国的土茯苓曾被欧洲医生用作治疗梅毒的良药，大黄在欧洲也享有盛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于18世纪传入欧洲，达尔文在关于物种变异的研究著作中，间接引述了本草纲目，称之为“中国的百科全书”。
我国在11世纪初已发明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在17至18世纪时欧洲天花病猖獗，有些地区“半数以上人口脸上布满痘疮”，“墓中挤满死尸”，此时，我国的人痘接种法传入欧洲，几经曲折才被推广。俄国于1688年派人到中国学习人痘接种法，于是此法又经俄国、土耳其等渠道传到北非和美洲。人痘接种法是英国贞纳牛痘接种法的先驱，贞纳在未发明牛痘接种法之前，也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
17世纪时，荷兰、德国、英国已经知道了中国有针灸治疗疾病的方法，尤其是对灸法更感兴趣。当时就有人撰文介绍，还有人写了专著出版，如德国人写的针灸、用中国灸术治疗痛风等，认为灸法是治疗痛风最迅速而安全的疗法。荷兰人根据翻译的中国针灸资料写了论针灸术，这是西方第一部较为详细地介绍针灸疗法的专著。18世纪欧洲人对针灸的认识逐渐加深，出版介绍针灸术的书籍已有50多种，作者中有德、法、英、瑞典、捷克等国家的人。到19世纪以后倡用针灸术的人越来越多。法国出现了针灸学会、针灸研究会、针灸研究所，并为开展国际交流活动成立了国际针灸研究会。意大利也有一些医生从事针灸研究，成立了意大利针灸研究所。
我国医药文献被西方翻译介绍的还有很多，如内经、难经、濒湖脉学、卫生要旨、遵生八笺、针灸大成、洗冤录、救荒本草等等，为西方人了解中医药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辅文图片
图1新石器时代舞蹈纹彩陶盆，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
图21最早的气功文献战国初年的玉刻行气玉佩铭图22行气玉佩铭，全文，共45字。
图31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
图32导引图的复原图
图4最古老的经脉专著
图5黄帝内经素问、灵枢
图6汉画像石上的“扁鹊针刺图”
图7仿古九针
图8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金针
图9伤寒论
图10鉴真东渡图图
图11明代的儿童针灸铜人和清代的妇女针灸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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