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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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华佗传记述：他若遇病结积在内，针、药不能治的，“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即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有肠胃，则断截湔〔jian兼〕洗，除去病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这种酒服“麻沸散”的全身麻醉法比西医用乙醚等施行全身麻醉术至少要早1600多年。有文献记载的，华佗给患者施行麻醉后施行的手术就有：两次腹腔手术、一次骨科手术、一次放血术。这从当时的医疗水平来看，是合理、可信的：黄帝内经中有一定的解剖学方面的实际经验；当时本草书中已积累了一些麻醉药的使用经验，如乌头、莨菪〔langdang浪荡〕、麻蕡〔fen坟〕大麻等，而酒正有促进这些药物毒性发作的作用。再者以今天的认识也可以印证这些记载是客观的，现代中药麻醉研究并经手术证实，口服中药施行的全身麻醉是可行的1。而且华佗的麻醉、手术及伤口愈合过程，病体恢复时间，与现在的腹外科手术基本是一致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医术高超的伟人，只因不愿侍奉权倾朝野的曹操，而遭杀身之祸。华佗临刑前曾将“医书一卷”送与狱吏，说：“此书可以活人。”狱吏却畏法而不敢接受，因此华佗愤然将医书付之一炬，使华佗绝技成了千古之谜。
华佗在方药方面没有留下著作，但明代李时珍认为，华的学生所著吴普本草中载有他的用药经验。南朝陶弘景曾怀疑神农本草经为华佗、张仲景所记，虽嫌武断，但华佗对此书作过增修工作是可能的。关于华佗医著，隋书经籍志所载的几部均已佚失。世传的华氏中藏经，据考为六朝人所撰，但部分内容为华佗的学术思想。华佗通晓养生之术，创“五禽戏”、传养生方药，对养生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前面已经提到了。
华佗的诊断技术是很高明的。有一次一个姓李的将军请他给妻子看病，华佗诊脉后说：“病因是死胎未去。”将军说：“确是伤胎，但死胎已经下来了。”华佗还是坚持：“根据脉象看，死胎仍未下来。”将军不以为然。后来将军妻子病情加重，又请华佗诊视，华佗说：“夫人怀的是双胎，一个死胎已经排出来了，另一个还未排出，应当用汤药和针刺治疗。”针、药用后，妇人腹痛像将要分娩一样，死胎仍未下。华佗说：“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应使人探之。”遂请稳婆来，果然探得一死男婴，手足完具，色黑，长一尺左右。
在华佗的医案中载有治疗寄生虫病的病例，其效果可称得上立竿见影。一次华佗坐车赶路，突然听到对面车里有人呻吟不止。下车一问，原来此人咽部梗塞，想吃而饮食不能下咽，家人正送他去看病。华佗诊视以后说：“刚才我见路旁有个卖饼的，你去找他讨些蒜齑〔ji机〕蒜泥、菜末、醋合成的调料，吃下病就好了。”病人如法做后，立即吐出一条虫，症状也消失了。病人高兴得把虫挂在车边，去华佗家里道谢。华佗尚未归家，只见华佗家墙上挂着这样的虫有几十条。
华佗有时还采用精神疗法治病。有一郡守生病，华佗看后，对其子说，需要用使病人暴怒的方法才会治好。于是多向郡守索要财物，却不给他治疗，过了几天不辞而别，还留下一封信大骂郡守。郡守果然大怒，命令仆从去追杀华佗，他儿子偷偷地将仆人拦了回来。郡守暴怒后吐了很多血，病竟然痊愈了。
华佗的针灸术造诣很深。督邮徐毅患病，请医官刘租治疗，经针刺后，反咳嗽不止，不能安卧。第二天遂请华佗来看。华佗发现是刺伤了肺脏。分析事故原因，是因为刘租是按古人的取穴方法用针的，古法脊柱两旁一系列穴位称“夹脊穴”，距脊柱正中线旁开一寸半。华佗结合自己的经验进行研究，认为应当改作距脊柱正中线半寸取穴。这一发明不但操作安全，而且提高了疗效，从此这一系列腧穴命名为“华佗夹脊”，一直延用至今。
华佗长期行医于民间，足迹遍于今安徽、山东、江苏、河南等地，深受百姓爱戴，当时人视以为仙。他的名字也和扁鹊一样，成为历代对良医的尊称。
注释：
1公元1805年日本学者华冈青州使用口服麻醉剂其处方来源于我国12世纪南宋时期的扁鹊心书，施行**闭锁、乳癌、唇裂修补等手术，被誉为“英才豪胆”。较之华佗使用“麻沸散”要晚16个世纪。
第四节道家医生葛洪
晋代人葛洪是一个热衷于炼丹、求仙的道家代表人物，其结果当然是事与愿违。但在数世纪之后，他的炼丹理论和方法经印度、波斯、阿拉伯及西班牙而传入欧洲，客观上导致了制药化学的开端，因此世界早就公认近代化学的先驱就是中国的炼丹术。葛洪不但在炼丹术、养生术方面有特殊的贡献，而且还是一个有突出成就的医学家。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祖、父两代虽均居高官，但他幼年时家道已经败落，于是他“伐薪以贸纸笔”，耕、樵必携经史，终于成为博古通今的饱学之士。他著抱朴子等书600多卷，所涉知识范围很广，在文学、哲学方面均有较高的成就，史称他“博闻深洽，江左绝伦”。他曾因军功被封为“关内侯”，由于自知貌丑、言讷，必艰于仕途，遂隐居山林，专务炼丹修道。
葛洪非常重视方药研究，深感前人方书有很多缺点，不能适应急救之需。于是搜集前人著述，结合个人治疗经验，编成医学巨著玉函方100卷，可惜此书未能流传后世。巨著完成，又觉卷帙浩瀚，不便急用，故于玉函方中“采其要约”，编为肘后救卒方三卷，又名肘后备急方，简称肘后方。该书以急症处理为主，方药则注重简便、价廉、易得、效验，对后世影响很大。书中首先介绍急救方法，包括中风、昏迷、暴死、急腹症等；对于许多病症的临床表现和发病过程有详细的描述，以今天西医病名分类，包括传染病、寄生虫病、神经精神病，呼吸、消化、泌尿等系统疾病，皮肤科、外科、五官科病等无所不及。如“虏疮”的病状是“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这是世界对天花病的最早记载。“尸注”：“使人寒热淋沥，怳怳〔huang晃〕默默，不的知其所苦，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致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其实很可能是结核病。又如黄疸病：“肤黄，病初唯觉四肢沉沉不快，须臾见眼中黄，渐至面黄及举身皆黄。急令溺白纸，纸即如蘗〔nie聂〕染者。”这里不但准确地描写了黄疸的变化过程，而且提出了用纸查尿来确认黄疸。还有用牛乳含丰富的b族维生素治疗脚气病古称“缓风”，即今之周围神经炎；穿刺放水术治疗腹水；竹管固定骨折；芦管吹气抢救窒息人工呼吸法等，都是非常珍贵的医学科学史料。
书中还有关于恙虫病的世界最早记载：“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并认为该病由沙虱传染，“沙虱水陆皆有，其新雨后及晨暮前跋涉必著人”，“其大如毛发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里”，“可以针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动也”。还指出此病多发于岭南地区。直至本世纪初，美国学者才证明恙虫病的病原是一种立克次氏体，并弄清了携带该病原的小红蜘蛛的生活史。
在免疫防治技术方面，肘后方也有突出贡献。如防治恙虫病的方法，有养白鸭、白鹅食沙虱病原的中间宿主小红蜘蛛，特别是“人有识此者，可掘而食之。溪边行亦往往得此，若中毒，乃为屑与服”，初见此疮“取细屑沙虱屑、麝香涂之”。这种以虫屑外敷和内服的方法，是符合现代免疫学原理的。至1945年，世界上恙虫病的疫苗才研制成功。近代研究证明狂犬脑中含有狂犬病的病毒，至1888年法国生物学家经多代接种减低毒性制成狂犬病疫苗，并成功地用于人的身上，这是现代医学的一次重要贡献。但这种防治方法的原始思想和技术，早在1500多年前肘后方中就有记载。书中说：“疗狂犬咬人方：乃杀所咬犬，取脑敷外敷伤口之，后不复发。”
肘后方后由梁代陶弘景增补为肘后百一方取佛书“人有四大，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之义，金代杨用道又选方附于后，称广肘后备急方。今传即三个时代的增补本。
第五节药王孙思邈
孙思邈是唐代杰出的医药学家。他所著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在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在生卒年问题上历代有争论，根据他的自述，当经隋、唐初两代，而据史传所记事件，则经北周、隋、唐三代。他活了100多岁，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克享遐龄的学者、医学家。旧唐书说他“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20岁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佛学经典”。新唐书说他“于阴阳、推步天文、历法之学、医学无不善。”从20岁以后，他专心行医，为乡邻治病，多获良效。虽然学识渊博，但生性淡泊，隋、唐两代帝王、重臣几次委官授爵，他都坚辞不受。
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30卷简称千金方，集我国唐以前医药学之大成。另据新唐书艺文志，孙思邈还有千金髓方20卷。其书已佚。朝鲜在1445年所编的医方类聚，摘录我国元、明以前医书百余种，其中就收载了千金髓方论19首，方321首。千金方开篇就是医德教育，这是它书所未备的。其“大医习业”篇，强调具备了高尚的品德修养，才能学好医学知识。“大医精诚”篇，其中“精”是要求医生对医术要精益求精，“诚”是医德要高尚。并从心救苦之心、体严肃的风度、法端正的医疗作风三个方面对医生做了严格的要求，至今仍有教育意义。
千金方治疗杂病的特点是以脏腑为纲，用五脏、五腑类归各种疾病，使疾病的分类规范化了。书中首次提出了一些新病名，如白癜风、脐风、结核、肉瘤、热心痛、悸心痛、虫心痛、气瘿〔ying影〕、石瘿、胬〔nu努〕肉等，有些延用至今。对具体疾病的论述也十分详细准确。如消渴糖尿病：“所慎者有三，一饮酒，二房室，三咸食及面。”“治之愈否，属在病者，若能如方节慎，旬月而瘳〔chou抽〕，不自爱惜，死不旋踵。”
在治疗上，千金方提倡综合治疗，往往一病之下集中了方药、针灸、按摩、食疗、外治等各种方法。在用药上认为应因地制宜，“江南岭表，其地暑湿，其人肌肤薄脆，腠理开疏，用药轻省；关中、河北土地刚燥，其人皮肤坚硬，腠理闭塞，用药重复。”
在方剂学方面，千金方保留了大量古方，有些古方书后来均佚失，但其内容我们可以在千金方中觅得。千金方中不少方剂对某些病疗效很好。如用海藻、昆虫、动物的甲状腺靥等治疗瘿病甲状腺肿；以莨菪子为主治疗水肿、腹水、小便不利等；用动物肝脏治疗夜盲症；用槟榔治疗绦虫病等。
在养生方面千金方集儒、释、道之大成，并结合自己的养生体会有所发挥，前面已经论及。
总之千金方内容十分丰富，临床各科理、法、方、药、宜忌及养生俱全，学术价值很高，是一部临床医学的百科全书，对后世医学向专科方向发展很有贡献。后代评价孙思邈为张仲景之后第一人，清代名医张璐说：“夫长沙张仲景为医门之圣，其立法诚为百世之师。继长沙而起者，惟孙真人孙思邈千金方可与仲景诸书颉颃〔xiehang协航〕上下也。”
历代史志记载署名为孙思邈的著作有58种之多，其中与医学有关的就有40余种，经考证能确定是孙氏所著的有20余种，可惜多未传世。
孙思邈有一句名言：“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即作为医生在诊治过程中，既要敢想敢干，当机立断，又要小心谨慎，周密思考，不能鲁莽；考虑问题敏捷，处理事物灵活变通，而行为又要端正。这不仅在历代医生心目中成为座右铭，而且对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也非常适用，深含哲理，脍炙人口，历来广为流传。
第六节金元四大家
宋代我国医学发展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古医籍经大规模的规范的整理，新的医书也大量问世。至金、元时代，随社会需要，医学门派逐渐形成，涌现出一些卓有成就的著名医家，其代表人物就是后世所谓的“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
刘完素约公元11201200年，字守真，号通玄处士，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人，人称刘河间。刘完素幼年家境贫寒，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后其母因病失治而死，便立志学医。当时天灾兵祸不断发生，疫病流行，疫病中为害最甚的是当时所谓的“时疫疙瘩”、“大头天行”等，因古书未见载述，故当时称其为“新病”。据其临床病状，很可能就是现代所称的鼠疫病。刘完素目睹疫病猖獗，深知百姓疾苦，从医之心更坚。他一生云游四方，济世扶弱，因医术高超而深受百姓爱戴，世人称之“神医”。他的著述雅俗可读，所以有人称赞他的书：“农夫、工贩、缁衣、黄冠、儒宗，人人家置一本可也。”刘完素颇有民族气节，当时是辽金入主中原，因他医名倾于朝野，金章宗曾对他三次诏任，他皆不俯就。章宗无奈只好御赐“高尚先生”作罢。刘完素学习刻苦，25岁时见到黄帝内经，便手不释卷，朝夕揣摩，研读了35年。读伤寒论也是口诵心惟，废寝忘食。他学习经典，并非从理论到理论，而是密切联系医疗实践进行探索。他说：“若专执旧本，以为往古圣贤之书而不可改易者，信则信矣，终未免于一隅。”正因为他有这种师古不泥于古，尊经而不死于经下的治学态度，所以他对经文的内容常有独特的见解，而这些新见解也正是他在临床治疗中创新的理论依据。他认为火热是多种复杂病证的主要病机，因而治病善用寒凉药剂。比如对于外感病，如发热、恶寒、头痛、身痛等，伤寒论认为寒邪束表而用辛温解表法，而他则认为是热邪在表而主张辛凉解表，开发郁结。这就打破了以往解表必用温药的成规。而对于表邪未解，里热已盛的阶段，他又创造表里双解之法，发汗、通下兼顾，也突破了以往“下不厌迟”的某些禁忌。他还认为气候环境古今不同，世态民居有所变化，故古今治病之法也必须有相应的变化。由于他勇于倡导新说，成为推动金元学术争鸣的第一人。其后攻邪派、滋阴派，以至明清的温病学派均承其余荫，其贡献由此可知。他的著作有10多种，有代表性的为素问玄机原病式、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伤寒直格等。人们称他所创的学派为“河间学派”，因其学术特点，又称为“寒凉派”或“主火派”。
他去世后，人们为他立碑筑庙，有些“守真庙”遗迹一直留存至今。河间府志甚至将他与扁鹊并论。
张从正公元11561228年，字子和，金代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县人，考城是古戴国，故自号戴人。他性格豪爽，喜欢与劳动群众接近，由于治病疗效显著，誉满医林，所以在兴定年间公元12171222年，曾被朝廷诏补为太医。但他以“迎送长吏马前唱诺作揖”为羞，故不久即辞职归于故里。以后就与麻九畴、常用晦等人讨论医学，并著儒门事亲，集中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唐宋以来，医界嗜补成风，阻碍了医学的发展，实际上也贻误了不少病人。张从正目睹时弊，指出前代方书过分应用补药的错误，认为“古方不能尽治今病”。他继承了刘完素的学术思想而又有发挥。强调不管病邪从何而来，都不是人体素有的，一经致病，必须攻治。若用补法治疗，有如“鲧湮洪水”，实际是把病邪包围起来了，一旦溃决，祸不旋踵。张从正最善汗、下、吐三法治病，曾有“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之论。但他的攻邪三法并不局限于发汗、泻下、涌吐，他说：“如引涎漉涎、嚏气、追泪，上下行者皆吐法也；炙、蒸、薰、渫〔xie屑〕、洗、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积、下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可见他治疗疾病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治疗学的发展上作出了贡献。张从正之所以强调攻邪，是因为攻邪的目的就是为了元气恢复，所谓“不补之中有真补存焉”。他对用补药的主张是无病不要滥用补药；邪积未尽者，先攻邪后议补；“脉脱下虚，无积无邪”，方可考虑用补药。并进一步强调食补更为重要，认为米粥素净之品还可以助正气以使邪气退尽。人们据他的学术主张，称他所创的学术派别为“攻邪派”。清代名医王士雄称赞他：“恒古以来，善治病者，莫如戴人，不仅以汗、吐、下三法见长也。”
李杲公元11801251年，字明之。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先秦真定称东垣，李杲世居此地，故晚年自号东垣老人，后世多称他李东垣。他生于金代，卒于元代。李杲虽生在巨富之家，却情性敦厚忠信，生活严谨，故名声甚好。李杲母亲重病，命乡里几个医生调治，但众医温凉寒热，各执一辞，药物用遍，仍然不救而亡。至死竟然连患的什么病症都不清楚。李杲痛悔自己不知医理致母病故，决心学医以补己过。于是备办了大量财物，登门就学于易水张元素老人门下。张元素，字洁古。与刘完素同时代而年龄略小，医名与刘并著于时。张治病很少采用古方，自为家法。重视内伤，强调扶正，曾谓“养正积自除，犹之满座君子，纵有一小人，自无容地而出”。著医学启源、洁古家珍、珍珠囊等，创易水学派，其弟子李杲的“补土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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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华佗传记述：他若遇病结积在内，针、药不能治的，“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即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有肠胃，则断截湔〔jian兼〕洗，除去病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这种酒服“麻沸散”的全身麻醉法比西医用乙醚等施行全身麻醉术至少要早1600多年。有文献记载的，华佗给患者施行麻醉后施行的手术就有：两次腹腔手术、一次骨科手术、一次放血术。这从当时的医疗水平来看，是合理、可信的：黄帝内经中有一定的解剖学方面的实际经验；当时本草书中已积累了一些麻醉药的使用经验，如乌头、莨菪〔langdang浪荡〕、麻蕡〔fen坟〕大麻等，而酒正有促进这些药物毒性发作的作用。再者以今天的认识也可以印证这些记载是客观的，现代中药麻醉研究并经手术证实，口服中药施行的全身麻醉是可行的1。而且华佗的麻醉、手术及伤口愈合过程，病体恢复时间，与现在的腹外科手术基本是一致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医术高超的伟人，只因不愿侍奉权倾朝野的曹操，而遭杀身之祸。华佗临刑前曾将“医书一卷”送与狱吏，说：“此书可以活人。”狱吏却畏法而不敢接受，因此华佗愤然将医书付之一炬，使华佗绝技成了千古之谜。
华佗在方药方面没有留下著作，但明代李时珍认为，华的学生所著吴普本草中载有他的用药经验。南朝陶弘景曾怀疑神农本草经为华佗、张仲景所记，虽嫌武断，但华佗对此书作过增修工作是可能的。关于华佗医著，隋书经籍志所载的几部均已佚失。世传的华氏中藏经，据考为六朝人所撰，但部分内容为华佗的学术思想。华佗通晓养生之术，创“五禽戏”、传养生方药，对养生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前面已经提到了。
华佗的诊断技术是很高明的。有一次一个姓李的将军请他给妻子看病，华佗诊脉后说：“病因是死胎未去。”将军说：“确是伤胎，但死胎已经下来了。”华佗还是坚持：“根据脉象看，死胎仍未下来。”将军不以为然。后来将军妻子病情加重，又请华佗诊视，华佗说：“夫人怀的是双胎，一个死胎已经排出来了，另一个还未排出，应当用汤药和针刺治疗。”针、药用后，妇人腹痛像将要分娩一样，死胎仍未下。华佗说：“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应使人探之。”遂请稳婆来，果然探得一死男婴，手足完具，色黑，长一尺左右。
在华佗的医案中载有治疗寄生虫病的病例，其效果可称得上立竿见影。一次华佗坐车赶路，突然听到对面车里有人呻吟不止。下车一问，原来此人咽部梗塞，想吃而饮食不能下咽，家人正送他去看病。华佗诊视以后说：“刚才我见路旁有个卖饼的，你去找他讨些蒜齑〔ji机〕蒜泥、菜末、醋合成的调料，吃下病就好了。”病人如法做后，立即吐出一条虫，症状也消失了。病人高兴得把虫挂在车边，去华佗家里道谢。华佗尚未归家，只见华佗家墙上挂着这样的虫有几十条。
华佗有时还采用精神疗法治病。有一郡守生病，华佗看后，对其子说，需要用使病人暴怒的方法才会治好。于是多向郡守索要财物，却不给他治疗，过了几天不辞而别，还留下一封信大骂郡守。郡守果然大怒，命令仆从去追杀华佗，他儿子偷偷地将仆人拦了回来。郡守暴怒后吐了很多血，病竟然痊愈了。
华佗的针灸术造诣很深。督邮徐毅患病，请医官刘租治疗，经针刺后，反咳嗽不止，不能安卧。第二天遂请华佗来看。华佗发现是刺伤了肺脏。分析事故原因，是因为刘租是按古人的取穴方法用针的，古法脊柱两旁一系列穴位称“夹脊穴”，距脊柱正中线旁开一寸半。华佗结合自己的经验进行研究，认为应当改作距脊柱正中线半寸取穴。这一发明不但操作安全，而且提高了疗效，从此这一系列腧穴命名为“华佗夹脊”，一直延用至今。
华佗长期行医于民间，足迹遍于今安徽、山东、江苏、河南等地，深受百姓爱戴，当时人视以为仙。他的名字也和扁鹊一样，成为历代对良医的尊称。
注释：
1公元1805年日本学者华冈青州使用口服麻醉剂其处方来源于我国12世纪南宋时期的扁鹊心书，施行**闭锁、乳癌、唇裂修补等手术，被誉为“英才豪胆”。较之华佗使用“麻沸散”要晚16个世纪。
第四节道家医生葛洪
晋代人葛洪是一个热衷于炼丹、求仙的道家代表人物，其结果当然是事与愿违。但在数世纪之后，他的炼丹理论和方法经印度、波斯、阿拉伯及西班牙而传入欧洲，客观上导致了制药化学的开端，因此世界早就公认近代化学的先驱就是中国的炼丹术。葛洪不但在炼丹术、养生术方面有特殊的贡献，而且还是一个有突出成就的医学家。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祖、父两代虽均居高官，但他幼年时家道已经败落，于是他“伐薪以贸纸笔”，耕、樵必携经史，终于成为博古通今的饱学之士。他著抱朴子等书600多卷，所涉知识范围很广，在文学、哲学方面均有较高的成就，史称他“博闻深洽，江左绝伦”。他曾因军功被封为“关内侯”，由于自知貌丑、言讷，必艰于仕途，遂隐居山林，专务炼丹修道。
葛洪非常重视方药研究，深感前人方书有很多缺点，不能适应急救之需。于是搜集前人著述，结合个人治疗经验，编成医学巨著玉函方100卷，可惜此书未能流传后世。巨著完成，又觉卷帙浩瀚，不便急用，故于玉函方中“采其要约”，编为肘后救卒方三卷，又名肘后备急方，简称肘后方。该书以急症处理为主，方药则注重简便、价廉、易得、效验，对后世影响很大。书中首先介绍急救方法，包括中风、昏迷、暴死、急腹症等；对于许多病症的临床表现和发病过程有详细的描述，以今天西医病名分类，包括传染病、寄生虫病、神经精神病，呼吸、消化、泌尿等系统疾病，皮肤科、外科、五官科病等无所不及。如“虏疮”的病状是“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这是世界对天花病的最早记载。“尸注”：“使人寒热淋沥，怳怳〔huang晃〕默默，不的知其所苦，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致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其实很可能是结核病。又如黄疸病：“肤黄，病初唯觉四肢沉沉不快，须臾见眼中黄，渐至面黄及举身皆黄。急令溺白纸，纸即如蘗〔nie聂〕染者。”这里不但准确地描写了黄疸的变化过程，而且提出了用纸查尿来确认黄疸。还有用牛乳含丰富的b族维生素治疗脚气病古称“缓风”，即今之周围神经炎；穿刺放水术治疗腹水；竹管固定骨折；芦管吹气抢救窒息人工呼吸法等，都是非常珍贵的医学科学史料。
书中还有关于恙虫病的世界最早记载：“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并认为该病由沙虱传染，“沙虱水陆皆有，其新雨后及晨暮前跋涉必著人”，“其大如毛发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里”，“可以针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动也”。还指出此病多发于岭南地区。直至本世纪初，美国学者才证明恙虫病的病原是一种立克次氏体，并弄清了携带该病原的小红蜘蛛的生活史。
在免疫防治技术方面，肘后方也有突出贡献。如防治恙虫病的方法，有养白鸭、白鹅食沙虱病原的中间宿主小红蜘蛛，特别是“人有识此者，可掘而食之。溪边行亦往往得此，若中毒，乃为屑与服”，初见此疮“取细屑沙虱屑、麝香涂之”。这种以虫屑外敷和内服的方法，是符合现代免疫学原理的。至1945年，世界上恙虫病的疫苗才研制成功。近代研究证明狂犬脑中含有狂犬病的病毒，至1888年法国生物学家经多代接种减低毒性制成狂犬病疫苗，并成功地用于人的身上，这是现代医学的一次重要贡献。但这种防治方法的原始思想和技术，早在1500多年前肘后方中就有记载。书中说：“疗狂犬咬人方：乃杀所咬犬，取脑敷外敷伤口之，后不复发。”
肘后方后由梁代陶弘景增补为肘后百一方取佛书“人有四大，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之义，金代杨用道又选方附于后，称广肘后备急方。今传即三个时代的增补本。
第五节药王孙思邈
孙思邈是唐代杰出的医药学家。他所著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在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在生卒年问题上历代有争论，根据他的自述，当经隋、唐初两代，而据史传所记事件，则经北周、隋、唐三代。他活了100多岁，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克享遐龄的学者、医学家。旧唐书说他“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20岁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佛学经典”。新唐书说他“于阴阳、推步天文、历法之学、医学无不善。”从20岁以后，他专心行医，为乡邻治病，多获良效。虽然学识渊博，但生性淡泊，隋、唐两代帝王、重臣几次委官授爵，他都坚辞不受。
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30卷简称千金方，集我国唐以前医药学之大成。另据新唐书艺文志，孙思邈还有千金髓方20卷。其书已佚。朝鲜在1445年所编的医方类聚，摘录我国元、明以前医书百余种，其中就收载了千金髓方论19首，方321首。千金方开篇就是医德教育，这是它书所未备的。其“大医习业”篇，强调具备了高尚的品德修养，才能学好医学知识。“大医精诚”篇，其中“精”是要求医生对医术要精益求精，“诚”是医德要高尚。并从心救苦之心、体严肃的风度、法端正的医疗作风三个方面对医生做了严格的要求，至今仍有教育意义。
千金方治疗杂病的特点是以脏腑为纲，用五脏、五腑类归各种疾病，使疾病的分类规范化了。书中首次提出了一些新病名，如白癜风、脐风、结核、肉瘤、热心痛、悸心痛、虫心痛、气瘿〔ying影〕、石瘿、胬〔nu努〕肉等，有些延用至今。对具体疾病的论述也十分详细准确。如消渴糖尿病：“所慎者有三，一饮酒，二房室，三咸食及面。”“治之愈否，属在病者，若能如方节慎，旬月而瘳〔chou抽〕，不自爱惜，死不旋踵。”
在治疗上，千金方提倡综合治疗，往往一病之下集中了方药、针灸、按摩、食疗、外治等各种方法。在用药上认为应因地制宜，“江南岭表，其地暑湿，其人肌肤薄脆，腠理开疏，用药轻省；关中、河北土地刚燥，其人皮肤坚硬，腠理闭塞，用药重复。”
在方剂学方面，千金方保留了大量古方，有些古方书后来均佚失，但其内容我们可以在千金方中觅得。千金方中不少方剂对某些病疗效很好。如用海藻、昆虫、动物的甲状腺靥等治疗瘿病甲状腺肿；以莨菪子为主治疗水肿、腹水、小便不利等；用动物肝脏治疗夜盲症；用槟榔治疗绦虫病等。
在养生方面千金方集儒、释、道之大成，并结合自己的养生体会有所发挥，前面已经论及。
总之千金方内容十分丰富，临床各科理、法、方、药、宜忌及养生俱全，学术价值很高，是一部临床医学的百科全书，对后世医学向专科方向发展很有贡献。后代评价孙思邈为张仲景之后第一人，清代名医张璐说：“夫长沙张仲景为医门之圣，其立法诚为百世之师。继长沙而起者，惟孙真人孙思邈千金方可与仲景诸书颉颃〔xiehang协航〕上下也。”
历代史志记载署名为孙思邈的著作有58种之多，其中与医学有关的就有40余种，经考证能确定是孙氏所著的有20余种，可惜多未传世。
孙思邈有一句名言：“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即作为医生在诊治过程中，既要敢想敢干，当机立断，又要小心谨慎，周密思考，不能鲁莽；考虑问题敏捷，处理事物灵活变通，而行为又要端正。这不仅在历代医生心目中成为座右铭，而且对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也非常适用，深含哲理，脍炙人口，历来广为流传。
第六节金元四大家
宋代我国医学发展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古医籍经大规模的规范的整理，新的医书也大量问世。至金、元时代，随社会需要，医学门派逐渐形成，涌现出一些卓有成就的著名医家，其代表人物就是后世所谓的“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
刘完素约公元11201200年，字守真，号通玄处士，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人，人称刘河间。刘完素幼年家境贫寒，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后其母因病失治而死，便立志学医。当时天灾兵祸不断发生，疫病流行，疫病中为害最甚的是当时所谓的“时疫疙瘩”、“大头天行”等，因古书未见载述，故当时称其为“新病”。据其临床病状，很可能就是现代所称的鼠疫病。刘完素目睹疫病猖獗，深知百姓疾苦，从医之心更坚。他一生云游四方，济世扶弱，因医术高超而深受百姓爱戴，世人称之“神医”。他的著述雅俗可读，所以有人称赞他的书：“农夫、工贩、缁衣、黄冠、儒宗，人人家置一本可也。”刘完素颇有民族气节，当时是辽金入主中原，因他医名倾于朝野，金章宗曾对他三次诏任，他皆不俯就。章宗无奈只好御赐“高尚先生”作罢。刘完素学习刻苦，25岁时见到黄帝内经，便手不释卷，朝夕揣摩，研读了35年。读伤寒论也是口诵心惟，废寝忘食。他学习经典，并非从理论到理论，而是密切联系医疗实践进行探索。他说：“若专执旧本，以为往古圣贤之书而不可改易者，信则信矣，终未免于一隅。”正因为他有这种师古不泥于古，尊经而不死于经下的治学态度，所以他对经文的内容常有独特的见解，而这些新见解也正是他在临床治疗中创新的理论依据。他认为火热是多种复杂病证的主要病机，因而治病善用寒凉药剂。比如对于外感病，如发热、恶寒、头痛、身痛等，伤寒论认为寒邪束表而用辛温解表法，而他则认为是热邪在表而主张辛凉解表，开发郁结。这就打破了以往解表必用温药的成规。而对于表邪未解，里热已盛的阶段，他又创造表里双解之法，发汗、通下兼顾，也突破了以往“下不厌迟”的某些禁忌。他还认为气候环境古今不同，世态民居有所变化，故古今治病之法也必须有相应的变化。由于他勇于倡导新说，成为推动金元学术争鸣的第一人。其后攻邪派、滋阴派，以至明清的温病学派均承其余荫，其贡献由此可知。他的著作有10多种，有代表性的为素问玄机原病式、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伤寒直格等。人们称他所创的学派为“河间学派”，因其学术特点，又称为“寒凉派”或“主火派”。
他去世后，人们为他立碑筑庙，有些“守真庙”遗迹一直留存至今。河间府志甚至将他与扁鹊并论。
张从正公元11561228年，字子和，金代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县人，考城是古戴国，故自号戴人。他性格豪爽，喜欢与劳动群众接近，由于治病疗效显著，誉满医林，所以在兴定年间公元12171222年，曾被朝廷诏补为太医。但他以“迎送长吏马前唱诺作揖”为羞，故不久即辞职归于故里。以后就与麻九畴、常用晦等人讨论医学，并著儒门事亲，集中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唐宋以来，医界嗜补成风，阻碍了医学的发展，实际上也贻误了不少病人。张从正目睹时弊，指出前代方书过分应用补药的错误，认为“古方不能尽治今病”。他继承了刘完素的学术思想而又有发挥。强调不管病邪从何而来，都不是人体素有的，一经致病，必须攻治。若用补法治疗，有如“鲧湮洪水”，实际是把病邪包围起来了，一旦溃决，祸不旋踵。张从正最善汗、下、吐三法治病，曾有“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之论。但他的攻邪三法并不局限于发汗、泻下、涌吐，他说：“如引涎漉涎、嚏气、追泪，上下行者皆吐法也；炙、蒸、薰、渫〔xie屑〕、洗、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积、下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可见他治疗疾病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治疗学的发展上作出了贡献。张从正之所以强调攻邪，是因为攻邪的目的就是为了元气恢复，所谓“不补之中有真补存焉”。他对用补药的主张是无病不要滥用补药；邪积未尽者，先攻邪后议补；“脉脱下虚，无积无邪”，方可考虑用补药。并进一步强调食补更为重要，认为米粥素净之品还可以助正气以使邪气退尽。人们据他的学术主张，称他所创的学术派别为“攻邪派”。清代名医王士雄称赞他：“恒古以来，善治病者，莫如戴人，不仅以汗、吐、下三法见长也。”
李杲公元11801251年，字明之。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先秦真定称东垣，李杲世居此地，故晚年自号东垣老人，后世多称他李东垣。他生于金代，卒于元代。李杲虽生在巨富之家，却情性敦厚忠信，生活严谨，故名声甚好。李杲母亲重病，命乡里几个医生调治，但众医温凉寒热，各执一辞，药物用遍，仍然不救而亡。至死竟然连患的什么病症都不清楚。李杲痛悔自己不知医理致母病故，决心学医以补己过。于是备办了大量财物，登门就学于易水张元素老人门下。张元素，字洁古。与刘完素同时代而年龄略小，医名与刘并著于时。张治病很少采用古方，自为家法。重视内伤，强调扶正，曾谓“养正积自除，犹之满座君子，纵有一小人，自无容地而出”。著医学启源、洁古家珍、珍珠囊等，创易水学派，其弟子李杲的“补土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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