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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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方剂学理论的坚实基础。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了制方的原则，第一，组方是以病证为根据；第二，具体方药的配伍，决定于治法的确立；第三，制方的适宜与否，主要看对药性四气五味的配伍是否恰当。同时该篇首倡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即：“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君药是针对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臣药是辅助君药以加强其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有佐助、反佐及制约毒性及峻烈之性的作用；使药具有引经和调和诸药的作用。通过君、臣、佐、使的有机组合，才能发挥方剂的最佳效果。
2方剂分类的演变
方剂数目繁多，为了便于学习和使用，历代医家很重视方剂分类的研究。方剂的分类最早见于内经，书中提出大、小、奇、偶、缓、急、复，这一“七方”分类法。
“十剂”分类法始于北齐徐之才。徐之才，字士茂。丹阳今江苏镇江人。徐家自徐熙始八世名医，子孙活跃于黄河以南，大江南北，历刘宋、南齐、北魏、北齐，出入宫廷，为王室及显贵诊治，屡获奇效，并为后世留下大批医学著作。徐之才为徐家第六代，对天文学、医学素养很深，著述很多，所创“十剂”对药物及方剂按功用分类很有贡献。所谓十剂，即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宣可去雍，生姜、橘皮之属是也；通可去滞，木通、防己之属是也；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是也；泄可去闭，葶苈〔tingli亭历〕、大黄之属是也；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是也；重可去怯，磁石、铁粉之属是也；滑可去着，冬葵子、榆白皮之属是也；涩可去脱，牡蛎、龙骨之属是也；燥可去湿，桑白皮、赤小豆之属是也；湿可去枯，白石英、紫石英之属是也。”这是方剂最早的功能分类法。其后历代医家又有发展。
继“十剂”之后，宋代寇宗奭增寒、热二剂，而为“十二剂”。明代缪仲淳又增升、降二剂，而为“十四剂”。张景岳则认为“方宜从简”，提出了补、和、攻、散、寒、热、固、因的“八阵”分类法。
至清，程钟龄提出汗、吐、下、和、清、温、消、补这一八法统方的分类法。汪昂在医方集解中，用补养、发表、涌吐、攻里、表里、和解、理气、理血、祛风、祛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除疾、消导、收涩、杀虫、明目、痈疡、经产“二十一剂”归纳众方。近代多从之而略有出入。
还有按病症分类的方书，最早的是五十二病方，其后宋代的太平圣惠方、明代的普济方等都是按病症分类方剂的代表作。
以上诸种分类法各有所长，但经临床实践，以汪昂的“二十一剂”分类法较为全面，并切合临床实用，为后世所推崇。
3古代著名方书简介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经方11家，274卷。据汉书艺文志成书始末，可推知这些方书多为先秦遗作，遗憾的是均早已亡佚。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方书为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原无书名，撰者不详，据考约为春秋战国时作品。全书15000余字，记述52种疾病的治疗方法，现能辨识的医方有280余首，所载病名已涉及到内、外、妇、儿、五官各科，所用剂型，已反映出丸、汤、散、膏各种，方剂组成大多二味药以上。除内服法以外，外治法内容也很丰富，有手术、药敷、药浴、熏蒸、熨、砭、灸、按摩、角法等。
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方书当推东汉名医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在继承内经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对外感疾病与内伤杂病，确立了将理、法、方、药相贯穿的辨证论治原则。由于该书组方严谨，用药精当，疗效可靠，故被后世医家尊为“医方之祖”，其中的方剂被称为“经方”，而张仲景亦被誉为“医圣”。伤寒杂病论共载方剂375首，除去重复方同证不同，则实际收方269首，使用药物214味。书成后因战乱很快散佚，后经西晋人王叔和搜集整理，重新编次为伤寒论、金匮要略两部书。王叔和，名熙，西晋高平人，曾为晋太医令，著有脉经10卷，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他整理张仲景的著作，使其流传后世，其功最为后世称道，宋代林亿等校正伤寒论时说：“自仲景于今八百年，惟叔和能学之。”
肘后备急方简称肘后方，为晋代葛洪所著。该书载方的特点是简、便、廉、验，对后世影响颇深。肘后方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古代传染病史方面的资料。如书中所载的“虏疮”是世界上关于天花的最早记载。又如对沙虱的描述，也是世界上关于恙虫病的最早记载。肘后方后经梁人陶弘景、金人杨用道增补，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广肘后备急方。
晋代至唐，方书众多，学术成就也高，其中以小品方、千金方、外台秘要对后世影响最大。
小品方又名经方小品，为东晋末陈延之编著。当时“诸贵家皆各自撰集服药方”成为一种风尚，至唐，朝廷明令“为医者皆习张仲景伤寒、陈延之小品”，可见小品方学术价值之高。但至宋也归失传，所幸千金方、外台秘要，以及日本丹波康赖的医心方、朝鲜金礼蒙的医方类聚曾摘录了不少小品方的珍贵资料。1958年日本发现小品方残卷第一卷，系唐代传抄本，包括序文、总目录、用药犯禁诀等，是研究、辑复该书的重要资料。
千金方包括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系唐代孙思邈所撰，以人命重于千金，而命名其书。仅千金要方就载方5300余首，该书较系统地总结和反映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保存了大量古方和当时流行的验方。书中还载有“大医习业”、“大医精诚”两篇医德专论，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外台秘要为王焘所著。王焘酷爱医学，曾在弘文馆国家图书馆任职20多年，有条件博采古医籍文献，而著外台秘要。其书载方6000余首，可贵的是所引录自它书的内容均注明出处，成为研究唐以前医学成就的重要参考资料。后来失传的唐代以前众多方书的内容，很多是赖千金方、外台秘要而能流传至今。
孙思邈
太平圣惠方是宋代政府刊行的一部大型方书，由王怀隐等人奉命组织编修而成。王怀隐，宋州睢〔sui虽〕阳今河南商丘人。初为道士，精通医学，奉诏还俗，为尚药奉御，后升为翰林医官使。该书100卷，载方16834首，分类以隋代诸病源候总论为依据。书成，由宋太宗作序，颁行各州，置医博士掌之。这是我国第一部由政府统编的方书，后于仁宗时，何希彭选其精要辑为圣惠选方，作为标准医书充当教材，应用数百年。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原名和剂局方，是和剂局制售成药时所用方剂的规范总结。由宋朝廷诏令陈师文、裴宗元等医官校正。是我国第一部由政府颁行的成药专书和配方手册。载方788首，其剂型有13种之多，对成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些著名方剂一直延用至今。其书流行后，民间习医者皆研习之，以致形成照搬其成方而不深究医理的时弊，金元时代诸医家多次对此弊端进行批评，也反映了北宋中末叶和剂局方影响是很大的。
圣济总录，又名政和圣济总录，系北宋末年由政府组织编写的又一部巨型方书。后于金大定年间、元大德年间两次重刊。载方近二万首，搜集了历代方剂及民间验方，内容十分丰富。
普济方由明初朱橚、滕弘等编辑，收方61739首，该书搜罗广泛，资料丰富，编次详细，是我国最大的一部方书。该书不仅在方剂学上有很高价值，同时在保存古代医学文献上也有较大贡献。如李时珍在编著本草纲目时，已有许多古医书失传或罕见，实赖普济方才能窥见失传医书内容，并又转引在本草纲目之中。
清代还出现一部颇具特色的方书，即赵学敏搜集、编辑的串雅内、外编。这是一部汇集民间走方医铃医医药经验之作。自序谓：走方医历来被人鄙视，他们确有狡诈的一面，但其顶吐法、串泻法、截截断其病状、禁符禁咒由之法诸法往往奏效甚捷。其用药有贱、验、便的特点，所据医理也不悖古训。因其术秘不轻传，其方药治法鲜为人知，故与当时著名的老铃医赵柏云编辑该书。
解释方义的著作，始于金代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药方论。其内容是为伤寒论中常用的20个处方作了诠解。
明代吴崑著的医方考是又一部方论专著。吴崑，又作吴昆，字山甫，别号鹤皋，歙县今安徽歙县人。在医学理论上推崇内经；治疗主张针、药并用。曾著有吴注黄帝内经素问、针方六集、脉语、医方考等。医方考选方700余首，“考其方药，考其见证，考其名义，考其变通，考其得失”医方考自序，使方义清晰，有利于理解与运用，成为后世医者学习方剂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医方集解是清代汪昂所著的一本方论著作。汪昂，字切〔ren认〕庵，安徽休宁人。早年业儒，为邑诸生，后潜心医学。他对明末传入我国的西医学态度较为开明，曾对“心主神明”有异词，认为“脑为元神之府”、“灵机记忆在脑”。他著述颇丰，涉及医经、本草、方剂各方面。由于他的著作兼采众长、简明扼要、浅显易懂，故深受医者喜爱，流传较广，对医学普及有所贡献。汪昂鉴于医方考仅为一家之言，遂选方300余首，辑录各家见解，故名为医方集解，同时在书中将方剂分为21类，较以前分类法更全面，也更切合实用，对后世影响很大。
成方切用为清代吴仪洛所著。吴仪洛字遵程，浙江海盐人。曾在汪昂本草备要的基础上，撰本草从新，简明实用。他认为医方集解集方不多，遂选方1100余首，合吴崑、汪昂所辑，又进行增改，其分类方法与汪昂相似，选方多切合实用，故名为成方切用。
第四章古代养生学
我国古代医药卫生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那就是至今在卫生保健工作中仍起着重要作用的，颇具汉民族特色的养生学。
养生，又称卫生、摄生、养性。养生学又称为养生之道，它是研究增强体质，防御疾病，延长寿命的学问。养生学虽依赖于医学理论的发展而发展，但历史上它受儒、道、释三教影响很深，所以这部分文化遗产有积极的内容，也有消极的内容，有精华所在，也有糟粕混杂。对于糟粕应予以批判、抛弃，使养生学古为今用，为人类的健康发挥其积极作用。
从远古时代火和衣服的发明，以及从穴居到巢居，都可以看作是养生活动的端倪。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残片也反映了当时已有洗澡、洗脸、扫除等个人及环境卫生的生活内容。周礼记载了用火烧的方法防疫；用莽草、嘉草烧熏的方法驱虫；用蛤壳炭、草木灰杀虫；用“焚石”投入水中消灭病虫害等。特别是当时有“食医”一职，说明西周对饮食卫生的重视。古代养生活动产生于古代人类从适应自然到与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也就是从被动养生到主动养生，这在后世形成养生学理论的过程中都有所反映。
第一节养生学理论的形成
虽然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掌握了一些对养护身体有益的措施，但养生活动上升为有理论指导的养生学，一般还是认为形成于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由于古代知识分子一向有“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的思想，所以各学派都重视养生之道，并见仁见智各有发挥，但贡献较大的要数道家和儒家。
道家学派即老庄学派的思想是崇尚自然，归真返朴，清静无为。而崇尚老子的道教以“成仙不死”为修炼目的。因此依托道家的著作，涉及养生内容最多，也最有影响。可以说我国的养生学理论自它而起，而后世对养生学的种种误解也是由它而生，这是因为人们往往把老庄学派、方士、道教视为一体的缘故。
老子一书为道家学派的经典。老子主张恬淡无为，不以人灭天，不以身殉物，即完全顺应自然。在养生方面不言药，不言仙，惟清虚静泰，少私寡欲，也就是对社会上的一切福、祸、得、失处之漠然，不被外物扰乱心志，以达到养神保精的目的。他反对厚养其身，认为过度的物质享受会招致灾祸。他的弟子文子曾概括说：“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清意平，百节皆宁，养生之本也；肥肌肤，充肠胃，闭嗜欲，养生之末也。”艺文类聚方术部强调了养生最重要的是养神，其次才谈得上养护躯体。战国时道家另一个代表人物庄子对“养神”与“全形”的关系又有发挥：“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己则劳，劳则竭。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庄子刻意他用水比喻养神、全形之道，全形应忌过劳、耗精，应动中有静；养神如望水之清，水无杂质才清，但若不流动也不会清澈，所以应静中有动。老庄的摄生理论对当时及后世都有重要影响，这些在稍后问世的医学经典内经中表现得很充分，其中有些章节就是老庄养生说的总结：“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意思是说遵守养生之道，就能保全神与形不受危害。老庄学派论养生注意到了顺应自然变化，当然这种安身处世的态度是消极的。如果说老庄养生说还能被医学所容纳，那么后来出现的，也标榜为老庄信徒的方士，以及东汉形成的道教，则常常把养生之道引入了歧途。
自战国末期，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方士，专讲成仙、不死之术。这种异想天开显然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但对于既贵且富的封建统治者来说，“长生不死”太诱人了，所以即使是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也未免受其愚弄。由于上行下效，成仙不死之术对养生学发展的干扰是很严重的，特别是“炼丹术”，认为用汞、铅、金等金属、矿物炼制的所谓金丹，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真是害人匪浅稍后，士大夫阶层希冀强壮、延寿，而竞相服食“寒石散”。“服食”，其实与炼丹延寿之术同出一辙，这种风气盛于魏晋，绵延至唐、宋而不衰。由于所服丹石都是燥烈有毒之物，历代因此贻患、丧生者不计其数，有人考证仅唐代就有六个皇帝因服丹而致不寿，所以历来服丹石之举不断地遭到有识之士的抨击，尤其是医家深谙其理，对此深恶痛绝，力陈其害。唐代医家孙思邈就曾警告世人：“宁食野葛，不服五石即寒食散，又称寒石散”、“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逐渐取代炼丹术的是兴于宋代的“内丹”修炼，虽然都称作“丹”，却与所炼之丹有本质的不同。自此炼丹服石称为“外丹”。“内丹”可以说是道教对养生学的贡献，它是借用烧炼外丹的术语，研究呼吸吐纳，修炼自身精、气、神的方法。其实也就是流传至今的健身气功的前身。所以它在养生学的发展中是有积极意义的。道教有关“内丹”的典籍很多，其中有些内容过于神秘，也有的内容较为荒诞，但毕竟大部分内容对养生来说是有价值的。而且这种学说以精、气、神为核心，在实践中也确能起到祛病延年的效果，所以它能被医学家所接受，甚至有些典籍对中医学理论的研究还有着促进作用。历史上儒、道、释三教都重视“修身养性”，但因道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取儒、释佛教两教的教义，渐渐形成了“教虽三分，道乃归一”的局面，因此在养生学上道教的影响最大，这就是我们一提起修炼、养生、气功等词句，常常是首先与道士联系起来的原因。
对养生学有重要影响的另一个学派是儒家。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所以也很重视养生。儒家重视“礼”，礼是指周朝的奴隶制政治思想制度。儒家主张“复礼”是针对春秋时“礼崩乐坏”、奴隶制崩溃的社会趋势的。抛开它的政治目的，我们来看一下注重礼仪在养生上起到了什么效果。儒门弟子在日常生活中，把“礼”作为一切行为的准则，他们认为思想、行为以至饮食、起居符合礼仪则治；不符合礼仪则乱。儒家也和道家一样，主张清心寡欲。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说：“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静，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在饮食卫生上，儒家最为讲究。周官制设有“食医”，专门掌管饮食调配，孔子也曾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孔门弟子也很重视体育锻炼和文娱活动，孔子教授学生不只有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还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中乐是音乐；射和御是有战备实用的健身运动。清代学者颜元说：“孔门司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气血，调人性情。”正是看到了儒家体育养生的效果。同时儒家还主张劳逸有度，认为过劳和过逸都会致病。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不言仙，孔子不言神怪，这种唯物的看法是一致的，在养生学上的意义是，他们都提示人们自主地对待养生之道。宋代以后儒家兼容释、道之理，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派理学。理学又称为道学，以阐述义理兼谈性命为旨，其影响又不专在养生。自元至清理学对医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释教即佛教，东汉时始传入我国。释教与道教的区别是，它不以“神仙不老”为然，而重视精神超脱。佛教在我国形成很多宗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完全中国化了的“禅宗”，或者说是儒学味很浓的“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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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方剂学理论的坚实基础。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了制方的原则，第一，组方是以病证为根据；第二，具体方药的配伍，决定于治法的确立；第三，制方的适宜与否，主要看对药性四气五味的配伍是否恰当。同时该篇首倡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即：“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君药是针对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臣药是辅助君药以加强其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有佐助、反佐及制约毒性及峻烈之性的作用；使药具有引经和调和诸药的作用。通过君、臣、佐、使的有机组合，才能发挥方剂的最佳效果。
2方剂分类的演变
方剂数目繁多，为了便于学习和使用，历代医家很重视方剂分类的研究。方剂的分类最早见于内经，书中提出大、小、奇、偶、缓、急、复，这一“七方”分类法。
“十剂”分类法始于北齐徐之才。徐之才，字士茂。丹阳今江苏镇江人。徐家自徐熙始八世名医，子孙活跃于黄河以南，大江南北，历刘宋、南齐、北魏、北齐，出入宫廷，为王室及显贵诊治，屡获奇效，并为后世留下大批医学著作。徐之才为徐家第六代，对天文学、医学素养很深，著述很多，所创“十剂”对药物及方剂按功用分类很有贡献。所谓十剂，即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宣可去雍，生姜、橘皮之属是也；通可去滞，木通、防己之属是也；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是也；泄可去闭，葶苈〔tingli亭历〕、大黄之属是也；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是也；重可去怯，磁石、铁粉之属是也；滑可去着，冬葵子、榆白皮之属是也；涩可去脱，牡蛎、龙骨之属是也；燥可去湿，桑白皮、赤小豆之属是也；湿可去枯，白石英、紫石英之属是也。”这是方剂最早的功能分类法。其后历代医家又有发展。
继“十剂”之后，宋代寇宗奭增寒、热二剂，而为“十二剂”。明代缪仲淳又增升、降二剂，而为“十四剂”。张景岳则认为“方宜从简”，提出了补、和、攻、散、寒、热、固、因的“八阵”分类法。
至清，程钟龄提出汗、吐、下、和、清、温、消、补这一八法统方的分类法。汪昂在医方集解中，用补养、发表、涌吐、攻里、表里、和解、理气、理血、祛风、祛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除疾、消导、收涩、杀虫、明目、痈疡、经产“二十一剂”归纳众方。近代多从之而略有出入。
还有按病症分类的方书，最早的是五十二病方，其后宋代的太平圣惠方、明代的普济方等都是按病症分类方剂的代表作。
以上诸种分类法各有所长，但经临床实践，以汪昂的“二十一剂”分类法较为全面，并切合临床实用，为后世所推崇。
3古代著名方书简介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经方11家，274卷。据汉书艺文志成书始末，可推知这些方书多为先秦遗作，遗憾的是均早已亡佚。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方书为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原无书名，撰者不详，据考约为春秋战国时作品。全书15000余字，记述52种疾病的治疗方法，现能辨识的医方有280余首，所载病名已涉及到内、外、妇、儿、五官各科，所用剂型，已反映出丸、汤、散、膏各种，方剂组成大多二味药以上。除内服法以外，外治法内容也很丰富，有手术、药敷、药浴、熏蒸、熨、砭、灸、按摩、角法等。
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方书当推东汉名医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在继承内经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对外感疾病与内伤杂病，确立了将理、法、方、药相贯穿的辨证论治原则。由于该书组方严谨，用药精当，疗效可靠，故被后世医家尊为“医方之祖”，其中的方剂被称为“经方”，而张仲景亦被誉为“医圣”。伤寒杂病论共载方剂375首，除去重复方同证不同，则实际收方269首，使用药物214味。书成后因战乱很快散佚，后经西晋人王叔和搜集整理，重新编次为伤寒论、金匮要略两部书。王叔和，名熙，西晋高平人，曾为晋太医令，著有脉经10卷，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他整理张仲景的著作，使其流传后世，其功最为后世称道，宋代林亿等校正伤寒论时说：“自仲景于今八百年，惟叔和能学之。”
肘后备急方简称肘后方，为晋代葛洪所著。该书载方的特点是简、便、廉、验，对后世影响颇深。肘后方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古代传染病史方面的资料。如书中所载的“虏疮”是世界上关于天花的最早记载。又如对沙虱的描述，也是世界上关于恙虫病的最早记载。肘后方后经梁人陶弘景、金人杨用道增补，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广肘后备急方。
晋代至唐，方书众多，学术成就也高，其中以小品方、千金方、外台秘要对后世影响最大。
小品方又名经方小品，为东晋末陈延之编著。当时“诸贵家皆各自撰集服药方”成为一种风尚，至唐，朝廷明令“为医者皆习张仲景伤寒、陈延之小品”，可见小品方学术价值之高。但至宋也归失传，所幸千金方、外台秘要，以及日本丹波康赖的医心方、朝鲜金礼蒙的医方类聚曾摘录了不少小品方的珍贵资料。1958年日本发现小品方残卷第一卷，系唐代传抄本，包括序文、总目录、用药犯禁诀等，是研究、辑复该书的重要资料。
千金方包括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系唐代孙思邈所撰，以人命重于千金，而命名其书。仅千金要方就载方5300余首，该书较系统地总结和反映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保存了大量古方和当时流行的验方。书中还载有“大医习业”、“大医精诚”两篇医德专论，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外台秘要为王焘所著。王焘酷爱医学，曾在弘文馆国家图书馆任职20多年，有条件博采古医籍文献，而著外台秘要。其书载方6000余首，可贵的是所引录自它书的内容均注明出处，成为研究唐以前医学成就的重要参考资料。后来失传的唐代以前众多方书的内容，很多是赖千金方、外台秘要而能流传至今。
孙思邈
太平圣惠方是宋代政府刊行的一部大型方书，由王怀隐等人奉命组织编修而成。王怀隐，宋州睢〔sui虽〕阳今河南商丘人。初为道士，精通医学，奉诏还俗，为尚药奉御，后升为翰林医官使。该书100卷，载方16834首，分类以隋代诸病源候总论为依据。书成，由宋太宗作序，颁行各州，置医博士掌之。这是我国第一部由政府统编的方书，后于仁宗时，何希彭选其精要辑为圣惠选方，作为标准医书充当教材，应用数百年。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原名和剂局方，是和剂局制售成药时所用方剂的规范总结。由宋朝廷诏令陈师文、裴宗元等医官校正。是我国第一部由政府颁行的成药专书和配方手册。载方788首，其剂型有13种之多，对成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些著名方剂一直延用至今。其书流行后，民间习医者皆研习之，以致形成照搬其成方而不深究医理的时弊，金元时代诸医家多次对此弊端进行批评，也反映了北宋中末叶和剂局方影响是很大的。
圣济总录，又名政和圣济总录，系北宋末年由政府组织编写的又一部巨型方书。后于金大定年间、元大德年间两次重刊。载方近二万首，搜集了历代方剂及民间验方，内容十分丰富。
普济方由明初朱橚、滕弘等编辑，收方61739首，该书搜罗广泛，资料丰富，编次详细，是我国最大的一部方书。该书不仅在方剂学上有很高价值，同时在保存古代医学文献上也有较大贡献。如李时珍在编著本草纲目时，已有许多古医书失传或罕见，实赖普济方才能窥见失传医书内容，并又转引在本草纲目之中。
清代还出现一部颇具特色的方书，即赵学敏搜集、编辑的串雅内、外编。这是一部汇集民间走方医铃医医药经验之作。自序谓：走方医历来被人鄙视，他们确有狡诈的一面，但其顶吐法、串泻法、截截断其病状、禁符禁咒由之法诸法往往奏效甚捷。其用药有贱、验、便的特点，所据医理也不悖古训。因其术秘不轻传，其方药治法鲜为人知，故与当时著名的老铃医赵柏云编辑该书。
解释方义的著作，始于金代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药方论。其内容是为伤寒论中常用的20个处方作了诠解。
明代吴崑著的医方考是又一部方论专著。吴崑，又作吴昆，字山甫，别号鹤皋，歙县今安徽歙县人。在医学理论上推崇内经；治疗主张针、药并用。曾著有吴注黄帝内经素问、针方六集、脉语、医方考等。医方考选方700余首，“考其方药，考其见证，考其名义，考其变通，考其得失”医方考自序，使方义清晰，有利于理解与运用，成为后世医者学习方剂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医方集解是清代汪昂所著的一本方论著作。汪昂，字切〔ren认〕庵，安徽休宁人。早年业儒，为邑诸生，后潜心医学。他对明末传入我国的西医学态度较为开明，曾对“心主神明”有异词，认为“脑为元神之府”、“灵机记忆在脑”。他著述颇丰，涉及医经、本草、方剂各方面。由于他的著作兼采众长、简明扼要、浅显易懂，故深受医者喜爱，流传较广，对医学普及有所贡献。汪昂鉴于医方考仅为一家之言，遂选方300余首，辑录各家见解，故名为医方集解，同时在书中将方剂分为21类，较以前分类法更全面，也更切合实用，对后世影响很大。
成方切用为清代吴仪洛所著。吴仪洛字遵程，浙江海盐人。曾在汪昂本草备要的基础上，撰本草从新，简明实用。他认为医方集解集方不多，遂选方1100余首，合吴崑、汪昂所辑，又进行增改，其分类方法与汪昂相似，选方多切合实用，故名为成方切用。
第四章古代养生学
我国古代医药卫生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那就是至今在卫生保健工作中仍起着重要作用的，颇具汉民族特色的养生学。
养生，又称卫生、摄生、养性。养生学又称为养生之道，它是研究增强体质，防御疾病，延长寿命的学问。养生学虽依赖于医学理论的发展而发展，但历史上它受儒、道、释三教影响很深，所以这部分文化遗产有积极的内容，也有消极的内容，有精华所在，也有糟粕混杂。对于糟粕应予以批判、抛弃，使养生学古为今用，为人类的健康发挥其积极作用。
从远古时代火和衣服的发明，以及从穴居到巢居，都可以看作是养生活动的端倪。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残片也反映了当时已有洗澡、洗脸、扫除等个人及环境卫生的生活内容。周礼记载了用火烧的方法防疫；用莽草、嘉草烧熏的方法驱虫；用蛤壳炭、草木灰杀虫；用“焚石”投入水中消灭病虫害等。特别是当时有“食医”一职，说明西周对饮食卫生的重视。古代养生活动产生于古代人类从适应自然到与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也就是从被动养生到主动养生，这在后世形成养生学理论的过程中都有所反映。
第一节养生学理论的形成
虽然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掌握了一些对养护身体有益的措施，但养生活动上升为有理论指导的养生学，一般还是认为形成于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由于古代知识分子一向有“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的思想，所以各学派都重视养生之道，并见仁见智各有发挥，但贡献较大的要数道家和儒家。
道家学派即老庄学派的思想是崇尚自然，归真返朴，清静无为。而崇尚老子的道教以“成仙不死”为修炼目的。因此依托道家的著作，涉及养生内容最多，也最有影响。可以说我国的养生学理论自它而起，而后世对养生学的种种误解也是由它而生，这是因为人们往往把老庄学派、方士、道教视为一体的缘故。
老子一书为道家学派的经典。老子主张恬淡无为，不以人灭天，不以身殉物，即完全顺应自然。在养生方面不言药，不言仙，惟清虚静泰，少私寡欲，也就是对社会上的一切福、祸、得、失处之漠然，不被外物扰乱心志，以达到养神保精的目的。他反对厚养其身，认为过度的物质享受会招致灾祸。他的弟子文子曾概括说：“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清意平，百节皆宁，养生之本也；肥肌肤，充肠胃，闭嗜欲，养生之末也。”艺文类聚方术部强调了养生最重要的是养神，其次才谈得上养护躯体。战国时道家另一个代表人物庄子对“养神”与“全形”的关系又有发挥：“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己则劳，劳则竭。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庄子刻意他用水比喻养神、全形之道，全形应忌过劳、耗精，应动中有静；养神如望水之清，水无杂质才清，但若不流动也不会清澈，所以应静中有动。老庄的摄生理论对当时及后世都有重要影响，这些在稍后问世的医学经典内经中表现得很充分，其中有些章节就是老庄养生说的总结：“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意思是说遵守养生之道，就能保全神与形不受危害。老庄学派论养生注意到了顺应自然变化，当然这种安身处世的态度是消极的。如果说老庄养生说还能被医学所容纳，那么后来出现的，也标榜为老庄信徒的方士，以及东汉形成的道教，则常常把养生之道引入了歧途。
自战国末期，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方士，专讲成仙、不死之术。这种异想天开显然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但对于既贵且富的封建统治者来说，“长生不死”太诱人了，所以即使是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也未免受其愚弄。由于上行下效，成仙不死之术对养生学发展的干扰是很严重的，特别是“炼丹术”，认为用汞、铅、金等金属、矿物炼制的所谓金丹，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真是害人匪浅稍后，士大夫阶层希冀强壮、延寿，而竞相服食“寒石散”。“服食”，其实与炼丹延寿之术同出一辙，这种风气盛于魏晋，绵延至唐、宋而不衰。由于所服丹石都是燥烈有毒之物，历代因此贻患、丧生者不计其数，有人考证仅唐代就有六个皇帝因服丹而致不寿，所以历来服丹石之举不断地遭到有识之士的抨击，尤其是医家深谙其理，对此深恶痛绝，力陈其害。唐代医家孙思邈就曾警告世人：“宁食野葛，不服五石即寒食散，又称寒石散”、“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逐渐取代炼丹术的是兴于宋代的“内丹”修炼，虽然都称作“丹”，却与所炼之丹有本质的不同。自此炼丹服石称为“外丹”。“内丹”可以说是道教对养生学的贡献，它是借用烧炼外丹的术语，研究呼吸吐纳，修炼自身精、气、神的方法。其实也就是流传至今的健身气功的前身。所以它在养生学的发展中是有积极意义的。道教有关“内丹”的典籍很多，其中有些内容过于神秘，也有的内容较为荒诞，但毕竟大部分内容对养生来说是有价值的。而且这种学说以精、气、神为核心，在实践中也确能起到祛病延年的效果，所以它能被医学家所接受，甚至有些典籍对中医学理论的研究还有着促进作用。历史上儒、道、释三教都重视“修身养性”，但因道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取儒、释佛教两教的教义，渐渐形成了“教虽三分，道乃归一”的局面，因此在养生学上道教的影响最大，这就是我们一提起修炼、养生、气功等词句，常常是首先与道士联系起来的原因。
对养生学有重要影响的另一个学派是儒家。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所以也很重视养生。儒家重视“礼”，礼是指周朝的奴隶制政治思想制度。儒家主张“复礼”是针对春秋时“礼崩乐坏”、奴隶制崩溃的社会趋势的。抛开它的政治目的，我们来看一下注重礼仪在养生上起到了什么效果。儒门弟子在日常生活中，把“礼”作为一切行为的准则，他们认为思想、行为以至饮食、起居符合礼仪则治；不符合礼仪则乱。儒家也和道家一样，主张清心寡欲。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说：“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静，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在饮食卫生上，儒家最为讲究。周官制设有“食医”，专门掌管饮食调配，孔子也曾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孔门弟子也很重视体育锻炼和文娱活动，孔子教授学生不只有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还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中乐是音乐；射和御是有战备实用的健身运动。清代学者颜元说：“孔门司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气血，调人性情。”正是看到了儒家体育养生的效果。同时儒家还主张劳逸有度，认为过劳和过逸都会致病。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不言仙，孔子不言神怪，这种唯物的看法是一致的，在养生学上的意义是，他们都提示人们自主地对待养生之道。宋代以后儒家兼容释、道之理，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派理学。理学又称为道学，以阐述义理兼谈性命为旨，其影响又不专在养生。自元至清理学对医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释教即佛教，东汉时始传入我国。释教与道教的区别是，它不以“神仙不老”为然，而重视精神超脱。佛教在我国形成很多宗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完全中国化了的“禅宗”，或者说是儒学味很浓的“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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