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TD></TABLE>
嘉平十九日1917年1月12日李叔同返校。故他的断食时间，准确地说是1916年12月25日至1917年1月11日，前后共18天。如果加上他入山和返校的两天，共20天。
按照李叔同的惯例，他一般是在每周周末回上海一趟，跟居留在上海海伦路家中的日籍夫人团聚，然后于星期日下午返杭州。他宁可自己辛苦奔波，却从来不无故请假。在夏丏尊看来，李叔同每个星期六都是要回上海的，那么年假时也必定如此了。所以这回夏丏尊以为一切如常，学校的公历年假一放，就自管回上虞老家。可假满返校时，一贯准时归来的李叔同却没有人影。一天、两天、十天，直到两个星期后才发现李叔同一副清癯消瘦的模样回来了。直到这时，夏丏尊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仁兄是背着自己独自到虎跑去实行断食了。他为此惊异地问：“为什么不告诉我”
李叔同的回答是：“你是能说不能行的。并且这事预先教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
夏丏尊听了此言，除了苦笑之外，竟也答不出一句话来。他后悔早先介绍李叔同读那篇文章，有了这一回，还不知将来再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李叔同断食后留影对于这次断食，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是这样评价的：“我住进去以后，常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在我窗前经过，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他却十分地欢喜呢因此就常和他来谈话，同时他也时常拿佛经来给我看。这回到虎跑寺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喜欢且羡慕起来了。我虽然在那边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头十分愉快，而且对于他们吃的菜蔬，更喜欢吃。这一次我到虎跑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
李叔同在断食期间，经常写书法。自以为笔力非但未减，反而更顺畅了。心境要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他自己说过：断食以后，“心地非常清，感觉非常灵，能听人所不能听，悟人所不能悟”。断食结束后，李叔同拍了一张照片，侍者闻玉有题字：“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丙辰新嘉平十九日，侍子闻玉敬题。”李叔同自称断食十七日应该是虚指，他写过一幅“灵化”，题记是：“丙辰新嘉平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书此奉酥典仁弟，以为纪念。欣欣道人李欣叔同。”
第一部分
西湖出家1
李叔同于1918年正月十五日这天皈依了佛教，并为正式出家积极作着准备。他的生活，正如他的学生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所说“日渐收敛起来”了。他的同事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痛悔自己当初的作为：
李叔同出家前与弟子刘质平左、丰子恺右合影留念在这七年中，他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个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了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星期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经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的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且信仰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
看到李叔同如此“世味日淡”的模样，有一次夏丏尊急了，不经意就脱口说了一句愤激之言：“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李叔同听了此言并未介意，却是笑颜相对。夏丏尊哪里知道，他早有这个打算了。
出家经过
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告别了任教六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正式出家为僧。
李叔同决意出家后，遂将平日所用物品和书籍作品等分赠友人、学生。出家前的一个晚上，李叔同写了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石碑碑文，碑文末有“大慈演音书”的落款李叔同皈依后释名演音。此事须追溯到1917年春。当时姜丹书之母患胃癌逝世。姜丹书即请李叔同为其母书写墓志铭。李叔同虽在口头上答应了，但却迟迟没有动笔。一直到一年多后，李叔同在出家前的一天晚上，方才恭敬地点燃一支红烛，写下了他在俗时的最后一件书法作品。写完后，他当即将毛笔折成两截。翌晨，李叔同即出家为僧，姜丹书闻讯赶到李叔同房中时，早已是人去楼空，惟见残烛一支，断笔两截，再有的就是端放在书桌上的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李叔同如此举动，加上“大慈演音书”的落款，这幅墓志铭恰到好处地说明是李叔同在俗时的绝笔。
李叔同出家前夜所书之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这篇墓志铭后来被姜丹书托人模勒在石上，制成了宽67公分，高63公分，厚12公分的石碑，碑中实计549字。其书法乳魏碑，气度雄深雅健，实可谓达到了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的境界，可谓直取魏室的上乘之作。
对于李叔同出家的缘由，姜丹书曾问过李叔同。在为大雄书局1943年出版的弘一大师永怀录所写的“传一”中姜丹书写到了他与李叔同的一段对话：
上人之将为僧也，余曾问之：“何所为”曰：“无所为。”曰：“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则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将如何”
姜丹书听了李叔同这般答语，便也无辞。他觉得李叔同的出家并非厌世，更非欺世，实在是由于参透了人生，飘然出世，正所谓返璞归真。
姜丹书是李叔同的老友，同校共事多年，又同居一楼，故他对李叔同在俗时的许多生活细节了如指掌。他还写过一篇追忆大师，文中为读者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轶事，为人们了解李叔同的全貌很有帮助，这里节录一段：
上人少时，甚喜猫，故畜之颇多。在东京留学时，曾发一家电，问猫安否。
上人相貌甚清秀，少时虽锦衣纨绔，风流倜傥，演新剧时好扮旦角，然至民元在杭州为教师时，已完全布衣，不着西装；上唇略留短髭，至近出家年份，下颚亦留一撮黄胡子，及临出家时，则剪几根黄胡子包赠日姬及挚友为纪念品，及既出家，当须发剃光而成沙门相矣。
上人走路，脚步甚重；当为杭州第一师范同事时，与余同住东楼，每走过余堂时，不必见其人，只须远闻其脚步声，而知其人姗姗来矣。
上人平日早睡早起，每日于黎明时必以冷水擦身，故其体格虽清癯，而精力颇凝练，极少生病。
第一部分
西湖出家2
姜丹书小李叔同五岁，无论是在人品上还是在学问上他都对李叔同非常敬重。他俩为多年之同事，且敬礼叔同，交谊在师友之间。
姜丹书原籍江苏溧阳，1885年生，曾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就读图画手工科，毕业后即赴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他与李叔同是当时校内仅有的两名专任艺术教师。1962年6月8日，姜丹书因突发心肌梗塞逝世，享年78岁。
在李叔同出家之前，并没有忘记把出家的决定通知自己在留学日本时的母校东京美术学校。东京美术学校校友会月报第17卷第1号1918年7月7日刊载了一封李叔同寄自杭州的信：
拜启：
仲夏绿荫，惟校友诸君动静安豫为颂。不慧近有所感，定于七月一日入杭州大慈山定慧寺俗称虎跑寺为沙弥。寺为临济宗，但不慧所修者净土。以末法众生障重，非专一念佛，恐难有成就也。寺在深山之中，邮便不通。今系通信处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内李增荣方。
草草。
六月廿五日李岸法名演音号弘一
校友会诸君博鉴
此信用中文书写，只是在整体上表现出日本书信的格式。如果没有新的发现，这应该是李叔同给日本母校的最后一封信了。写此信时，李叔同预计自己将在农历七月一日出家，而最终决定出家的时间则是农历七月十三日。
别妻疑案
在李叔同初出家时，有一段公案至今还困扰着研究者，即李叔同出家后与日妻告别之问题。
杨白民坐者与家人合影黄炎培是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时的同学。有感于徐半梅于1957年1月7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李叔同先生的一个特点一文，黄炎培也于当年的3月7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的文章。黄炎培的这篇文章引来了一个争议。文章说：“叔同出家首先在杭州的西湖，经过了几年，叔同的夫人到上海，要求城东女学杨白民夫人詹练一和我当时的夫人王糺思伴她去杭州找叔同，走了几个庙，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浆一浆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从情理上讲，黄炎培先生的这段叙述也是可信的，因为当事人中就有黄炎培当时的夫人王糺思女士。然而，这一段史记却被李叔同的侄孙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一文否定了，认为此事不确。这就令人想起了李叔同的另一位日本夫人。黄炎培所说会不会指的是日本夫人呢如果是的话，则又涉及到弘一大师另一位好友杨白民了。
李叔同出家以后，曾托友人将其日妻送回日本。其日妻不能接受，并找到李叔同在上海的老朋友杨白民。她向杨白民表示：日本的和尚是允许有妻室的，为什么李叔同要送她回日本呢杨白民只好以中国佛教界的情况向她解释。最后她提出，要到杭州去见一见李叔同，并请求杨白民立即带她到杭州去。
杨白民无奈，只好带着李叔同的日妻来到杭州，安顿下来后，他只身先到虎跑寺去通报。李叔同见日妻已经来了，也就不好回避，于是同意会面。会面的地点在杭州西湖边上的某家旅馆里。杨白民自管去散步，留下了这一对平日相爱的夫妻。交谈过程中，李叔同送给日妻一块手表，以此作为离别的纪念，并安慰说：
“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
会面结束后，李叔同就雇了一叶轻舟，离岸而去，连头也没有再回顾一下。日妻见丈夫决心坚定，知道再无挽回的可能，便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失声痛哭。此后她就回日本去了，从此再无任何消息。
以上这段往事的述说者恰是杨白民之女杨雪玖。丰子恺之女丰一吟在我所了解的弘一法师一文中转述了这则故事。黄炎培是李叔同在南洋公学时的同学，而杨白民则又是李叔同的挚友。源于他们二人的故事想必应该是有可信性的。对于人物的生平事迹，在没有更充分确凿的证据发现之前，最好不要轻易否定，当然，存疑是可以的。
第一部分
西湖出家3
杨白民在近代中国的教育史上是有建树的人物。1902年，他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尤其对日本的女子教育感触颇深。次年，他回到上海，开始筹划自办女子教育的方案，并在自己的家里辟出一地充作学校，自任校长。这所学校就是后来颇有小名气的城东女学。李叔同刚从天津迁到上海居住的时候就结识了杨白民。李叔同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杨白民也曾利用再度赴日考察的机会与他相聚过，交谈中似乎很有一点将来一起共事的设想。此后，他俩的交往逐渐增多。杨白民在自己的学校里办有游艺会，有时还出版游艺会的会报等资料。他经常把这些材料寄给远在日本的李叔同，而李叔同也将自己的作品寄给城东女学的游艺会，参加艺术作品展览。1911年，李叔同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后回国。他回国后不久就应杨白民之请，一边在太平洋报作编辑，一边就在城东女学任教国文。而在此前夕，李叔同就已为城东女学的校刊设计了封面，并把自己的一篇谈艺术的文章寄交杨白民，并在校刊上刊登。
李叔同也在太平洋报上经常报道城东女学的消息，短短四个多月，就发表了有关城东女学的消息22篇。李叔同到杭州任教后，仍经常与杨白民有书信往来，杨白民也曾来到杭州看望过李叔同。他俩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可知李叔同出家后，其日妻找到杨白民，并要求一起到杭州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事诚可敬，行不可法”
对于李叔同的出家，当时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的内心也是十分矛盾的。经亨颐18771938，字子渊，号石禅，晚号颐渊。1900年，他因参与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废光绪帝，被通缉避居澳门。1903年，他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物理科。1925年后，他投身国民革命，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代理中山大学校长、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等职。他的一生很有特点，即早期参与政治，留日归国至1925年这段时间投身教育；然后又参与政务，晚年再回复教育。
李叔同是经亨颐从上海请来的。李叔同任教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俩彼此之间关系亦十分密切。后来，经亨颐去上虞任春晖中学校长，1928年他又与夏丏尊、丰子恺、刘质平等人募款在白马湖畔筑一精舍供弘一大师李叔同常住。从他撰写的华严集联三百跋里可以看出，经亨颐对弘一大师确是很尊敬的。他是这么写的：
余曩任浙江师范于民国元年，聘上人掌音乐图画，教有特契。艺术之交，亦性理之交也迨七年秋，毅然入山剃度，身外物尽俾各友，余亦得画一帧，永为纪念
然而，这只是经亨颐作为弘一大师朋友的一面。李叔同出家时，他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一校之长。教师中出现李叔同皈依、出家之事，他不能不在学校里有所表示。好在浙江古籍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浙江图书馆藏稿本经亨颐日记，而日记起迄时间又恰好是在李叔同出家前后，其中所记有关李叔同的部分，值得作一介绍。
1917年2月4日记：
晴而有云，太阳时现，又甚寒。上午赴校，与李叔同论画。近得萧俊贤写梅花一帧，余谓天资尚不及朽道人。但时人之举，如萧君已列上乘，此外，如吴待秋亦尚可
从这段日记中可以看出经亨颐与李叔同相处十分融洽和谐，但还体味不出李叔同的出世思想。其实此时的李叔同已经常去杭州虎跑寺习静了。日记中所讲的“朽道人”即李叔同的好朋友，著名画家陈师曾。
1918年4月7日记：
阴，晴。八时，李叔同偕上海城东女学校长杨君来谈，携有学生书画成绩，索余题署，稍坐即去
这里提到的“杨君”即杨白民先生。他是李叔同的上海好友。李叔同出家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把他自己留在上海的日籍妻子托给杨白民照顾的。此时李叔同即将出家。杨白民此时来杭州，除了经亨颐日记中所透露的信息外，恐怕总也与李叔同的信佛、出家有关系。
1918年6月30日记：
下午五时又至校，校友会为毕业生开送别会，余述开会辞，隐寓李叔同入山，断绝之送别，非人生观之本义
第一部分
西湖出家4
1918年7月8日记：
晚间与金甥稚此次毕业后寓余处已数日谈李叔同入山事
这两则日记写于李叔同离校出家前夕，日记所述内容正是李叔同决意出家披剃后校园中的气氛写照。而在7月10日的日记中，经亨颐记录了他自己对此事的态度：
晴。九时赴校行终业式。反省此一年间，校务无所起色。细察学生心理，尚无自律精神，宜稍加干涉。示范训谕之功，固不易见，以空洞人格之尊，转为躐等放任之弊。漫倡佛说，流毒亦非无因。故特于训辞表出李叔同入山之事，可敬而不可学，嗣后宜禁绝此风，以图积极整顿
看得出来，李叔同的信佛、出家，在学校里是引起很大反响的，以致使经亨颐也为“漫倡佛说”而决心“嗣后宜禁绝此风”了。据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秋季新生沈本千先生回忆说，他当时在学校时经亨颐校长也在全校大会上训话，并以“李先生事诚可敬，行不可法”为辞来告诫学生。沈本千入校时李叔同已经出家，可见经亨颐这个决心是很大的，以致他不断地在告诫学生。平心而论，作为一校之长，经亨颐的态度无疑是可以理解的。所谓“可敬而不可学”，这本身也表明了他自己对李叔同出家的同情。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7月11日是学校放暑假的的第一天，经亨颐在记完这一天的日记后便没有续记下去，直到10月17日他才重新开始写日记。人们现在对李叔同出家时学校里的情况不得而知，若经亨颐当时在学校里，并继续写日记的话，那就一定能为后人留下更多的宝贵史料了。比如，现在人们对李叔同出家当天是谁送行的有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来自两种不同的资料。一是啸月在弘一大师永怀录传三中所说，李叔同离校那天谢绝了其他人的送行，只带着替他挑行李的校工闻玉同往；二是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说当时是由他和叶天底、李增庸三个学生送行的。
人格圆满说
至于李叔同的出家原因，这是许多人都想了解的。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研究界也有过一些不同的观点。其实，就李叔同的出家而言，不仅仅现今是人们探讨的问题，就是在当时也是社会上议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李叔同本人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讲述了他出家的客观经过，可谓十分详尽。但他并没有道明其在主观上的原因。这就引得众人诸说频出，可谓竭尽钻研之能事。我个人认为，除非发现李叔同本人的“供词”，否则其“研究”结果不是徒劳的，就是不完整的。反之，若不对李叔同的出家作出较为可信的解释，就像对待历史上许多高僧一样
... </P></TD>
嘉平十九日1917年1月12日李叔同返校。故他的断食时间，准确地说是1916年12月25日至1917年1月11日，前后共18天。如果加上他入山和返校的两天，共20天。
按照李叔同的惯例，他一般是在每周周末回上海一趟，跟居留在上海海伦路家中的日籍夫人团聚，然后于星期日下午返杭州。他宁可自己辛苦奔波，却从来不无故请假。在夏丏尊看来，李叔同每个星期六都是要回上海的，那么年假时也必定如此了。所以这回夏丏尊以为一切如常，学校的公历年假一放，就自管回上虞老家。可假满返校时，一贯准时归来的李叔同却没有人影。一天、两天、十天，直到两个星期后才发现李叔同一副清癯消瘦的模样回来了。直到这时，夏丏尊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仁兄是背着自己独自到虎跑去实行断食了。他为此惊异地问：“为什么不告诉我”
李叔同的回答是：“你是能说不能行的。并且这事预先教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
夏丏尊听了此言，除了苦笑之外，竟也答不出一句话来。他后悔早先介绍李叔同读那篇文章，有了这一回，还不知将来再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李叔同断食后留影对于这次断食，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是这样评价的：“我住进去以后，常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在我窗前经过，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他却十分地欢喜呢因此就常和他来谈话，同时他也时常拿佛经来给我看。这回到虎跑寺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喜欢且羡慕起来了。我虽然在那边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头十分愉快，而且对于他们吃的菜蔬，更喜欢吃。这一次我到虎跑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
李叔同在断食期间，经常写书法。自以为笔力非但未减，反而更顺畅了。心境要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他自己说过：断食以后，“心地非常清，感觉非常灵，能听人所不能听，悟人所不能悟”。断食结束后，李叔同拍了一张照片，侍者闻玉有题字：“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丙辰新嘉平十九日，侍子闻玉敬题。”李叔同自称断食十七日应该是虚指，他写过一幅“灵化”，题记是：“丙辰新嘉平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书此奉酥典仁弟，以为纪念。欣欣道人李欣叔同。”
第一部分
西湖出家1
李叔同于1918年正月十五日这天皈依了佛教，并为正式出家积极作着准备。他的生活，正如他的学生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所说“日渐收敛起来”了。他的同事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痛悔自己当初的作为：
李叔同出家前与弟子刘质平左、丰子恺右合影留念在这七年中，他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个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了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星期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经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的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且信仰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
看到李叔同如此“世味日淡”的模样，有一次夏丏尊急了，不经意就脱口说了一句愤激之言：“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李叔同听了此言并未介意，却是笑颜相对。夏丏尊哪里知道，他早有这个打算了。
出家经过
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告别了任教六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正式出家为僧。
李叔同决意出家后，遂将平日所用物品和书籍作品等分赠友人、学生。出家前的一个晚上，李叔同写了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石碑碑文，碑文末有“大慈演音书”的落款李叔同皈依后释名演音。此事须追溯到1917年春。当时姜丹书之母患胃癌逝世。姜丹书即请李叔同为其母书写墓志铭。李叔同虽在口头上答应了，但却迟迟没有动笔。一直到一年多后，李叔同在出家前的一天晚上，方才恭敬地点燃一支红烛，写下了他在俗时的最后一件书法作品。写完后，他当即将毛笔折成两截。翌晨，李叔同即出家为僧，姜丹书闻讯赶到李叔同房中时，早已是人去楼空，惟见残烛一支，断笔两截，再有的就是端放在书桌上的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李叔同如此举动，加上“大慈演音书”的落款，这幅墓志铭恰到好处地说明是李叔同在俗时的绝笔。
李叔同出家前夜所书之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这篇墓志铭后来被姜丹书托人模勒在石上，制成了宽67公分，高63公分，厚12公分的石碑，碑中实计549字。其书法乳魏碑，气度雄深雅健，实可谓达到了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的境界，可谓直取魏室的上乘之作。
对于李叔同出家的缘由，姜丹书曾问过李叔同。在为大雄书局1943年出版的弘一大师永怀录所写的“传一”中姜丹书写到了他与李叔同的一段对话：
上人之将为僧也，余曾问之：“何所为”曰：“无所为。”曰：“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则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将如何”
姜丹书听了李叔同这般答语，便也无辞。他觉得李叔同的出家并非厌世，更非欺世，实在是由于参透了人生，飘然出世，正所谓返璞归真。
姜丹书是李叔同的老友，同校共事多年，又同居一楼，故他对李叔同在俗时的许多生活细节了如指掌。他还写过一篇追忆大师，文中为读者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轶事，为人们了解李叔同的全貌很有帮助，这里节录一段：
上人少时，甚喜猫，故畜之颇多。在东京留学时，曾发一家电，问猫安否。
上人相貌甚清秀，少时虽锦衣纨绔，风流倜傥，演新剧时好扮旦角，然至民元在杭州为教师时，已完全布衣，不着西装；上唇略留短髭，至近出家年份，下颚亦留一撮黄胡子，及临出家时，则剪几根黄胡子包赠日姬及挚友为纪念品，及既出家，当须发剃光而成沙门相矣。
上人走路，脚步甚重；当为杭州第一师范同事时，与余同住东楼，每走过余堂时，不必见其人，只须远闻其脚步声，而知其人姗姗来矣。
上人平日早睡早起，每日于黎明时必以冷水擦身，故其体格虽清癯，而精力颇凝练，极少生病。
第一部分
西湖出家2
姜丹书小李叔同五岁，无论是在人品上还是在学问上他都对李叔同非常敬重。他俩为多年之同事，且敬礼叔同，交谊在师友之间。
姜丹书原籍江苏溧阳，1885年生，曾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就读图画手工科，毕业后即赴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他与李叔同是当时校内仅有的两名专任艺术教师。1962年6月8日，姜丹书因突发心肌梗塞逝世，享年78岁。
在李叔同出家之前，并没有忘记把出家的决定通知自己在留学日本时的母校东京美术学校。东京美术学校校友会月报第17卷第1号1918年7月7日刊载了一封李叔同寄自杭州的信：
拜启：
仲夏绿荫，惟校友诸君动静安豫为颂。不慧近有所感，定于七月一日入杭州大慈山定慧寺俗称虎跑寺为沙弥。寺为临济宗，但不慧所修者净土。以末法众生障重，非专一念佛，恐难有成就也。寺在深山之中，邮便不通。今系通信处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内李增荣方。
草草。
六月廿五日李岸法名演音号弘一
校友会诸君博鉴
此信用中文书写，只是在整体上表现出日本书信的格式。如果没有新的发现，这应该是李叔同给日本母校的最后一封信了。写此信时，李叔同预计自己将在农历七月一日出家，而最终决定出家的时间则是农历七月十三日。
别妻疑案
在李叔同初出家时，有一段公案至今还困扰着研究者，即李叔同出家后与日妻告别之问题。
杨白民坐者与家人合影黄炎培是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时的同学。有感于徐半梅于1957年1月7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李叔同先生的一个特点一文，黄炎培也于当年的3月7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的文章。黄炎培的这篇文章引来了一个争议。文章说：“叔同出家首先在杭州的西湖，经过了几年，叔同的夫人到上海，要求城东女学杨白民夫人詹练一和我当时的夫人王糺思伴她去杭州找叔同，走了几个庙，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浆一浆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从情理上讲，黄炎培先生的这段叙述也是可信的，因为当事人中就有黄炎培当时的夫人王糺思女士。然而，这一段史记却被李叔同的侄孙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一文否定了，认为此事不确。这就令人想起了李叔同的另一位日本夫人。黄炎培所说会不会指的是日本夫人呢如果是的话，则又涉及到弘一大师另一位好友杨白民了。
李叔同出家以后，曾托友人将其日妻送回日本。其日妻不能接受，并找到李叔同在上海的老朋友杨白民。她向杨白民表示：日本的和尚是允许有妻室的，为什么李叔同要送她回日本呢杨白民只好以中国佛教界的情况向她解释。最后她提出，要到杭州去见一见李叔同，并请求杨白民立即带她到杭州去。
杨白民无奈，只好带着李叔同的日妻来到杭州，安顿下来后，他只身先到虎跑寺去通报。李叔同见日妻已经来了，也就不好回避，于是同意会面。会面的地点在杭州西湖边上的某家旅馆里。杨白民自管去散步，留下了这一对平日相爱的夫妻。交谈过程中，李叔同送给日妻一块手表，以此作为离别的纪念，并安慰说：
“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
会面结束后，李叔同就雇了一叶轻舟，离岸而去，连头也没有再回顾一下。日妻见丈夫决心坚定，知道再无挽回的可能，便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失声痛哭。此后她就回日本去了，从此再无任何消息。
以上这段往事的述说者恰是杨白民之女杨雪玖。丰子恺之女丰一吟在我所了解的弘一法师一文中转述了这则故事。黄炎培是李叔同在南洋公学时的同学，而杨白民则又是李叔同的挚友。源于他们二人的故事想必应该是有可信性的。对于人物的生平事迹，在没有更充分确凿的证据发现之前，最好不要轻易否定，当然，存疑是可以的。
第一部分
西湖出家3
杨白民在近代中国的教育史上是有建树的人物。1902年，他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尤其对日本的女子教育感触颇深。次年，他回到上海，开始筹划自办女子教育的方案，并在自己的家里辟出一地充作学校，自任校长。这所学校就是后来颇有小名气的城东女学。李叔同刚从天津迁到上海居住的时候就结识了杨白民。李叔同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杨白民也曾利用再度赴日考察的机会与他相聚过，交谈中似乎很有一点将来一起共事的设想。此后，他俩的交往逐渐增多。杨白民在自己的学校里办有游艺会，有时还出版游艺会的会报等资料。他经常把这些材料寄给远在日本的李叔同，而李叔同也将自己的作品寄给城东女学的游艺会，参加艺术作品展览。1911年，李叔同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后回国。他回国后不久就应杨白民之请，一边在太平洋报作编辑，一边就在城东女学任教国文。而在此前夕，李叔同就已为城东女学的校刊设计了封面，并把自己的一篇谈艺术的文章寄交杨白民，并在校刊上刊登。
李叔同也在太平洋报上经常报道城东女学的消息，短短四个多月，就发表了有关城东女学的消息22篇。李叔同到杭州任教后，仍经常与杨白民有书信往来，杨白民也曾来到杭州看望过李叔同。他俩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可知李叔同出家后，其日妻找到杨白民，并要求一起到杭州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事诚可敬，行不可法”
对于李叔同的出家，当时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的内心也是十分矛盾的。经亨颐18771938，字子渊，号石禅，晚号颐渊。1900年，他因参与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废光绪帝，被通缉避居澳门。1903年，他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物理科。1925年后，他投身国民革命，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代理中山大学校长、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等职。他的一生很有特点，即早期参与政治，留日归国至1925年这段时间投身教育；然后又参与政务，晚年再回复教育。
李叔同是经亨颐从上海请来的。李叔同任教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俩彼此之间关系亦十分密切。后来，经亨颐去上虞任春晖中学校长，1928年他又与夏丏尊、丰子恺、刘质平等人募款在白马湖畔筑一精舍供弘一大师李叔同常住。从他撰写的华严集联三百跋里可以看出，经亨颐对弘一大师确是很尊敬的。他是这么写的：
余曩任浙江师范于民国元年，聘上人掌音乐图画，教有特契。艺术之交，亦性理之交也迨七年秋，毅然入山剃度，身外物尽俾各友，余亦得画一帧，永为纪念
然而，这只是经亨颐作为弘一大师朋友的一面。李叔同出家时，他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一校之长。教师中出现李叔同皈依、出家之事，他不能不在学校里有所表示。好在浙江古籍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浙江图书馆藏稿本经亨颐日记，而日记起迄时间又恰好是在李叔同出家前后，其中所记有关李叔同的部分，值得作一介绍。
1917年2月4日记：
晴而有云，太阳时现，又甚寒。上午赴校，与李叔同论画。近得萧俊贤写梅花一帧，余谓天资尚不及朽道人。但时人之举，如萧君已列上乘，此外，如吴待秋亦尚可
从这段日记中可以看出经亨颐与李叔同相处十分融洽和谐，但还体味不出李叔同的出世思想。其实此时的李叔同已经常去杭州虎跑寺习静了。日记中所讲的“朽道人”即李叔同的好朋友，著名画家陈师曾。
1918年4月7日记：
阴，晴。八时，李叔同偕上海城东女学校长杨君来谈，携有学生书画成绩，索余题署，稍坐即去
这里提到的“杨君”即杨白民先生。他是李叔同的上海好友。李叔同出家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把他自己留在上海的日籍妻子托给杨白民照顾的。此时李叔同即将出家。杨白民此时来杭州，除了经亨颐日记中所透露的信息外，恐怕总也与李叔同的信佛、出家有关系。
1918年6月30日记：
下午五时又至校，校友会为毕业生开送别会，余述开会辞，隐寓李叔同入山，断绝之送别，非人生观之本义
第一部分
西湖出家4
1918年7月8日记：
晚间与金甥稚此次毕业后寓余处已数日谈李叔同入山事
这两则日记写于李叔同离校出家前夕，日记所述内容正是李叔同决意出家披剃后校园中的气氛写照。而在7月10日的日记中，经亨颐记录了他自己对此事的态度：
晴。九时赴校行终业式。反省此一年间，校务无所起色。细察学生心理，尚无自律精神，宜稍加干涉。示范训谕之功，固不易见，以空洞人格之尊，转为躐等放任之弊。漫倡佛说，流毒亦非无因。故特于训辞表出李叔同入山之事，可敬而不可学，嗣后宜禁绝此风，以图积极整顿
看得出来，李叔同的信佛、出家，在学校里是引起很大反响的，以致使经亨颐也为“漫倡佛说”而决心“嗣后宜禁绝此风”了。据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秋季新生沈本千先生回忆说，他当时在学校时经亨颐校长也在全校大会上训话，并以“李先生事诚可敬，行不可法”为辞来告诫学生。沈本千入校时李叔同已经出家，可见经亨颐这个决心是很大的，以致他不断地在告诫学生。平心而论，作为一校之长，经亨颐的态度无疑是可以理解的。所谓“可敬而不可学”，这本身也表明了他自己对李叔同出家的同情。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7月11日是学校放暑假的的第一天，经亨颐在记完这一天的日记后便没有续记下去，直到10月17日他才重新开始写日记。人们现在对李叔同出家时学校里的情况不得而知，若经亨颐当时在学校里，并继续写日记的话，那就一定能为后人留下更多的宝贵史料了。比如，现在人们对李叔同出家当天是谁送行的有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来自两种不同的资料。一是啸月在弘一大师永怀录传三中所说，李叔同离校那天谢绝了其他人的送行，只带着替他挑行李的校工闻玉同往；二是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说当时是由他和叶天底、李增庸三个学生送行的。
人格圆满说
至于李叔同的出家原因，这是许多人都想了解的。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研究界也有过一些不同的观点。其实，就李叔同的出家而言，不仅仅现今是人们探讨的问题，就是在当时也是社会上议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李叔同本人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讲述了他出家的客观经过，可谓十分详尽。但他并没有道明其在主观上的原因。这就引得众人诸说频出，可谓竭尽钻研之能事。我个人认为，除非发现李叔同本人的“供词”，否则其“研究”结果不是徒劳的，就是不完整的。反之，若不对李叔同的出家作出较为可信的解释，就像对待历史上许多高僧一样
... </P></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