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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下面引自中国苏联的工业技术牧野升编著、讲谈社,可以看到70年代基干产业的发展概况。

    “根据1971年秋第30回广州交易会的记录:在“机械馆”,展示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制的nc数字控制工作机械猜测是计算机控制的c工作机械。nc工作机械是现在汽车基本配件制造不可欠的设备。在“电机动力馆”,展示了陕西省西北机器厂制的大型单晶硅的制造装置。用于半导体器件的硅,需要高纯度的单结晶。在“电子机器馆”,展示了多种用于电子工业的制造机器。在“化学工业馆”展示了多种类的塑料制品特别是,nc工作机械、单晶硅的制造装置等电子工业用制造机械的出现,说明作为现代工业根干的电子及关联的新素材产业,已不是单纯组装技术水平。当时已经向中间生产物的生产阶段浸透、深化。也就是说,nc工作机械是电子控制驱动的中间生产物机械,单晶硅的制造装置等电子工业用制造机械则是电子设备制造的中间生产物电子产业的组装阶段及一定程度的基本配件制造,与包含机械的中间生产物的制造阶段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表示了没有他国企业合作,自我技术力到达的高度。这些生产设备的出现,说明当时中国的生产知识体系及社会的生产系统已经到达了相当的高度,非常值得注意中国代表的电子工厂“北京电子管厂”,1956年由苏联的技术援助建立制造电子管,1962年后开始生产晶体管和二极管。北京以外,上海沈阳也开始了半导体生产。1970年,虽然文革的进展猜测那个时候文革的恶劣影响没有波及到,辽宁省的电子工厂达到了320个,生产量是66年的7倍,哈尔滨市电子工业产量,比65年增加了15倍。后来,随着文革的继续深入,以钢为纲,使半导体产业受到极大冲击,即使如此,就连完全没有电子产业的青海、宁夏、**等边远地区,也出现了大量的半导体关联工厂表征电子工业技术水准的计算机产业,1959年在苏联援助下制造第一台计算机。1967年制造了最初的晶体管大型计算机。与计算机关系很深的ic,与苏联同年,1968年开始生产。最迟到1971年,一定程度电子工业用制造机器出现后开始量产。lsi也开始进入试制阶段。从各方面考察,中国在70年代末,已经整备了高技术的基盘。”

    由于中国觉醒较晚,1949年方才有崭新的政治力量消灭买办资本家的傀儡政府,这时的西方国家已经拥有控制世界的工业能力,只有战后残破的苏联尚在试图打破这个格局。中国既不能走向外扩张获取资源的路子,也无法在帝国主义的冲突中寻求机会,时间异常紧迫。因此中国工业革命与日本还有些不同。日本的工业革命过程中,每一代工作母机出现,都能够拿出一部分来进行消费品生产,安抚国民,回收利润,让国民感受到工业化的进展。中国则几乎把工作母机全部投入下一代工作母机的开发生产,或用于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的培训,几乎完全是基干产业内部循环。这种工业革命的方式要求国民更加勤勉清贫,乐于奉献。这样的工业技术高积累,使中国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跑完了日本和西方近百年工业化的历程,构筑了中国的生产知识体系。中国从只能仿制汉阳造,一跃成为科技先进国家,能够设计生产几乎所有种类的现代工业产品,成为世界大三角的一极。

    在中国技术力迅速增长的期间,中国的国民也在进行文化革命。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打破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建立新的社区。分工协作,集体劳动,准备迎接社会化机器大生产。建设横贯东西南北的铁路桥梁,统一度量衡,统一语言文字,整备了全国大市场,到了70年代中期,中国具备了全国工业化的物质条件。但是,二三十年年时间或许足够一个国家整备自己的**工业体系,但对于文化革命来说还是太短了,中国人没有完成文化革命,没有从心底认识和掌握现代工业社会。高积累政策使国民,尤其是农民长时间得不到消费品,不能改善生活,无法认识到社会已经翻天覆地,不能认识到整个国家在奋力追赶,已经极大缩小了与先进工业国家的差距。于是整个文化再次回归小农经济自由市场的传统,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

    第八节文化革命失败到去工业化

    日本的工业革命过程中,完成了文化革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彻底工业化了,“物作り”深深刻入日本人的骨髓。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工业基础瓦解。农地改革,平分地主土地。劳动改革,劳动组合工会势力强大。财阀解体,财阀家族被强制排除出企业管理,财产税及通货膨胀等使大部分股份集中在政府手里,从业员参加企业管理。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战前积累的知识、技术和组织管理在燃烧的废墟中完整地保留下来。为了从崩溃的深渊中脱离出来,提出了“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的口号,号召国民齐心协力共度难关。自由经济派的吉田茂首相推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派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巳的倾斜生产政策,煤炭和钢铁先行,基干产业先行恢复,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被尽量压缩。科学技术人员被编成新的民用科研机构,重建了生产知识体系,大型企业集团得到了恢复。国民默默忍受1人1天火柴4只,肥皂1人1年1块的配给,耐心等待现代工业国家基盘的再造。十余年后,日本又作为先进工业国家在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

    中国的工业革命过程中,没有完成文化革命,仍然是传统的小农思维方式,内心深处还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以经济效益为中心。70年代末打开国门,看到国外的高楼大厦,光怪陆离的消费品,顿时自惭形秽,却没有看到消费品背后的深层工业实质,没有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于是彻底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重新拥抱传统,采取清末民国的发展策略,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不通向希望,但却是最容易走的一条路,加上30年高积累的底子,中国得到了暂时的繁荣。

    去工业化先从农村开始,分工协作的人民公社解体,包产到户,调动积极性,重新回到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农村的组织资源被浪费了。然后是城市改革,减政放权,自负盈亏,产业结构间的协调配合瓦解,个人发财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技术水平却停滞不前,中国的工业革命就此夭折。去工业化极大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但是,政府把所有能调动的资源向消费倾斜,如军转民,砍掉大部分科技发展计划,大举内外债引进国外的消费品或消费品生产线,一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工资。工业生产急剧向消费品生产倾斜,国民生活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极大改善。短期的生活改善掩盖了技术力停滞不前,迷惑了中国人对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

    中国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有相似的消费品匮乏的历史,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日本经济企画厅1996年编的战后日本经济的轨迹经济企画厅50年史,这么写到:经过50年的岁月,我们对先人肃然起敬。日本的电视专栏里,那是个清贫,但却又是拼搏奋进的火红年代。询问普通的日本人,为什么倾斜生产,而不是改善生活,回答那是国家的根基。中国则完全相反,正式文件中指责先人犯了错误,走了弯路。学者们不断论证当年如何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当时消费多些,现在的收入会增加几何。普通人则觉得少吃了几口饭,少穿了几件衣,不堪回首。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看法,普通日本人会异口同声回答:不行;而中国人则认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造船很长时间不能改善生活怎么办日本人的回答是:忍耐;中国人则是控诉。这反映了中国日本的文化差异,日本完成了文化革命,而中国却没有,特别是中国的上层阶级没有具备工业化思想。

    经济结构的不断细分化、原子化,导致了研发能力枯竭,高消费又使政府不能投资于国民的义务教育,也不能投资于民族的新技术新产业。于是大规模成系统的引进外资,利用外资促进中国的改革。一代名相朱熔基主张:应该帮助外资打垮国企,无论国资外资,在自由市场上获胜的就是好资把邓小平理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由不问姓“社”姓“资”到不问国籍,外资象潮水一样涌入中国,接管和改造中国的工业体系。中国累计利用外资过680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过5000亿美元。表2,体现了中国去工业化的进展。

    表2:90年代中国工业增加值的组成及工业化程度

    年份 外资

    企业比重

    a 采掘及原材料工业比重

    b 本国正规

    制造业比重

    c 非正规

    制造业比重

    d 工业化程度

    e

    1992 55 269 421 255 184

    1994 85 266 408 241 204

    1996 98 215 307 380 174

    1998 122 201 259 418 162

    2000 154 223 265 358 185

    数据来源: 本表所使用的工业增加值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上国民生产总值构成表。1998年以前外资企业和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的增加值取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全部**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1998年以后取自“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

    计算说明:

    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全部**核算工业企业或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a、b、c、d各栏百分比分别由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和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除以工业增加值而得,这四栏的百分比相加为100。e栏数据由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与外资企业增加值之和除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得。

    从表2可以看出,90年代中国的工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外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其次,非正规制造业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血汗工厂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不能运用多少现代工业技术,也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譬如已经破产的沈阳第一机床厂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421跌落到265,这说明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处于明显的相对萎缩之中。大规模引进外资发生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1992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是9比1;而到了2000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变成了6比4。考虑到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的比重从1992年的476下降到2000年的419,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工业增长中出现了本国的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工业化过程中,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支撑经济现代化。

    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城市失业率急剧上升,而他们却曾经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份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即使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份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由于把物质刺激作为经济发展的法宝,调动个人积极性成为企业管理的唯一目标,中国的劳动力正转化成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人肉机器。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结果,90年代初以来,广东的打工工资只增长了68元,如果扣除通货膨胀、教育、医疗、住房等,实际所得大大下降。农产品的市场开放,中国农民也以血肉之躯与外国的农业机器竞争。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真正就业率已经跌落到50,且常常只能就职于秘书等技能简单的白领职位,文科理科学生基本失业,只有工科学生因为可以在流水线上当技术员而谋得一份工作,但工资也与从事简单劳动的日益接近。中等收入阶层整体上趋于被消灭,少数高层人物却能够从外国投资者手中分得丰厚的利润。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社会结构与拉美及东亚诸国接近,穷人买不起,富人买够了不想买,消费需求持续萎缩,价格年年走低,越来越依赖外国市场。

    随着正规制造业萎缩,消费低迷。政府的财政收入日见紧张,需要引进更多的外资弥补,导致更多的正规制造业萎缩,形成恶性循环。为了刺激疲弱的经济,中央政府大量举债,大量投资土木工程项目,以营造需求。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资金,也大力推动房地产,大兴土木。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的外观,在外资的推动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区也形成了局部“繁荣”。掩盖了中国经济实体的虚弱。可是倚重土木工程投资来支撑的增长对整体经济的推动力是偏倚而虚软的。这样的投资主要产生的是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而对制造业的刺激相对微弱,无法带动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投资结构不但不能改善产业结构的现状,反而强化了目前的结构性弊病,在增加城市就业和提高多数人收入等方面几乎无能为力。这种靠透支政府信用的刺激经济增长孕育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经过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到今天,以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为中心的基干产业全线崩溃,钢铁业只能做粗钢,化学也只能生产初级原料,半导体产业早已消失,机械行业行将就木。中国几乎不能够**设计生产现代化的工业产品,武器装备依赖进口,国民经济所需的各种装备也依赖进口,中国作为工业国家的基础已经瓦解了。没有基干产业的支持,所有的产业要么依附于外国,要么变成炒作者的泡沫。中国经过了百年轮回又走上了清末民国“水际制造业”的发展道路。使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依赖外国市场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的研发能力急速瓦解,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水际制造业”只需要高层管理者、高级官僚,和底层从事简单机械劳动的人肉机器,不需要多少有知识有技术的中间管理者和工程师。人口的再生产也适应这种需求,教育产业化,使人肉机器的下一代还是人肉机器。即使大学毕业,也不能接受**产业培训,还是人肉机器的候补。而高层官僚子弟和买办资本家的后代留洋镀金,从思想上与西方接轨,自然受外国资本赏识,回国继续作威作福作买办,为外国组织廉价劳动力生产。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在中国不仅有其政治氛围,而且在整个产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因此很难逆转。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就无法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

    靠人肉机器驱动的中国经济,由于暂且拥有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不用考虑其它国家的人力竞争,当然印度是个问题,不过看来现在还不是中国的对手。中国的未来会如何

    第九节行将到来的危机

    大清曾富甲天下,通过自由贸易集中了世界上大部分白银,但雪花银最终没有抵挡住坚船利炮,贸易的收益还是被抢了回去。民国采取依赖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外国市场的“水际制造业”发展模式,创造了黄金十年的辉煌,却迎来了几乎亡国灭种的战争。采取同样发展模式的拉美国家和东亚诸国,虽然没有战争,却遭遇金融风暴,国家混乱不堪。百年轮回,重新回到“水际制造业”,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中国,又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随着外资大量流入,中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变化曲线,与东亚诸国非常接近。外贸以外资系企业为主导,约占进出口总额的60。出口增加,伴随着进口急剧增加,贸易顺差急剧减少,向赤字方向转换。图4是近20年来中国贸易收支、经常收支的变化曲线。

    图4中国的贸易收支、经常收支的变化

    94年后,贸易出现大幅顺差,97年到达最高点,然后顺差逐年减少。2004年16月中国进出口总值为52297亿美元,其中:出口25808亿美元,进口26490亿美元,进出口逆差682亿美元,实现了贸易赤字。由于外资利润汇出,经常收支顺差在贸易收支顺差的下方,1991年-2002年中国累计货物贸易顺差2863亿美元,累计收益逆差1248亿美元,货物顺差的4359用于弥补收益逆差。经常收支呈现加速下滑趋势,由于受世界市场容量限制,中国每年吸收的直接投资增长已经逐渐减速,如果现有曲线继续延伸,到2009年左右,利润汇出会超过直接投资。

    直接投资趋向停滞还不代表危机立刻开始,由于r与美元挂钩,实际上固定汇率,r的利率又高于美元,风险小,收益高,于是吸引大量游资涌入,r受到升值的压力,外汇储备急剧增长。2004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达4706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673亿美元,而公布的12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才8319亿美元,也就是说,16月有约500亿美元的游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中国央行平均每天要用投放30多亿人民币来买进超过4亿的美元。r升值的压力,掩盖了经常收支的顺差收窄,甚至赤字的实态。这些新增货币并不满足于在银行里吃利息,又大量流向易于收益的行业,如房地产、各种基建项目、形象工程,及2008年奥运特需。房地产异常火暴,吸引各种民间资本向房地产流动,包括所谓的高新技术企业也积极向房地产投资,因为房地产的风险和收益远比发展高科技优越。房地产又带动其它相关产业,如钢铁、水泥等,又使汽车等高级消费猛升,中国经济欣欣向荣。这一切与危机爆发前的东亚诸国非常相似。

    房地产的价格已经严重偏离了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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