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TD></TABLE>
周作人又如何呢从表面上看，他比鲁迅平静得多，他照样地作文，上课，出席各种会议。但1924年6月，在兄弟间大打出手后的第二个月，他写了一篇“破脚骨”。据川岛说，这是针对鲁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并且作了一连串的“考证”：“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这恶毒的咒骂出自温雅的周作人，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折磨着周作人的，是一种强烈的“上当受骗”感。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里，他重复了7月18日给鲁迅的字条里所说的“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这样的话。他确实有一种幻灭感：他觉着在受了自己最信任的人的欺骗以后，就很难再相信人生的美好和谐。所以他说“现在所见的”充满了残酷的、欺骗的、虚伪的不和谐，不完全的人生“或者才是真的人生”。但他在自己的园地旧序里又说：“我已明知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人生的弱点”他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这就是不再追求“蔷薇色”的浪漫主义的理想，而选择一条“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的享乐主义的人生道路。这样，与自幼保护、指导着自己的大哥永远决裂，就意味着周作人与童年时代，以至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人生的真正诀别。
就这样，现代最具有智慧和**个性，最相爱，也最相知的兄弟俩，都为被最爱的人欺骗与利用的幻觉而痛苦得不能自制。他们最相知，一旦发生误解就永远不可解；他们最相爱，一旦失去了爱，就只会转化为恨；他们最具有智慧，一旦为情感所左右，失去了理性，就会盲目得看不见一切，以至做出了最愚蠢的行为而不自知；他们最有**个性，都是决定了什么就要干到底的男子汉，一旦开始错了，就只有一直滑下去，不会转弯，甚至也不会想到弥补，自然也无悔恨可言
挣扎吧。
尽管这时周作人已经预感到“吾辈罔识忌讳，干冒尊严，对于日本人与南京政府都要说些闲话，真正危乎殆哉，有如跳舞于火山之上”，周作人：随感录三六，火山之上，语丝第148期。但他心有不甘，还要在“火山”上作最后的“跳舞”：10月12日作国庆日颂，“深感在中国生存之不易，到处要受监伺，危机四伏令人有在火山之感焉”；周作人：永日集国庆日颂，岳麓书社1988年9月长沙第1版，第114页。10月15日出版的语丝第153期发表随感录六五，功臣，借一位老友之口，指出：“南方之事全败坏于清党”，“党既以清而转浑，政治军事均以不振，北伐事业转为一场春梦”，而发动清党的吴蔡诸元老实为北洋“中央政府之功臣”。
一个星期以后，周作人在日记中记下历史的一笔：“北新书局因事停止营业，语丝停刊，154期以后移交上海，由北新接办”，这是意料之中的结局。两天之后，周作人与刘半农暂避菜厂胡同一日本友人家中。这是周作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逃难，记忆自然是十分深刻的。同为难友的刘半农后来对于当年的避难生活有过真切的回忆：“红胡按，指张作霖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界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10月24日去，越一星期归。”刘半农：双凤皇砖斋小品文四十五，记砚兄之称，载人间世第10期。周作人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回忆，在知堂回想录中也只是说：“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友人即土肥原之后任某少佐也。”但可以肯定，在避难期间，周作人的思考一定是很多的，他终于在历史的进退之间作出了新的决断。周作人的五四时代从此结束。
f04走向深渊在北平四19377194512
又一个“苏武”
1937年7月7日，这一天终于来临。既在意料之中，甚至在期待中，又出人意外。中国人民震惊了，也奋起了。周作人却沉默着。
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仍然听不见周作人的声音。
1937年8月9日，北平沦陷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平大学与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这一天，刚从南京回到北平的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及教授叶公超、梁实秋等一起撤离北平。但南下队伍中始终未见周作人。
关心周作人的朋友们，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为得不到周作人的消息忧心如焚。
刚刚从日本逃回中国的郭沫若写了国难声中怀知堂，发表在8月30日出版的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上
古人说，“闻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现在在国难严重，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中，世间的系念虽然也就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敌将军，某某民族英雄，然而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我们的知堂。
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得到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
在郭沫若所特有的夸饰的语言中，仍然可以感到一种真诚的，急切的，也许是过于天真的期待这是处于突然降临的灾难中，有些不知所措的，迫切需要新的精神领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尽管周作人渴望做一个平凡的人，他早已声明，自动放弃了对于时代、历史、社会的责任；然而，由于周作人作为五四开创者之一的历史这个历史将一再成为他的沉重包袱和中国第一流的作家的地位，以及他与日本文化的特殊关系，就使得中国各种力量包括郭沫若所代表的中国天真幼稚，缺乏**自主性的知识分子以及国外的特别是日本的各种力量，总是不肯忘记周作人。特别是在这中日正式交战的历史关键时刻，更是将周作人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对他寄予不同的期待所谓期待，另一个意义就是利用，这是周作人不可摆脱的宿命之一。鲁迅在生前就曾为这个不堪承受的代表重任，弄得痛苦不堪；现在鲁迅逝世后，这重担似乎又历史地落到了周作人的身上。周作人这才明白：他的大哥曾为他挡住了多少痛苦与烦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一直是在鲁迅的庇护下得到了相对的宁静与自由，无论在他们兄弟失和之前与之后都是如此。现在，大树已倒，周作人只能**地面对宿命了。在这历史的大动荡中，周作人本打算躲在他的“苦住庵”或者别的什么斋里做一个普通顺民的；但就因为他是“周作人”，历史就不允许他如此轻易地做出这样简单的选择，而必然地要把严峻得无以复加的选择置于他的面前
此刻，全体知识分子，全国人民，以至世界舆论，都这样注视着周作人：他将向何处去
11月1日出版的宇宙风以“知堂在北平”的醒目标题，公布了周作人8月6日、20日与9月20日写给编辑陶亢德的信：“旬日不通讯，时势已大变矣。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幸得无事，可以告慰。此后如何办法尚未能定回南留北皆有困难，只好且看将来情形再说耳。”最使人注意的自然是下面这句话，“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
天真的人们看到这个保证，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并且非常感动。仿佛中国文人中再增加一位苏武，中国就有了希望可怜的“阿q精神胜利法”
但谨慎的人们仍然从周作人欲言又止的迟疑中，感到了某种危机。他们仍然拭目以待。
看来宇宙风编辑陶亢德还将郭沫若的文章寄给了周作人，因此，周作人在8月25日写给陶亢德的信中又有“鼎堂先生文得读，且感且愧，但不敢不勉耳”等语。这时的周作人自然也是感到了郭沫若文章所代表的舆论的期待的压力的。
也是给陶亢德的信中又透露出：周作人正“在无聊中写小文消遣”，“拟继续翻译希腊神话，却尚不知能否换得若干钱米耳。南方无处可归，北大至今不闻有正式办法，教授留平者尚有三十许名，正在翘首以待校长之命令也。”接着又传来消息：滞留在北平的北大教授郑天挺、陈雪屏、邱椿等人，又于11月17日乘河北轮南下。11月29日北大留平教授在著名史学家孟心史先生家集会时，只剩下孟、马幼渔、冯汉叔、周作人四人了。据说北大已承认该四人为“留平教授”，每月寄津贴费五十元；并且以后校长蒋梦麟还从南方驰电北京，委托周作人等保管北大校产周作人等确也作了保护校产的努力。据周作人回忆，1938年春，日本宪兵队想要北大第二院做本部，下令三天内搬家。留守事务员找到了周作人与冯汉叔，经研究，由周作人起草了一封公函，交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后由于汤尔和的“挡驾”，才将北大第二院理学院的仪器设备保留了下来。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五九，北大感旧录五云云。
不管怎样，周作人算是留在沦陷中的北平，并且苦住下来了。
在这大变动、大混乱中，周作人究竟在干什么呢
他确实在闭门读书。周作人在9月所写的俞理初的诙谐一文里透露：“近来无事可为，重阅所收的清朝笔记，这一个月中间差不多检查了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周作人如此地苦读，恐怕不仅是为了排解苦住的寂寞无聊，而是要到书中去寻找他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周作人未必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之说，但书中自有他之所追求，却是信之不疑的。不过，真正读下来，他又不免有些失望。他说，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中，“结果才签出二百三十条，大约平均两卷里取一条的比例。但是更使我觉得奇异的是，笔记的好材料，即是说根据我的常识与趣味的二重标准认为中选的，多不出于有名的文人学士的著述之中，却都在那些悃无华的学究们的书里为什么呢中国文人学士大抵各有他们的道统，或严肃的道学派或风流的才子派，虽自有其系统，而缺少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这在笔记文学中都是必要的”。周作人：知堂书话俞理初的诙谐，第801页。在这国难鼎沸声中，在北平各大专校屡遭日军搜查骚扰，教员学生受侦讯迫害，被迫停课，抓捕、拷打的消息随处可闻的情况下，周作人却一如既往地继续追求“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是不能不令人惊异的。
当然，这只是向往与追求而已。现实生活中的周作人是很难淡泊宁静的。这一时期，他也写过谈搔痒这类闲适文章，却未能继续写下去。他曾写信给废名周作人自己曾说，“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吐露心曲：“旧日友人各自上漂流之途，回想明珠时代，深有今昔之感。自知如能将此种怅惘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不无珍惜之意，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周作人：药堂杂文怀废名，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1月第1版，第117页。那么，周作人还是“不忍即舍去”人间世的，其实，他也是舍不去的。那一天，偶食几粒炒栗，周作人突然想起郝懿行晒书堂笔录转述陆游老学庵笔记里的一段记载：“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止阁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周作人：药味集炒栗子，第170页。“挥涕而去”这四字竟引起了周作人的强烈共鸣，也许也是感受到了那永远拂不去的亡国的沉痛与思乡的情切吧。周作人终于写下了一首诗：“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伤心的自然不只李和儿一人而已。
但作理智的考虑，周作人却另有一番打算。据说，也就在这个冬季，有一次在与钱玄同、马幼渔的闲谈中，周作人突然提起“出山”之类的话，钱、马都默默无言，也就没有再说下去。事后马幼渔又去访周作人，想劝劝他，见面即骂已附逆的徐祖正，周作人也装傻附和着骂，马幼渔自然不好再说什么，过了几天又去，开口就问：“前次你要出山，决定了什么时候没有”周作人说：“现在还谈不到，日军还没有退出红楼呢”当时北大住有日本军队周作人二三事，载文艺春秋副刊1卷第1期，转引自张菊香等：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此事虽搁置下来，但周作人显然已经在酝酿“出山”了。
于是，就有了1938年2月9日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事件”。“座谈会”是由大阪每日新闻社出面召开的，却有着日本军方的背景。出席座谈的，竟有日本陆军特务部的代表，以及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等“要员”。周作人在会上没有发表什么特别言论，只是自称自己“长期从事于东洋文学及日本文学系的工作”，致力于“研究日本”云云。但出席会议本身即表示了与日本军方合作的姿态。每日新闻刊载会议消息时，也毫不含糊地将其与伪政权的建立联系起来：“中日两国的文化提携这问题，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机构之扩充及其活泼的推动上，是具有促进的作用的。”4月底上海出版的文摘战时旬刊19期，全文译载了大阪每日新闻所发的消息，并转发了照片：周作人长袍马褂，跻身于戎装的日本特务头子与华服、西装的汉奸文人中间。
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大哗。唐先生后来追忆说，周作人投敌的消息在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中引起一种“被原来信任过的人欺骗了、侮辱了似的心情”，并因此而产生一种深刻的“痛苦”。唐：帝城十日解，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在短暂的惊疑以后，全国文化界立刻响起一片愤怒的谴责、抗议声：5月5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文化界，严厉谴责周作人“不惜葬送过去之清名，公然附和倭寇，出卖人格”，并“请缘鸣鼓而攻之义，声明周作人、钱稻孙及其他参与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我文化界之外，藉示精神制裁”。5月6日，武汉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指出，“周的晚节不忠实非偶然”，是他“把自己的生活和现社会脱离得远远的”的必然结果。5月14日，抗战文艺1卷4号发表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王平陵、胡风、胡秋原、张天翼、丁玲等十八人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先生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之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敌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公开信向周作人发出忠告：“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察熟虑，为先生告者”，“希望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爱护。否则唯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艺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据说这封公开信系楼适夷起草，而经郁达夫修改；其中忠告均为郁达夫所加，显然还为周作人留有某些余地。诗人艾青还以忏悔吧，周作人为题，写了一首诗，表达了年轻一代的情绪：“周作人在祖国艰苦地战斗着的时候叛变了我用灼痛的心接受这消息周作人你不能想一想你所走过来的路么”“你曾护卫过德漠克拉西你曾抨击过北洋军阀的政府你曾无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中国的青年不曾忘记你的名字”，“忏悔吧，周作人不然中国的青年要向你射击”诗载抗战文艺1卷第9期。在这颤抖的歌声里，充满了多少期待、失望、痛苦与愤怒。这些充满着战斗精神的热血青年，曾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了一个“无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的周作人的形象，现在周作人突然显出了他们未曾料到的另一面，就陡然产生“被出卖、被欺骗”的感觉，由此而发出的“忏悔吧，周作人”一声呐喊，是震撼人心的。也有些天真的朋友不愿意面对周作人投敌的事实，仍然热烈地为周作人辩护。朱光潜先生就曾发表文章，一方面承认“以他在日本知识界的声望，日本人到了北平，决定包围他，利用他，这是他应该预料到的，到现在他还滞居北平，这种不见机实在是很可惋惜的”；另一面却断然说：“附逆做汉奸，他没有那种野心，也没有那种勇气”，朱光潜先生最后甚至劝告人们要用“宽厚”的态度对待周作人。3朱光潜与何其芳的争论文章见1938年五六月出版的工作成都第5、6期。朱光潜的文章是针对何其芳对周作人的谴责的；以后何其芳又写了一篇文章，明确表示，“我认为宽厚也应该看对什么人，对于我所憎恶的人物，我不能宽厚”3
正当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为周作人已经作出和将要作出的选择痛苦，愤怒，争执不休时，周作人本人在干什么呢在与儿辈们打牌中度日。这在
... </P></TD>
周作人又如何呢从表面上看，他比鲁迅平静得多，他照样地作文，上课，出席各种会议。但1924年6月，在兄弟间大打出手后的第二个月，他写了一篇“破脚骨”。据川岛说，这是针对鲁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并且作了一连串的“考证”：“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这恶毒的咒骂出自温雅的周作人，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折磨着周作人的，是一种强烈的“上当受骗”感。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里，他重复了7月18日给鲁迅的字条里所说的“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这样的话。他确实有一种幻灭感：他觉着在受了自己最信任的人的欺骗以后，就很难再相信人生的美好和谐。所以他说“现在所见的”充满了残酷的、欺骗的、虚伪的不和谐，不完全的人生“或者才是真的人生”。但他在自己的园地旧序里又说：“我已明知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人生的弱点”他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这就是不再追求“蔷薇色”的浪漫主义的理想，而选择一条“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的享乐主义的人生道路。这样，与自幼保护、指导着自己的大哥永远决裂，就意味着周作人与童年时代，以至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人生的真正诀别。
就这样，现代最具有智慧和**个性，最相爱，也最相知的兄弟俩，都为被最爱的人欺骗与利用的幻觉而痛苦得不能自制。他们最相知，一旦发生误解就永远不可解；他们最相爱，一旦失去了爱，就只会转化为恨；他们最具有智慧，一旦为情感所左右，失去了理性，就会盲目得看不见一切，以至做出了最愚蠢的行为而不自知；他们最有**个性，都是决定了什么就要干到底的男子汉，一旦开始错了，就只有一直滑下去，不会转弯，甚至也不会想到弥补，自然也无悔恨可言
挣扎吧。
尽管这时周作人已经预感到“吾辈罔识忌讳，干冒尊严，对于日本人与南京政府都要说些闲话，真正危乎殆哉，有如跳舞于火山之上”，周作人：随感录三六，火山之上，语丝第148期。但他心有不甘，还要在“火山”上作最后的“跳舞”：10月12日作国庆日颂，“深感在中国生存之不易，到处要受监伺，危机四伏令人有在火山之感焉”；周作人：永日集国庆日颂，岳麓书社1988年9月长沙第1版，第114页。10月15日出版的语丝第153期发表随感录六五，功臣，借一位老友之口，指出：“南方之事全败坏于清党”，“党既以清而转浑，政治军事均以不振，北伐事业转为一场春梦”，而发动清党的吴蔡诸元老实为北洋“中央政府之功臣”。
一个星期以后，周作人在日记中记下历史的一笔：“北新书局因事停止营业，语丝停刊，154期以后移交上海，由北新接办”，这是意料之中的结局。两天之后，周作人与刘半农暂避菜厂胡同一日本友人家中。这是周作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逃难，记忆自然是十分深刻的。同为难友的刘半农后来对于当年的避难生活有过真切的回忆：“红胡按，指张作霖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界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10月24日去，越一星期归。”刘半农：双凤皇砖斋小品文四十五，记砚兄之称，载人间世第10期。周作人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回忆，在知堂回想录中也只是说：“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友人即土肥原之后任某少佐也。”但可以肯定，在避难期间，周作人的思考一定是很多的，他终于在历史的进退之间作出了新的决断。周作人的五四时代从此结束。
f04走向深渊在北平四19377194512
又一个“苏武”
1937年7月7日，这一天终于来临。既在意料之中，甚至在期待中，又出人意外。中国人民震惊了，也奋起了。周作人却沉默着。
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仍然听不见周作人的声音。
1937年8月9日，北平沦陷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平大学与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这一天，刚从南京回到北平的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及教授叶公超、梁实秋等一起撤离北平。但南下队伍中始终未见周作人。
关心周作人的朋友们，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为得不到周作人的消息忧心如焚。
刚刚从日本逃回中国的郭沫若写了国难声中怀知堂，发表在8月30日出版的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上
古人说，“闻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现在在国难严重，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中，世间的系念虽然也就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敌将军，某某民族英雄，然而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我们的知堂。
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得到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
在郭沫若所特有的夸饰的语言中，仍然可以感到一种真诚的，急切的，也许是过于天真的期待这是处于突然降临的灾难中，有些不知所措的，迫切需要新的精神领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尽管周作人渴望做一个平凡的人，他早已声明，自动放弃了对于时代、历史、社会的责任；然而，由于周作人作为五四开创者之一的历史这个历史将一再成为他的沉重包袱和中国第一流的作家的地位，以及他与日本文化的特殊关系，就使得中国各种力量包括郭沫若所代表的中国天真幼稚，缺乏**自主性的知识分子以及国外的特别是日本的各种力量，总是不肯忘记周作人。特别是在这中日正式交战的历史关键时刻，更是将周作人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对他寄予不同的期待所谓期待，另一个意义就是利用，这是周作人不可摆脱的宿命之一。鲁迅在生前就曾为这个不堪承受的代表重任，弄得痛苦不堪；现在鲁迅逝世后，这重担似乎又历史地落到了周作人的身上。周作人这才明白：他的大哥曾为他挡住了多少痛苦与烦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一直是在鲁迅的庇护下得到了相对的宁静与自由，无论在他们兄弟失和之前与之后都是如此。现在，大树已倒，周作人只能**地面对宿命了。在这历史的大动荡中，周作人本打算躲在他的“苦住庵”或者别的什么斋里做一个普通顺民的；但就因为他是“周作人”，历史就不允许他如此轻易地做出这样简单的选择，而必然地要把严峻得无以复加的选择置于他的面前
此刻，全体知识分子，全国人民，以至世界舆论，都这样注视着周作人：他将向何处去
11月1日出版的宇宙风以“知堂在北平”的醒目标题，公布了周作人8月6日、20日与9月20日写给编辑陶亢德的信：“旬日不通讯，时势已大变矣。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幸得无事，可以告慰。此后如何办法尚未能定回南留北皆有困难，只好且看将来情形再说耳。”最使人注意的自然是下面这句话，“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
天真的人们看到这个保证，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并且非常感动。仿佛中国文人中再增加一位苏武，中国就有了希望可怜的“阿q精神胜利法”
但谨慎的人们仍然从周作人欲言又止的迟疑中，感到了某种危机。他们仍然拭目以待。
看来宇宙风编辑陶亢德还将郭沫若的文章寄给了周作人，因此，周作人在8月25日写给陶亢德的信中又有“鼎堂先生文得读，且感且愧，但不敢不勉耳”等语。这时的周作人自然也是感到了郭沫若文章所代表的舆论的期待的压力的。
也是给陶亢德的信中又透露出：周作人正“在无聊中写小文消遣”，“拟继续翻译希腊神话，却尚不知能否换得若干钱米耳。南方无处可归，北大至今不闻有正式办法，教授留平者尚有三十许名，正在翘首以待校长之命令也。”接着又传来消息：滞留在北平的北大教授郑天挺、陈雪屏、邱椿等人，又于11月17日乘河北轮南下。11月29日北大留平教授在著名史学家孟心史先生家集会时，只剩下孟、马幼渔、冯汉叔、周作人四人了。据说北大已承认该四人为“留平教授”，每月寄津贴费五十元；并且以后校长蒋梦麟还从南方驰电北京，委托周作人等保管北大校产周作人等确也作了保护校产的努力。据周作人回忆，1938年春，日本宪兵队想要北大第二院做本部，下令三天内搬家。留守事务员找到了周作人与冯汉叔，经研究，由周作人起草了一封公函，交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后由于汤尔和的“挡驾”，才将北大第二院理学院的仪器设备保留了下来。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五九，北大感旧录五云云。
不管怎样，周作人算是留在沦陷中的北平，并且苦住下来了。
在这大变动、大混乱中，周作人究竟在干什么呢
他确实在闭门读书。周作人在9月所写的俞理初的诙谐一文里透露：“近来无事可为，重阅所收的清朝笔记，这一个月中间差不多检查了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周作人如此地苦读，恐怕不仅是为了排解苦住的寂寞无聊，而是要到书中去寻找他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周作人未必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之说，但书中自有他之所追求，却是信之不疑的。不过，真正读下来，他又不免有些失望。他说，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中，“结果才签出二百三十条，大约平均两卷里取一条的比例。但是更使我觉得奇异的是，笔记的好材料，即是说根据我的常识与趣味的二重标准认为中选的，多不出于有名的文人学士的著述之中，却都在那些悃无华的学究们的书里为什么呢中国文人学士大抵各有他们的道统，或严肃的道学派或风流的才子派，虽自有其系统，而缺少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这在笔记文学中都是必要的”。周作人：知堂书话俞理初的诙谐，第801页。在这国难鼎沸声中，在北平各大专校屡遭日军搜查骚扰，教员学生受侦讯迫害，被迫停课，抓捕、拷打的消息随处可闻的情况下，周作人却一如既往地继续追求“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是不能不令人惊异的。
当然，这只是向往与追求而已。现实生活中的周作人是很难淡泊宁静的。这一时期，他也写过谈搔痒这类闲适文章，却未能继续写下去。他曾写信给废名周作人自己曾说，“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吐露心曲：“旧日友人各自上漂流之途，回想明珠时代，深有今昔之感。自知如能将此种怅惘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不无珍惜之意，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周作人：药堂杂文怀废名，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1月第1版，第117页。那么，周作人还是“不忍即舍去”人间世的，其实，他也是舍不去的。那一天，偶食几粒炒栗，周作人突然想起郝懿行晒书堂笔录转述陆游老学庵笔记里的一段记载：“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止阁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周作人：药味集炒栗子，第170页。“挥涕而去”这四字竟引起了周作人的强烈共鸣，也许也是感受到了那永远拂不去的亡国的沉痛与思乡的情切吧。周作人终于写下了一首诗：“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伤心的自然不只李和儿一人而已。
但作理智的考虑，周作人却另有一番打算。据说，也就在这个冬季，有一次在与钱玄同、马幼渔的闲谈中，周作人突然提起“出山”之类的话，钱、马都默默无言，也就没有再说下去。事后马幼渔又去访周作人，想劝劝他，见面即骂已附逆的徐祖正，周作人也装傻附和着骂，马幼渔自然不好再说什么，过了几天又去，开口就问：“前次你要出山，决定了什么时候没有”周作人说：“现在还谈不到，日军还没有退出红楼呢”当时北大住有日本军队周作人二三事，载文艺春秋副刊1卷第1期，转引自张菊香等：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此事虽搁置下来，但周作人显然已经在酝酿“出山”了。
于是，就有了1938年2月9日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事件”。“座谈会”是由大阪每日新闻社出面召开的，却有着日本军方的背景。出席座谈的，竟有日本陆军特务部的代表，以及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等“要员”。周作人在会上没有发表什么特别言论，只是自称自己“长期从事于东洋文学及日本文学系的工作”，致力于“研究日本”云云。但出席会议本身即表示了与日本军方合作的姿态。每日新闻刊载会议消息时，也毫不含糊地将其与伪政权的建立联系起来：“中日两国的文化提携这问题，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机构之扩充及其活泼的推动上，是具有促进的作用的。”4月底上海出版的文摘战时旬刊19期，全文译载了大阪每日新闻所发的消息，并转发了照片：周作人长袍马褂，跻身于戎装的日本特务头子与华服、西装的汉奸文人中间。
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大哗。唐先生后来追忆说，周作人投敌的消息在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中引起一种“被原来信任过的人欺骗了、侮辱了似的心情”，并因此而产生一种深刻的“痛苦”。唐：帝城十日解，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在短暂的惊疑以后，全国文化界立刻响起一片愤怒的谴责、抗议声：5月5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文化界，严厉谴责周作人“不惜葬送过去之清名，公然附和倭寇，出卖人格”，并“请缘鸣鼓而攻之义，声明周作人、钱稻孙及其他参与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我文化界之外，藉示精神制裁”。5月6日，武汉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指出，“周的晚节不忠实非偶然”，是他“把自己的生活和现社会脱离得远远的”的必然结果。5月14日，抗战文艺1卷4号发表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王平陵、胡风、胡秋原、张天翼、丁玲等十八人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先生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之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敌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公开信向周作人发出忠告：“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察熟虑，为先生告者”，“希望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爱护。否则唯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艺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据说这封公开信系楼适夷起草，而经郁达夫修改；其中忠告均为郁达夫所加，显然还为周作人留有某些余地。诗人艾青还以忏悔吧，周作人为题，写了一首诗，表达了年轻一代的情绪：“周作人在祖国艰苦地战斗着的时候叛变了我用灼痛的心接受这消息周作人你不能想一想你所走过来的路么”“你曾护卫过德漠克拉西你曾抨击过北洋军阀的政府你曾无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中国的青年不曾忘记你的名字”，“忏悔吧，周作人不然中国的青年要向你射击”诗载抗战文艺1卷第9期。在这颤抖的歌声里，充满了多少期待、失望、痛苦与愤怒。这些充满着战斗精神的热血青年，曾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了一个“无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的周作人的形象，现在周作人突然显出了他们未曾料到的另一面，就陡然产生“被出卖、被欺骗”的感觉，由此而发出的“忏悔吧，周作人”一声呐喊，是震撼人心的。也有些天真的朋友不愿意面对周作人投敌的事实，仍然热烈地为周作人辩护。朱光潜先生就曾发表文章，一方面承认“以他在日本知识界的声望，日本人到了北平，决定包围他，利用他，这是他应该预料到的，到现在他还滞居北平，这种不见机实在是很可惋惜的”；另一面却断然说：“附逆做汉奸，他没有那种野心，也没有那种勇气”，朱光潜先生最后甚至劝告人们要用“宽厚”的态度对待周作人。3朱光潜与何其芳的争论文章见1938年五六月出版的工作成都第5、6期。朱光潜的文章是针对何其芳对周作人的谴责的；以后何其芳又写了一篇文章，明确表示，“我认为宽厚也应该看对什么人，对于我所憎恶的人物，我不能宽厚”3
正当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为周作人已经作出和将要作出的选择痛苦，愤怒，争执不休时，周作人本人在干什么呢在与儿辈们打牌中度日。这在
... </P></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