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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堂杂文关于祭神迎会，收周作人散文精编上册，第145页。
给周作人留下记忆的似乎也是迎神赛会演出中的“老百姓的诙谐”。
以后，周作人对绍兴迎神赛会的历史及其中所反映的民性，还作过一番考察。南宋时陆游即有“到家更约西邻女，明日河桥看赛神”的诗句，足见绍兴迎神赛会历史之悠久。周作人在明末清初张岱陶庵梦忆里也发现了关于当时绍兴迎神赛会的盛况，其中一条曰：
壬申七月，村村祷雨，日日扮潮神海鬼，争唾之。余里中扮“水浒”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称而行，观者兜截遮拦，直欲看杀卫。
这引起了周作人的“今昔之感”。他说：“明朝人即使别无足取，他们的狂至少总是值得佩服的，这一种狂到现今就一点儿都不存留了。”周作人：泽泻集陶庵梦忆序，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第11页。也许在绍兴民间的艺术中，还多少保留着这种毫无小家子气的生命狂态，这应该是周作人终生喜爱故乡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民间戏曲之外，绍兴还流传着大量民间笑话。这些笑话，也充满了喜剧趣味。在绍兴，最流行的是徐文长的故事。周作人从小就听乡人讲徐文长的故事，觉得颇有趣味，久想记录下来，却不知怎的，终于不果。待到周作人真的写出徐文长的故事，却已经是中年以后的事了。但那故事的“气味”依然保留着。从小即以出众的记忆闻名的周作人，几乎记得一字不差
徐文长买白菜，卖菜的说一文一斤，他说一文两斤，卖菜的粗鲁地答说，“那只好买粪吃”，徐文长便不再计较，说他要照讨价买下了。可是称来称去费了许多工夫，卖菜的觉得很饿了，等徐文长进去算账之后，他看桌上有两个烧饼，便拿来吃了。徐文长出来，向桌上张望。卖菜的便说：“这里两个烧饼是我借吃了。”徐文长顿足道：“了不得，这是砒霜烧饼，我拿来药老鼠的。”卖菜的十分惊慌道：“那怎么好呢”徐文长道：“现在已经来不及叫医生，听说医砒毒只有粪清最好，你还是到粪缸那里吃一点吧。”卖菜的性命要紧，只能去吃。徐文长遂对他说：“究竟是谁吃了粪呢”
这故事不过是毫无理由地捉弄人而已，自然没有更深的意义。然而，周作人却从中看到了一种民间道德。他说：“老百姓的思想还有好些和野蛮人相像，他们相信力就是理，无论用了什么体力智力或魔力，只要能取得胜利，即是英雄，对于愚笨孱弱的失败者没有什么同情”2周作人：〈徐文长的故事〉小引及其他，收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2月第一版，第17页。，于是，在对愚弱者的失败的嘲弄里显示出“智力的优胜”，从而达到一种自我肯定。周作人认为，这对于那些经常处于失败地位的小市民，“或者可以作精神体操之一助”，这大概就是徐文长的故事使人喜乐的原因吧。
在周作人记录的，小时候听到的徐文长的故事还有这样一则
有一个人去找徐文长，说他的女儿喜欢站在门口，屡诫不听，问他有什么好法子。徐文长说只要花三文钱，便可替他矫正女儿的坏脾气。那父亲很高兴，拿出三文钱交给徐文长，他便去买了一文钱的豆腐和两文钱的酱油，托在两只手上，赤着背，从那女儿的门外走过，正走到她的前面。徐文长把肚子一瘪，裤子掉了下来，他便嚷着说：“啊呀，裤子掉了，我的两只手不得空，大姑娘，请你替我系一系好吧”那姑娘跑进屋里去，以后不再站门口了。
这故事就不止是恶作剧，而且粗俗得有几分猥亵了。而周作人正要为这粗俗与猥亵辩护。他说：“我的意思是在正经地介绍老百姓的笑话，我不好替他们代为斧政。他们的粗俗不雅至少还是壮健的，与早熟或老衰的那种病的佻荡不同”。2这无疑对那些病态的文化熏陶出来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含有几分嘲弄的意思。周作人甚至怀着一种自豪的心情，宣布“天下只有天真的小儿与壮健的天才如拉勃来、歌德，若斯威夫德便有点病态的了才有欣赏粗俗话的资格”。周作人：“小五哥”的故事附记，1925年9月13日语丝第53期，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779页。至于徐文长故事中的“猥亵趣味”，在周作人看来更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因为在野蛮民族，各国缺少教育的人民中间，猥亵的笑话向来是非常通行的。这是社会“男女关系很不圆满”的产物，“过着端庄的生活而总不能忘情于欢乐，于是惟一的方法是意淫”。猥亵的笑话、歌谣等等“即是他们的梦，他们的法悦”周作人：谈龙集猥亵的歌谣，第73页。自然，上述认识都是周作人接触了西方现代科学特别是性心理学以后所获得的理性认识，是幼年时代周作人不可能达到的；但这种民间的粗俗不雅而又是健壮的猥亵趣味潜入了他幼小的心灵，却是事实。实际上，每一个在幼年时代或者更长时间有机会接触到民间文化的中国人，何尝不曾多多少少感受过甚至津津乐道于这种猥亵趣味呢但是，当人们一旦变雅，就不屑或不敢、不愿承认这一段审美历史了。而周作人不但老老实实承认，写入自己回忆中，而且仍然津津乐道，这就有点惊世骇俗了。
这种包孕于民间戏剧、笑话中的喜剧趣味、猥亵趣味，同时也是一种语言趣味；幼时所受的家乡戏剧、笑话的熏陶，更是语言的熏陶。周作人曾经特地说明：“故乡的山水风物，因为熟习亲近的缘故，的确可以令人流连记忆，不过这如隔绝了便愈久愈疏，即使或者会得形诸梦寐，事实上却总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在另一方面他给予我们一个极大的影响，就是想要摆脱也无从摆脱的，那即是言语。普通提起方言似乎多注重那特殊的声音，我所觉得有兴趣的乃在其词与句，即名物云谓以及表现方式。我尝猜想一个人的文章往往暗中受他方言的支配，假如他不去模拟而真是诚实的表现自己。”周作人：风雨谈绍兴儿歌述略序，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第165页。周作人幼年时代受地方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地方方言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地方戏曲、笑话对他的思想、情感，以至性格、文风的潜移默化。鲁迅曾谈到他从小对迎神赛会中的无常“口头的硬语与谐谈”的欣赏与陶醉。鲁迅：朝花夕拾无常，收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版，第272页。周作人也说：“乡间的人常喜讲舛辞及冷语，可以说是目连趣味的余流。”周作人：谈龙集谈“目连戏”，第80页。所谓“硬语”、“舛辞”与“谐谈”、“冷语”，都是对绍兴方言特色的一种概括。所谓“硬语”、“舛辞”就是绍兴话入声多，有一股“硬”气；但绍兴话也并非全部硬音，也有软的。绍兴话可谓“软硬兼施”，“快慢相间”，形成一种特殊的腔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表现了绍兴地方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民性特征的。与此相联系的，是绍兴话中骂人的话特别多，开口“贼胚”，闭口“娘杀”，用一句绍兴话，就是“骂人当饭吃”。鲁迅作品中七斤嫂与杨二嫂如果合演一台戏，将会是骂语连篇，别有兴味的。周作人记下的则是绍兴“女人骂街”的趣闻。据说这是一位自称无名人的文人“暂居绍兴一古寺中”所见
戊申，与寺僧负暄楼头。适邻有农人妇曝菜篱落间，遗失数把，疑人窃取之，坐门外鸡栖上骂多时，听其抑扬顿挫，备极行文之妙。初开口如饿鹰叫雪，嘴尖吭长，而言重语狠，直欲一句骂倒。久之意懒神疲，念艺圃辛勤，顾物伤惜，啧啧呶呶，且詈且诉，若惊犬之吠风，忽断复续。旋有小儿唤娘吃饭，妇推门而起，将入却立，蓦地忿上心来，顿足大骂，声暴如雷，气急如火，如金鼓之末音，促节加厉，欲奋袂而起舞。余骇然回视，戛然已止，箸响碗鸣，门掩户闭。僧曰：此妇当堕落。余曰：适读白乐天琵琶行与苏东坡赤壁赋终篇也。周作人：秉烛后谈女人骂街，文收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第133134页。
周作人由此而发表了一番议论：“本来在生物中母兽是特别厉害的，不过这只解释得泼字，骂街的本领却别有由来，我想这里总可以见她们政治天才之百一吧。希腊市民从哲人研求辩学，市场公会乃能滔滔陈说，参与政事，亦不能如村妇之口占急就，而井井有条，自成节奏也。中国士大夫十载寒窗，专做赋得文章，讨武驱鳄诸文胸中烂熟，故要写劾奏讪谤之文，摇笔可成，若仓促相骂，便易失措，大抵只能大骂混账王八蛋，不是叫拿名片送县，只好亲自动手相打矣。两相比较，去之天壤。”周作人：秉烛后谈女人骂街，文收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第133134页。如此，吸引周作人的，就不仅是家乡方言中的滔滔不绝、自成节奏的骂人的硬语，而且是透过硬语所表现的民间性格与智慧的魅力。
绍兴方言中的诙谐感也是引人注目的。鲁迅曾经说：“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收鲁迅全集第6卷，第145页。鲁迅又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收鲁迅全集第6卷，第97页。“炼话”即指俗语，包括谚语、歇后语等。而其中是最多诙谐、幽默的。周作人回忆说：“越谚骂詈讥讽之谚第十六中有冬瓜雕猪寨一语，注云诡随。幼时常闻祖母说此语，文稍繁而意亦更明显，设为二人应对的词云：冬瓜好雕猪寨吗好雕的，好雕的。猪要吃的吧要吃的，要吃的。盖讽刺随口附和，不负责任者也。寨即槽，家畜的食器。”据越言释写作“寨”，若冬瓜本极普遍，今作东瓜，当是范君改写，以五代史。周作人：书房一角越谚，收知堂书话，岳麓书社1986年4月版，第700页。这即是绍兴“炼话”里的幽默趣味。
贯串于绍兴地方戏剧、笑话以至地方方言里的“硬气”与“诙谐”构成了绍兴地方平民文化最基本的特色。这对于周作人的思想、性格以至文风的形成，显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对这十字街头的影响也不可作过高的估价。周作人在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十字街头影响的同时，又竭力地排斥着这种影响，以保持自己的**。他曾在十字街头的塔里特地声明
我在十字街头久混，到底还没有入他们的帮，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怕被他们挤坏我的眼镜，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周作人：雨天的书十字街头的塔，第66页。
他既曾混迹于十字街头，又不愿“跟着街头人群去瞎撞胡混”。径直地说，对街头群众怀着疑惧，他就只能躲在“十字街头的塔”里，过着半是绅士、半是流氓的生活，与民间的市民文化既有联系，又存在隔阂这就构成了周作人内在矛盾的这一面。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
1893年，灾难终于降临到这个古老的行将崩溃的大家族。
十月寒秋季节，九岁的周作人正躲在厅房里与凤升叔一起读书教师是义房广蕃公公的儿子伯文叔，他没有考上秀才，只是个文童，对学生并不严厉，早晚到厅房来一次，其余时间都听任两个孩子在厅堂里读书或玩耍。突然台门外传来一阵异乎寻常的喧闹声。周作人与伯文叔闻声赶出去，只见两个衙门差役高嚷着“捉拿犯官周福清”径直闯进来。
这真如晴天霹雳，把全家人都震呆了。年幼的周作人怎么也弄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从大人的惊慌的脸色中隐约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但不等他弄清缘由，当天晚上，就和大哥一起被送到皇甫庄外婆家。年底，又随大舅父怡堂一家迁居小皋埠的娱园。直到很久以后，周作人才被告知，祖父犯的是科场代人行贿罪，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但一经败露，便需严究。把他们兄弟俩送到舅舅家，也是为了避难。
尽管这些年一直有“狼来了”的呼声，这回真的“狼来了”这是周氏家族无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转折点。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呐喊自序，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页。对于这时已经十三岁，并且是周家长孙的鲁迅来说，祖父的被捕，以及随后的避难生活，是他睁开了眼，清醒认识社会与人生本来面目的开端。但年仅九岁的周作人却没有因此醒来，还继续做着他“蔷薇色的梦”童年时代的美梦。于是，逃难对他来说，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是一连串新鲜的印象、感觉，一连串美好的记忆。
在周作人的记忆里，外婆在皇甫庄只有半所房屋，房屋主是有名的越谚的作者范啸风。现在挤着外婆及大舅一家、小舅一家，因为没有地方歇宿，只好让周作人与小舅父的老仆妇塘妈妈挤在一处。这是在一间宽而空的阁楼上，一张大眠床里，此外有一个朱红漆的皮制方枕头，最特别的是上边镂空有一个窟窿，可以安放一只耳朵进去，当时觉得很有趣味，这事始终记得。其他的一切，“浑浑噩噩的”，什么都记不清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六逃难，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4月第1版，第15页。
最难忘的自然是娱园。娱园的主人皋社诗人秦秋渔是周作人大舅鲁悦堂的岳父，周作人正是随着大舅一家借住娱园的。娱园建筑于咸丰丁巳年1857年，在历史上是一个名园。据王眉叔娱园记说，是“在水石庄，枕碧湖，带平林，广约顷许。曲构云缭，疏筑花幕。竹高出墙，树古当户，离离蔚蔚，号为胜区”。周作人与鲁迅一起避难于此时，娱园已经荒芜，遍地都长了荒草，不能想见当年“秋夜连吟”的风趣了。曾名极一时的微云楼，看去只是普通的楼房罢了。另外在院子里挖了一个一丈左右见方的水池，池边一间单面开着门窗的房子，匾额题曰：“潭水山房”，实在看了很是阴郁。但在年幼的周作人的印象里，“我们所见只是废墟，但也觉得非常有趣，儿童的感觉原自要比大人新鲜，而且在故乡少有这样游乐之地，也是一个原因”。周作人：雨天的书娱园，第41页。当然，更使周作人兴奋的是，在这里，他有了一大群游玩的伙伴：大舅家的佩绅表哥、珠表姐，以及小舅家的琴表姐、意表姐、林表妹和昭表妹，琴表姐年龄与鲁迅相仿，意表姐比周作人稍大。表兄妹们平时很难有相聚机会，如今聚集在一起，自有一番乐趣。
不到一年时间，风头一过，周作人就带着许许多多新鲜的印象回到新台门内，并且很快也进了三味书屋，正式开始了他的无忧无虑，也许是更为丰富的读书生活。
据周作人自己回忆：“我自己是哪一年起头读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过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位号叫花塍，是老秀才，他是吸鸦片烟的第二个号子京，做的怪文章第三个的名字可以不说，他是以杀尽革命党为职志的，言行暴力的人但是从这三位先生我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到了十一岁即1895年引者注时，往三味书屋去附读，那才是正式读书的起头。”读书，自然是读经开始，由此，周作人开始接触到了中国的正统文化。周作人读的第一本经书是“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而中国正统文化中对周作人影响最深的正是中庸之道，这是很有意思的。据周作人说，到十三岁那年即1898年底，他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易经及书经的一部分，但“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周作人：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第236237页。鲁迅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鲁迅：坟写在〈坟〉后面，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285页。这些对于我们了解周氏兄弟思想的发展自然有很大的意义下文还会有详细分析，但对此也不能作过分机械的理解。事实上，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文化的影响，是这一代人无论怎样也无法摆脱的。周作人自己就有过十分真切的回忆
不佞小时候读诗经，若不能多背诵了解，但读到这几篇如王风彼黍离离、中谷有、有兔爰爰、唐风山有枢、桧风隰有苌楚，辄不禁愀然不乐。同时亦读唐诗，却并不令人起身世之感，如国风诸篇也。周作人：秉烛谈读风臆补，第15页。
小时候读贾谊鸟赋，前面有两句云：“庚子日斜兮集余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心里觉得稀罕，这怪鸟的态度真怪。后来过了多少年，才明白过来，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周作人：立春以前风雨后谈序，收知堂序跋第155页。
少年周作人从诗经以来的传统诗文里，感受到“愀然不乐”的“忧郁”，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微处的一种敏锐的直观把握。尽管此时他还不可能对之作出理性上的明确解释，但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已于不知不觉之中渗入他的血肉之中。如果说周作人在他的童年时代从传统节日中已经领悟到中国传统乐感文化那一面，现在，他又从典籍中感受到了传统的忧患意识。后者对于前者恰恰是一个必要的补充，这两方面对于周作人个人气质的形成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对此时的周作人来说，忧郁的因子还是潜藏着的，他的生活的主调仍然是欢乐的，充满了儿童的情趣。于是，在他的记忆的画册里，又印下了一页页喧闹的、彩色的印象
那时所读的是“中下”和唐诗，当然不懂什么，但在路上及塾中得到多少见闻，使幼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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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堂杂文关于祭神迎会，收周作人散文精编上册，第145页。
给周作人留下记忆的似乎也是迎神赛会演出中的“老百姓的诙谐”。
以后，周作人对绍兴迎神赛会的历史及其中所反映的民性，还作过一番考察。南宋时陆游即有“到家更约西邻女，明日河桥看赛神”的诗句，足见绍兴迎神赛会历史之悠久。周作人在明末清初张岱陶庵梦忆里也发现了关于当时绍兴迎神赛会的盛况，其中一条曰：
壬申七月，村村祷雨，日日扮潮神海鬼，争唾之。余里中扮“水浒”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称而行，观者兜截遮拦，直欲看杀卫。
这引起了周作人的“今昔之感”。他说：“明朝人即使别无足取，他们的狂至少总是值得佩服的，这一种狂到现今就一点儿都不存留了。”周作人：泽泻集陶庵梦忆序，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第11页。也许在绍兴民间的艺术中，还多少保留着这种毫无小家子气的生命狂态，这应该是周作人终生喜爱故乡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民间戏曲之外，绍兴还流传着大量民间笑话。这些笑话，也充满了喜剧趣味。在绍兴，最流行的是徐文长的故事。周作人从小就听乡人讲徐文长的故事，觉得颇有趣味，久想记录下来，却不知怎的，终于不果。待到周作人真的写出徐文长的故事，却已经是中年以后的事了。但那故事的“气味”依然保留着。从小即以出众的记忆闻名的周作人，几乎记得一字不差
徐文长买白菜，卖菜的说一文一斤，他说一文两斤，卖菜的粗鲁地答说，“那只好买粪吃”，徐文长便不再计较，说他要照讨价买下了。可是称来称去费了许多工夫，卖菜的觉得很饿了，等徐文长进去算账之后，他看桌上有两个烧饼，便拿来吃了。徐文长出来，向桌上张望。卖菜的便说：“这里两个烧饼是我借吃了。”徐文长顿足道：“了不得，这是砒霜烧饼，我拿来药老鼠的。”卖菜的十分惊慌道：“那怎么好呢”徐文长道：“现在已经来不及叫医生，听说医砒毒只有粪清最好，你还是到粪缸那里吃一点吧。”卖菜的性命要紧，只能去吃。徐文长遂对他说：“究竟是谁吃了粪呢”
这故事不过是毫无理由地捉弄人而已，自然没有更深的意义。然而，周作人却从中看到了一种民间道德。他说：“老百姓的思想还有好些和野蛮人相像，他们相信力就是理，无论用了什么体力智力或魔力，只要能取得胜利，即是英雄，对于愚笨孱弱的失败者没有什么同情”2周作人：〈徐文长的故事〉小引及其他，收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2月第一版，第17页。，于是，在对愚弱者的失败的嘲弄里显示出“智力的优胜”，从而达到一种自我肯定。周作人认为，这对于那些经常处于失败地位的小市民，“或者可以作精神体操之一助”，这大概就是徐文长的故事使人喜乐的原因吧。
在周作人记录的，小时候听到的徐文长的故事还有这样一则
有一个人去找徐文长，说他的女儿喜欢站在门口，屡诫不听，问他有什么好法子。徐文长说只要花三文钱，便可替他矫正女儿的坏脾气。那父亲很高兴，拿出三文钱交给徐文长，他便去买了一文钱的豆腐和两文钱的酱油，托在两只手上，赤着背，从那女儿的门外走过，正走到她的前面。徐文长把肚子一瘪，裤子掉了下来，他便嚷着说：“啊呀，裤子掉了，我的两只手不得空，大姑娘，请你替我系一系好吧”那姑娘跑进屋里去，以后不再站门口了。
这故事就不止是恶作剧，而且粗俗得有几分猥亵了。而周作人正要为这粗俗与猥亵辩护。他说：“我的意思是在正经地介绍老百姓的笑话，我不好替他们代为斧政。他们的粗俗不雅至少还是壮健的，与早熟或老衰的那种病的佻荡不同”。2这无疑对那些病态的文化熏陶出来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含有几分嘲弄的意思。周作人甚至怀着一种自豪的心情，宣布“天下只有天真的小儿与壮健的天才如拉勃来、歌德，若斯威夫德便有点病态的了才有欣赏粗俗话的资格”。周作人：“小五哥”的故事附记，1925年9月13日语丝第53期，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779页。至于徐文长故事中的“猥亵趣味”，在周作人看来更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因为在野蛮民族，各国缺少教育的人民中间，猥亵的笑话向来是非常通行的。这是社会“男女关系很不圆满”的产物，“过着端庄的生活而总不能忘情于欢乐，于是惟一的方法是意淫”。猥亵的笑话、歌谣等等“即是他们的梦，他们的法悦”周作人：谈龙集猥亵的歌谣，第73页。自然，上述认识都是周作人接触了西方现代科学特别是性心理学以后所获得的理性认识，是幼年时代周作人不可能达到的；但这种民间的粗俗不雅而又是健壮的猥亵趣味潜入了他幼小的心灵，却是事实。实际上，每一个在幼年时代或者更长时间有机会接触到民间文化的中国人，何尝不曾多多少少感受过甚至津津乐道于这种猥亵趣味呢但是，当人们一旦变雅，就不屑或不敢、不愿承认这一段审美历史了。而周作人不但老老实实承认，写入自己回忆中，而且仍然津津乐道，这就有点惊世骇俗了。
这种包孕于民间戏剧、笑话中的喜剧趣味、猥亵趣味，同时也是一种语言趣味；幼时所受的家乡戏剧、笑话的熏陶，更是语言的熏陶。周作人曾经特地说明：“故乡的山水风物，因为熟习亲近的缘故，的确可以令人流连记忆，不过这如隔绝了便愈久愈疏，即使或者会得形诸梦寐，事实上却总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在另一方面他给予我们一个极大的影响，就是想要摆脱也无从摆脱的，那即是言语。普通提起方言似乎多注重那特殊的声音，我所觉得有兴趣的乃在其词与句，即名物云谓以及表现方式。我尝猜想一个人的文章往往暗中受他方言的支配，假如他不去模拟而真是诚实的表现自己。”周作人：风雨谈绍兴儿歌述略序，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第165页。周作人幼年时代受地方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地方方言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地方戏曲、笑话对他的思想、情感，以至性格、文风的潜移默化。鲁迅曾谈到他从小对迎神赛会中的无常“口头的硬语与谐谈”的欣赏与陶醉。鲁迅：朝花夕拾无常，收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版，第272页。周作人也说：“乡间的人常喜讲舛辞及冷语，可以说是目连趣味的余流。”周作人：谈龙集谈“目连戏”，第80页。所谓“硬语”、“舛辞”与“谐谈”、“冷语”，都是对绍兴方言特色的一种概括。所谓“硬语”、“舛辞”就是绍兴话入声多，有一股“硬”气；但绍兴话也并非全部硬音，也有软的。绍兴话可谓“软硬兼施”，“快慢相间”，形成一种特殊的腔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表现了绍兴地方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民性特征的。与此相联系的，是绍兴话中骂人的话特别多，开口“贼胚”，闭口“娘杀”，用一句绍兴话，就是“骂人当饭吃”。鲁迅作品中七斤嫂与杨二嫂如果合演一台戏，将会是骂语连篇，别有兴味的。周作人记下的则是绍兴“女人骂街”的趣闻。据说这是一位自称无名人的文人“暂居绍兴一古寺中”所见
戊申，与寺僧负暄楼头。适邻有农人妇曝菜篱落间，遗失数把，疑人窃取之，坐门外鸡栖上骂多时，听其抑扬顿挫，备极行文之妙。初开口如饿鹰叫雪，嘴尖吭长，而言重语狠，直欲一句骂倒。久之意懒神疲，念艺圃辛勤，顾物伤惜，啧啧呶呶，且詈且诉，若惊犬之吠风，忽断复续。旋有小儿唤娘吃饭，妇推门而起，将入却立，蓦地忿上心来，顿足大骂，声暴如雷，气急如火，如金鼓之末音，促节加厉，欲奋袂而起舞。余骇然回视，戛然已止，箸响碗鸣，门掩户闭。僧曰：此妇当堕落。余曰：适读白乐天琵琶行与苏东坡赤壁赋终篇也。周作人：秉烛后谈女人骂街，文收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第133134页。
周作人由此而发表了一番议论：“本来在生物中母兽是特别厉害的，不过这只解释得泼字，骂街的本领却别有由来，我想这里总可以见她们政治天才之百一吧。希腊市民从哲人研求辩学，市场公会乃能滔滔陈说，参与政事，亦不能如村妇之口占急就，而井井有条，自成节奏也。中国士大夫十载寒窗，专做赋得文章，讨武驱鳄诸文胸中烂熟，故要写劾奏讪谤之文，摇笔可成，若仓促相骂，便易失措，大抵只能大骂混账王八蛋，不是叫拿名片送县，只好亲自动手相打矣。两相比较，去之天壤。”周作人：秉烛后谈女人骂街，文收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第133134页。如此，吸引周作人的，就不仅是家乡方言中的滔滔不绝、自成节奏的骂人的硬语，而且是透过硬语所表现的民间性格与智慧的魅力。
绍兴方言中的诙谐感也是引人注目的。鲁迅曾经说：“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收鲁迅全集第6卷，第145页。鲁迅又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收鲁迅全集第6卷，第97页。“炼话”即指俗语，包括谚语、歇后语等。而其中是最多诙谐、幽默的。周作人回忆说：“越谚骂詈讥讽之谚第十六中有冬瓜雕猪寨一语，注云诡随。幼时常闻祖母说此语，文稍繁而意亦更明显，设为二人应对的词云：冬瓜好雕猪寨吗好雕的，好雕的。猪要吃的吧要吃的，要吃的。盖讽刺随口附和，不负责任者也。寨即槽，家畜的食器。”据越言释写作“寨”，若冬瓜本极普遍，今作东瓜，当是范君改写，以五代史。周作人：书房一角越谚，收知堂书话，岳麓书社1986年4月版，第700页。这即是绍兴“炼话”里的幽默趣味。
贯串于绍兴地方戏剧、笑话以至地方方言里的“硬气”与“诙谐”构成了绍兴地方平民文化最基本的特色。这对于周作人的思想、性格以至文风的形成，显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对这十字街头的影响也不可作过高的估价。周作人在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十字街头影响的同时，又竭力地排斥着这种影响，以保持自己的**。他曾在十字街头的塔里特地声明
我在十字街头久混，到底还没有入他们的帮，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怕被他们挤坏我的眼镜，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周作人：雨天的书十字街头的塔，第66页。
他既曾混迹于十字街头，又不愿“跟着街头人群去瞎撞胡混”。径直地说，对街头群众怀着疑惧，他就只能躲在“十字街头的塔”里，过着半是绅士、半是流氓的生活，与民间的市民文化既有联系，又存在隔阂这就构成了周作人内在矛盾的这一面。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
1893年，灾难终于降临到这个古老的行将崩溃的大家族。
十月寒秋季节，九岁的周作人正躲在厅房里与凤升叔一起读书教师是义房广蕃公公的儿子伯文叔，他没有考上秀才，只是个文童，对学生并不严厉，早晚到厅房来一次，其余时间都听任两个孩子在厅堂里读书或玩耍。突然台门外传来一阵异乎寻常的喧闹声。周作人与伯文叔闻声赶出去，只见两个衙门差役高嚷着“捉拿犯官周福清”径直闯进来。
这真如晴天霹雳，把全家人都震呆了。年幼的周作人怎么也弄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从大人的惊慌的脸色中隐约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但不等他弄清缘由，当天晚上，就和大哥一起被送到皇甫庄外婆家。年底，又随大舅父怡堂一家迁居小皋埠的娱园。直到很久以后，周作人才被告知，祖父犯的是科场代人行贿罪，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但一经败露，便需严究。把他们兄弟俩送到舅舅家，也是为了避难。
尽管这些年一直有“狼来了”的呼声，这回真的“狼来了”这是周氏家族无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转折点。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呐喊自序，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页。对于这时已经十三岁，并且是周家长孙的鲁迅来说，祖父的被捕，以及随后的避难生活，是他睁开了眼，清醒认识社会与人生本来面目的开端。但年仅九岁的周作人却没有因此醒来，还继续做着他“蔷薇色的梦”童年时代的美梦。于是，逃难对他来说，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是一连串新鲜的印象、感觉，一连串美好的记忆。
在周作人的记忆里，外婆在皇甫庄只有半所房屋，房屋主是有名的越谚的作者范啸风。现在挤着外婆及大舅一家、小舅一家，因为没有地方歇宿，只好让周作人与小舅父的老仆妇塘妈妈挤在一处。这是在一间宽而空的阁楼上，一张大眠床里，此外有一个朱红漆的皮制方枕头，最特别的是上边镂空有一个窟窿，可以安放一只耳朵进去，当时觉得很有趣味，这事始终记得。其他的一切，“浑浑噩噩的”，什么都记不清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六逃难，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4月第1版，第15页。
最难忘的自然是娱园。娱园的主人皋社诗人秦秋渔是周作人大舅鲁悦堂的岳父，周作人正是随着大舅一家借住娱园的。娱园建筑于咸丰丁巳年1857年，在历史上是一个名园。据王眉叔娱园记说，是“在水石庄，枕碧湖，带平林，广约顷许。曲构云缭，疏筑花幕。竹高出墙，树古当户，离离蔚蔚，号为胜区”。周作人与鲁迅一起避难于此时，娱园已经荒芜，遍地都长了荒草，不能想见当年“秋夜连吟”的风趣了。曾名极一时的微云楼，看去只是普通的楼房罢了。另外在院子里挖了一个一丈左右见方的水池，池边一间单面开着门窗的房子，匾额题曰：“潭水山房”，实在看了很是阴郁。但在年幼的周作人的印象里，“我们所见只是废墟，但也觉得非常有趣，儿童的感觉原自要比大人新鲜，而且在故乡少有这样游乐之地，也是一个原因”。周作人：雨天的书娱园，第41页。当然，更使周作人兴奋的是，在这里，他有了一大群游玩的伙伴：大舅家的佩绅表哥、珠表姐，以及小舅家的琴表姐、意表姐、林表妹和昭表妹，琴表姐年龄与鲁迅相仿，意表姐比周作人稍大。表兄妹们平时很难有相聚机会，如今聚集在一起，自有一番乐趣。
不到一年时间，风头一过，周作人就带着许许多多新鲜的印象回到新台门内，并且很快也进了三味书屋，正式开始了他的无忧无虑，也许是更为丰富的读书生活。
据周作人自己回忆：“我自己是哪一年起头读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过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位号叫花塍，是老秀才，他是吸鸦片烟的第二个号子京，做的怪文章第三个的名字可以不说，他是以杀尽革命党为职志的，言行暴力的人但是从这三位先生我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到了十一岁即1895年引者注时，往三味书屋去附读，那才是正式读书的起头。”读书，自然是读经开始，由此，周作人开始接触到了中国的正统文化。周作人读的第一本经书是“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而中国正统文化中对周作人影响最深的正是中庸之道，这是很有意思的。据周作人说，到十三岁那年即1898年底，他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易经及书经的一部分，但“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周作人：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第236237页。鲁迅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鲁迅：坟写在〈坟〉后面，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285页。这些对于我们了解周氏兄弟思想的发展自然有很大的意义下文还会有详细分析，但对此也不能作过分机械的理解。事实上，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文化的影响，是这一代人无论怎样也无法摆脱的。周作人自己就有过十分真切的回忆
不佞小时候读诗经，若不能多背诵了解，但读到这几篇如王风彼黍离离、中谷有、有兔爰爰、唐风山有枢、桧风隰有苌楚，辄不禁愀然不乐。同时亦读唐诗，却并不令人起身世之感，如国风诸篇也。周作人：秉烛谈读风臆补，第15页。
小时候读贾谊鸟赋，前面有两句云：“庚子日斜兮集余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心里觉得稀罕，这怪鸟的态度真怪。后来过了多少年，才明白过来，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周作人：立春以前风雨后谈序，收知堂序跋第155页。
少年周作人从诗经以来的传统诗文里，感受到“愀然不乐”的“忧郁”，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微处的一种敏锐的直观把握。尽管此时他还不可能对之作出理性上的明确解释，但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已于不知不觉之中渗入他的血肉之中。如果说周作人在他的童年时代从传统节日中已经领悟到中国传统乐感文化那一面，现在，他又从典籍中感受到了传统的忧患意识。后者对于前者恰恰是一个必要的补充，这两方面对于周作人个人气质的形成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对此时的周作人来说，忧郁的因子还是潜藏着的，他的生活的主调仍然是欢乐的，充满了儿童的情趣。于是，在他的记忆的画册里，又印下了一页页喧闹的、彩色的印象
那时所读的是“中下”和唐诗，当然不懂什么，但在路上及塾中得到多少见闻，使幼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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