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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中央组织部的尹宽同志找她谈话，说她的工作有变动。为了加强**中央出版发行部的力量，调她去出版发行部工作，为了保守党的机密，要与发行部总经理毛泽民结成夫妻关系。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党的机密大于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
“都是党的人，我服从命令。”钱希钧二话没讲就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尹宽同志也找毛泽民谈了话。毛泽民也是二话没讲，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转天，钱希钧怀揣着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心情激动地叩开了出版发行部的门。
“你找谁”
“我找杨杰经理。”
“你是谁”
“我是钱希钧。”
“杨经理，钱希钧同志找”那人向里屋喊。
此时毛泽民正在伏案，双手打算盘，这是杨经理的一绝。这不是表演，而是算账。听到有人喊，车过身来，毛泽民上下打量着姑娘。钱希钧躲过对方的目光，把中组部的介绍信递给了毛泽民，说：“杨经理，我来报到了。”
“好，好，快坐，快坐”毛泽民一边让座，一边去倒茶，然后送到姑娘手里。
钱希钧嗔怪道：“你这个地方真难找，害了我找好半天”
“是吗”毛泽民问了钱希钧一些自然情况，向她介绍了中央出版发行部的情况，然后说：“我们机关是党中央的宣传部的咽喉，既是咽喉工作，我们就要像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他，保护他，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关于你的工作，除了搞好报纸和书刊的发行外，还要担任地下交通，要经常去中央机关及一些领导同志的家中联络。这个工作更重要，机密性更强。做好这一工作，一方面要灵活，同时还要严格保密，尽量减少社会关系，少与别人来往”
后来他们真的结为夫妻。
就在钱希钧来中央出版发行部的时候，这里人手不多，大部分是党内同志。他们的任务不仅是负责上海地区的出版发行，还要负责全国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可以说是行政、党务、后勤、财务兼任于一身。毛泽民很能吃苦，为党的宣传品、文件、书刊的印刷和发行，印刷厂的建立和发展，四处奔波，逐步制定和完善了发行部和印刷厂的规章制度，就连钱、财、物收支账本的建立等事情，也都凝结了他的不少心血。
钱希钧来的时候，出版发行部仅出版发行向导一种刊物，接受的资金，仅有70308元。那时党中央每月只拨给向导广告费60元，其余一概自理。而向导每月在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三报上登广告所需费用就达72元。这样，出版发行部的一切经费，包括人员薪水，基本靠本身的收入开支。经过毛泽民和同志们的努力，他们很快使向导在全国销到8万份，由中央发行部直接印发的就有4万份。再有**abc一书，半年之内销数多达3万余本。书报供不应求，形成书尚未印，就有预订金到手的好局面。1
后来，他们还印发中国青年、红旗、实话等报刊和党的文件、传单，还有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小册子。几乎是同时，毛泽民又在全国奔波，建立了包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在内的发行网。就连香港和法国的巴黎也有发行部的代售处。
随着大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向中央出版社发行部订购书报的读者越来越多。另外，他们还要印大批书报、传单，以备北伐军打下上海时散发。为印刷发行这些东西，需要大笔经费。一天，毛泽民到陈独秀总书记的办公室，请他帮助先借一些钱，以满足扩大印刷的需要。陈独秀回答：“钱是没有，但任务必须完成，你自己去想办法。”
开始，毛泽民早出晚归，四处活动，但借得无几，急得他寝食不安。夫人钱希钧也急得团团转，总想为丈夫分担点困难，想法帮助借点钱。可她的工作性质不允许在社会上抛头露面。钱希钧只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此来给丈夫点安慰。
好在毛泽民在上海创业已有名声，印刷界都知道有个杨老板，讲究信誉。于是毛泽民转向同乡、熟人、亲戚、朋友挪借，向进步书店预支。不管怎样，总算完成了党的任务。
再说钱希钧每天跑印刷厂，到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地，拿稿件或送清样。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周恩来、谢觉哉、郑超麟等的住处她都去过。钱希钧回家往往比泽民要早。于是每次回来，钱希钧总是把饭菜做好，等泽民回来吃。
毛泽民爱吃辣的，有了辣椒，胃口顿开。但是他有胃病，是在安源搞工运时曾经动过盲肠手术，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好几年了，刀口愈合不好，经常疼痛，所以医生不让他吃刺激性食物，特别是辣椒。钱希钧当然是按医生的意见办，但是话说过来，粗茶淡饭好人常吃也犯腻，有胃病的人就更难下咽了。毛泽民倒没有因此而稍有愁眉，可钱希钧心里过意不去，总尽量买些他爱吃的空心菜。这种菜倒便宜，但营养价值不高。
钱希钧何尝不想为丈夫买些好吃的补补身体呢，但他们的津贴太少，无能为力。他们是住机关的，基本上是职业革命，除组织上每月发给15元钱外，没有任何别的收入。这15元包括吃饭、穿衣和一些日用品开支。为了掩护身份，仅穿戴一项开销就很大，能用在吃上的就更少了。毛泽民中午有时候回不来，只得吃碗阳春面或买两个烧饼在印刷厂就开水吃。就是在这样艰苦恶劣的环境中，毛泽民一直是为党忘我地工作着。
“四一二”事变后，中央派毛泽民前往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当时，汪精卫还没有公开叛变。这张报纸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权却掌握在**手里，大多数编辑是党内同志，董必武担任社长，沈雁冰曾任过总编辑。因此，报纸的内容以及办报的方针都是党中央宣传部确定下来的。此报实际上是**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董必武兼职多，很忙。毛泽民去后，报社的行政事务工作都交给了他。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清党，公开叛变革命。毛泽民出头露面多，早就引起了右派的注意。他不得不撤离武汉，8月到了长沙。在长沙、湘潭一带搞农运工作。
不久，传来秋收暴动。暴动失败后，大哥**带领部队撤往井冈山，行动秘密匆忙。当毛泽民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化装成商人，坐轿昼夜兼程地去追赶大部队。
应该说一路顺利，眼看要追上**的队伍，但到了湖南与江西交界处时，轿子被地主民团截住，说要检查。
“轿里是什么人”
“郎中。”
“这武器该作何解释呢是不是有赤匪之嫌啊”民团团长哈哈地笑了。
毛泽民走出轿子，巧妙地回答：“你们看不出吗这里山高林密，土匪经常出入，再者兵荒马乱，我才带几个人和几支枪，可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说得可轻巧”
他们在此耽误了一两天，民团没有发现可疑之处，不敢处置，但又不让他们继续前进。毛泽民只得后兵变前兵，打道回府，返回长沙。11月份，他又奉命回到上海，仍担任他的出版发行部经理。
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毛泽民
1927年间的上海。
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
这是周末的一天，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当时淞沪警备司令李葆璋，为维护他在上海的势力和反动统治，在24小时内斩杀散发传单的市民40余人。
应该说，这也是杀鸡给猴看。可是恰在这一天，电话铃响了，中央通知有一批极重要的传单要从**中央出版发行部住地，必须连夜送到闸北青云路去。但送货的那位同志，慑于当时的恐怖形势，不敢送了，公然向毛泽民撂起了挑子：“我可以辞职不干，也不去冒那个风险”
毛泽民好言相劝：“现在不是撂挑子的时候，你要不干你要到哪去”
“我想回家。”
“真的想回家，是不是害怕啦”
“敌人的机枪在那里架着，我们不能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好，你回去休息，我来完成”毛泽民看了看表针，时间已拖到了晚饭后。
应该说，毛泽民知道这批传单的重要性，第二天早晨，上海各厂工人代表要在青云路开会，组织武装纠察队，驱逐奉军。但困难的是传单要送到青云路，必须要经过华洋交界的宝山路口。且说这路口，有密集的奉军大刀队把守，还有流动岗哨巡逻。过往人员都要经过盘查。再说这批传单是红白绿三色有光纸的，16开1万张，数量比较大，若交给一个没有经验的同志去，很可能就出乱子。为了不影响中央的整个部署，毛泽民决定自己亲自去送。正当毛泽民话音落地的时候，沈玉山主动地站了出来说：“杨经理，我是**员，让我完成吧”其实他也被毛泽民那种临危不惧的精神感动了。
毛泽民抬头望去，一位年轻有为的小伙子立在了面前，他的心一阵激动，拍着沈玉山的肩膀：“好样的，年轻人我们俩一起去。”
“不，杨经理，你不能去让我一个人去，我保证完成任务”沈玉山请战道。
“不，”毛泽民坚持道。
“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大家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沈玉山道。
其他同志也出来讲话，要泽民不要再争了。沈玉山也借机讲出自己偷运的办法和信心，毛泽民也就勉强同意了：“一定要加倍小心，祝你马到成功”
三星在头顶移动。
月亮在云里穿行。
整个城里静悄悄。沈玉山在大家的帮助下，开始捆绑传单，边捆边说：“把它捆得紧紧的，省得检查出纰漏。再说这些奉军都是大文盲一个，目不识丁，净吃干饭，谅他们也看不出破绽”说着自己也笑起来。
接着大家把捆好的传单搬运到十字路口，泽民喊来了人力三轮，为防万一发生事故，没有原因暴露机关地址。
沈玉山坐上三轮，把两捆传单放在膝前，装得阔绰大方的样子，让车夫起步了。
且说车子在路过宝山路口的时候，奉军大刀队早早在路口放下了栏杆。其中一位胖子上前问道：“车上拉的什么东西”
沈玉山不紧不慢地说：“大活人呗”
“下来下来”大胖子挥着刺刀喊：“我不知道你是大活人”
胖子走上前去，他把捆得紧紧的两捆传单扳来弄去，眯着小眼看上面的文字，由于路灯暗，好半天也没有看出个究竟来，便问沈玉山：“这是什么东西”
沈玉山不慌不乱地回答：“我们是装订所的，这是人家要装订的书页。”
“怎么是红白绿纸的”
沈玉山道：“基督教的马太福音书，都是红绿纸的。”
他们点点头，像是听懂了对方的回答，于是把手一抬说声：“去吧。”
沈玉山心中的巨石才算落了地，催着车夫快走。车子行到前方，冤家路窄，一队巡逻队快步向这里行来。
“检查检查”他们喊道。
“已经检查过了”沈玉山不亢不卑地回答。
“检查过了，给包烟抽”一个烟鬼道。
沈玉山也不犹豫，随手甩去一包烟，接着又命令车夫快走，一直赶到青云路，到了目的地。
半夜子时，沈玉山才返回原地。这时，毛泽民还在等着他，紧紧地握着沈玉山的手问：“怎么样”
沈玉山回答：“万无一失”
“好样的”毛泽民表扬道。
“今天要没有你的鼓励，我是单独也做不来的”沈玉山实话实说。说完两人都会心地笑了。
这件事不久，确切地说是第四天傍晚，又发生一件让毛泽民铭心刻骨的事。
当时在白色恐怖下，毛泽民所领导的**中央出版发行部和印刷所的工作同志都是受过革命教育的，惟有装订所是利用一家私人工厂。这装订所的傅老板，见风使舵，想出卖毛泽民。这天装订质量出了问题，傍晚时分，毛泽民单独去装订所检查装订质量，这傅老板就生了歹心，把泽民同志扣留起来，并锁在了他的房间。泽民急中生智，趁这家伙去报告的时候，由窗户跳出，虎口逃生。2
等傅老板带“狗”过来的时候，屋中空无一人。
“我刚刚还把他关在屋里呢，怎么不见了”傅老板喃喃地道。
“八成你是有诈吧”来人说完就送给傅老板两记又狠又重的大嘴巴。
事后，连毛泽民都感到后怕。和他在一起工作过同志都说：“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泽民同志总是能够临危不惧，以镇定自若的态度处之，这是他的特点。”
毛泽民被捕
1927年4月12日，人民公敌蒋介石在上海举起了屠刀，许多革命者成了他的刀下鬼。一时间，上海街头警车齐鸣，巡捕队队，腥风血雨。
白色恐怖笼罩着大上海，大上海在白色恐怖中呻吟。
这是四一二大屠杀后的一天上午。
上海爱而近路春晖里，**中央所属印刷机构协盛印刷所的门前，一声哨响，哗啦啦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巡捕士兵，领头的“包打听”拿着一张传单，抢先进了大门。
这时，一楼的值班师傅刚与毛泽民打完上班招呼，毛泽民臂夹黑皮包噌噌上了楼，他才转过身来去柜台上算账。对巡捕队的到来，他感到非常突然。
“包打听”举起一纸传单：“伙计，这是你们所印的吗”
“让我仔细瞧瞧”值班师傅故作镇静地道。
“给”
值班师傅接过来，一边看传单，一边脚踏柜台内的电铃秘密开关，通知楼上下面有情况。
“你说到底是不是”“包打听”也不耐烦了：“你这是拖延时间”
“不，我看不是。我们曾印过一批，不是这样的。”值班师傅解释。
“你们的老板在哪”“包打听”急问。
“他还没上班呢”
“你是胡说”说完就指挥巡捕们：“弟兄们，给我往楼上冲”
“这要干什么”值班师傅上前拦阻，他们哪里肯听。
再说，这“包打听”带着巡捕上了二楼。这二楼是印刷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在上班，印刷的传单还没有来得及彻底转移，巡捕就追上了二楼。正好逮个正着。于是他们立即下令，严密封锁弄堂口，行人进出都有要接受盘查。同时命令在厂里大搜查。
“你们中间谁是老板”
工人们面面相觑，谁也不作答。
这时，他们看见工人沈巨章衣冠楚楚，身穿咖啡色的哗叽长袍，外套一件青色马褂，不大像是一个工人的样子。
“给我抓起来”“包打听”下了令。于是三个巡捕上前，三下五除二，就把沈巨章给五花大绑起来。
“我这是冤枉啊”沈巨章连喊。
“什么冤枉”一巡捕说完又把一条脏毛巾塞进沈的嘴里：“我叫你冤枉”
“向三楼搜”“包打听”又喊。
一伙巡捕向三楼冲去。
且说毛泽民经理正在三楼办公，他已听到了暗铃的响声，接着又听到了二楼的喊声。于是他翻身跳出窗子，想顺着烟囱下楼，一看楼下有人，忙又顺着烟囱往上爬，一直爬到三楼楼顶。当“包打听”和巡捕冲上三楼时，才觉得这里面像是老板办公室，但是人走屋空。他们搜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就又匆匆下了楼。殊不知毛泽民就躲藏在三楼楼顶。
“包打听”心里纳闷，他怀疑抓的不是老板。于是，在他们撤离印刷所时，他多了个心眼：留下两个暗哨监视，其余人员全部撤离。
且说在夕阳西下时，毛泽民也放松了警惕，回家吃饭。刚走出印刷所门外，就被两个暗哨拿下。他们把毛泽民带走，在一家旅店租了一间房子把他关了起来。一天早晚两次审讯。
毛泽民对“包打听”讲：“你们抓我没道理”
“包打听”道：“你们印共匪的宣传单，是要杀头的”
毛泽民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我是商人，我不是共匪。”
“那你们是一家。或者说你们私通。”
毛泽民哈哈笑了：“我是商人，见钱眼开，我得养活工人，谁给我钱多，我就给谁印。人家给我的都是大价钱，又都是现金交易，所以我就干了。”
“你说的倒好。”
“我这个人是讲信誉的，你可以打听一下商界、出版界，我杨某是知名人士。再说我在商界混的年头也不是一年半载的啦。”
“包打听”见实在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便算计他身上的钱财了：“你要出去也好，我们可以帮忙，但是得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毛泽民问。
“条件不高，你也能做到。”
“你就尽管说，是不是要钱。”
“这让你说对了。”
“多少”
对方伸出五个指头：“五万。”
泽民摇了摇头，说：“五万太多，我卖厂也卖不了这个数”
“那你就准备卖厂吧，这个数不能少”对方口气也很硬。
泽民说：“我身上的几百块买纸的钱已被你们拿去了，你们还要那么多钱，我怎么拿得出呢。你们要钱，得放我出去。好向亲戚朋友转借。再说，厂里的工人们要吃饭，也需要我回去。实在凑不齐，我卖工厂也得给你们，我杨某是讲信用的，说话算话。”
“包打听”取财心切，只得把他放了。
毛泽民出来后，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审时度势，认为泽民和印刷厂必须立马转移。根据**中央的决定，为了蒙蔽敌人，毛泽民便在新闻报上登出一则广告，声称要拍卖机器，同时在印刷所门口也张贴拍卖工厂的广告。敌人看了信以为真，认为杨老板在筹集资金，所以放松了对他的监视。
毛泽民借假装卖掉机器的样子，秘密地先把机器转移出去。几天后，“包打听”到印刷所去索取赎金，不但找不到了“杨老板”，而且连机器也无影无踪了，方知上了大当。
后来，毛泽民受中央的指示，到天津创办党的印刷厂，于是便把上海的机器设备，秘密打好包，伪装成其他的货物，通过轮船托运，写上天津xxx商号收。这时在上海搞印刷的技术工人也陆续撤到天津。人手不够，毛泽民写信从韶山叫出来的毛远耀、毛特夫，到天津被安排在小白楼附近的先农里24号。经过毛泽民的多方努力，在顺直省委的帮助下，很快印刷机器又轰鸣起来
此厂取名为“华新印刷厂”。
地址在原来旧英租界广东道，现在的唐山道47号，是一座很像样的洋楼。
由于华新印刷厂的建立，使向导、中国青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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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中央组织部的尹宽同志找她谈话，说她的工作有变动。为了加强**中央出版发行部的力量，调她去出版发行部工作，为了保守党的机密，要与发行部总经理毛泽民结成夫妻关系。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党的机密大于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
“都是党的人，我服从命令。”钱希钧二话没讲就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尹宽同志也找毛泽民谈了话。毛泽民也是二话没讲，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转天，钱希钧怀揣着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心情激动地叩开了出版发行部的门。
“你找谁”
“我找杨杰经理。”
“你是谁”
“我是钱希钧。”
“杨经理，钱希钧同志找”那人向里屋喊。
此时毛泽民正在伏案，双手打算盘，这是杨经理的一绝。这不是表演，而是算账。听到有人喊，车过身来，毛泽民上下打量着姑娘。钱希钧躲过对方的目光，把中组部的介绍信递给了毛泽民，说：“杨经理，我来报到了。”
“好，好，快坐，快坐”毛泽民一边让座，一边去倒茶，然后送到姑娘手里。
钱希钧嗔怪道：“你这个地方真难找，害了我找好半天”
“是吗”毛泽民问了钱希钧一些自然情况，向她介绍了中央出版发行部的情况，然后说：“我们机关是党中央的宣传部的咽喉，既是咽喉工作，我们就要像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他，保护他，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关于你的工作，除了搞好报纸和书刊的发行外，还要担任地下交通，要经常去中央机关及一些领导同志的家中联络。这个工作更重要，机密性更强。做好这一工作，一方面要灵活，同时还要严格保密，尽量减少社会关系，少与别人来往”
后来他们真的结为夫妻。
就在钱希钧来中央出版发行部的时候，这里人手不多，大部分是党内同志。他们的任务不仅是负责上海地区的出版发行，还要负责全国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可以说是行政、党务、后勤、财务兼任于一身。毛泽民很能吃苦，为党的宣传品、文件、书刊的印刷和发行，印刷厂的建立和发展，四处奔波，逐步制定和完善了发行部和印刷厂的规章制度，就连钱、财、物收支账本的建立等事情，也都凝结了他的不少心血。
钱希钧来的时候，出版发行部仅出版发行向导一种刊物，接受的资金，仅有70308元。那时党中央每月只拨给向导广告费60元，其余一概自理。而向导每月在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三报上登广告所需费用就达72元。这样，出版发行部的一切经费，包括人员薪水，基本靠本身的收入开支。经过毛泽民和同志们的努力，他们很快使向导在全国销到8万份，由中央发行部直接印发的就有4万份。再有**abc一书，半年之内销数多达3万余本。书报供不应求，形成书尚未印，就有预订金到手的好局面。1
后来，他们还印发中国青年、红旗、实话等报刊和党的文件、传单，还有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小册子。几乎是同时，毛泽民又在全国奔波，建立了包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在内的发行网。就连香港和法国的巴黎也有发行部的代售处。
随着大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向中央出版社发行部订购书报的读者越来越多。另外，他们还要印大批书报、传单，以备北伐军打下上海时散发。为印刷发行这些东西，需要大笔经费。一天，毛泽民到陈独秀总书记的办公室，请他帮助先借一些钱，以满足扩大印刷的需要。陈独秀回答：“钱是没有，但任务必须完成，你自己去想办法。”
开始，毛泽民早出晚归，四处活动，但借得无几，急得他寝食不安。夫人钱希钧也急得团团转，总想为丈夫分担点困难，想法帮助借点钱。可她的工作性质不允许在社会上抛头露面。钱希钧只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此来给丈夫点安慰。
好在毛泽民在上海创业已有名声，印刷界都知道有个杨老板，讲究信誉。于是毛泽民转向同乡、熟人、亲戚、朋友挪借，向进步书店预支。不管怎样，总算完成了党的任务。
再说钱希钧每天跑印刷厂，到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地，拿稿件或送清样。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周恩来、谢觉哉、郑超麟等的住处她都去过。钱希钧回家往往比泽民要早。于是每次回来，钱希钧总是把饭菜做好，等泽民回来吃。
毛泽民爱吃辣的，有了辣椒，胃口顿开。但是他有胃病，是在安源搞工运时曾经动过盲肠手术，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好几年了，刀口愈合不好，经常疼痛，所以医生不让他吃刺激性食物，特别是辣椒。钱希钧当然是按医生的意见办，但是话说过来，粗茶淡饭好人常吃也犯腻，有胃病的人就更难下咽了。毛泽民倒没有因此而稍有愁眉，可钱希钧心里过意不去，总尽量买些他爱吃的空心菜。这种菜倒便宜，但营养价值不高。
钱希钧何尝不想为丈夫买些好吃的补补身体呢，但他们的津贴太少，无能为力。他们是住机关的，基本上是职业革命，除组织上每月发给15元钱外，没有任何别的收入。这15元包括吃饭、穿衣和一些日用品开支。为了掩护身份，仅穿戴一项开销就很大，能用在吃上的就更少了。毛泽民中午有时候回不来，只得吃碗阳春面或买两个烧饼在印刷厂就开水吃。就是在这样艰苦恶劣的环境中，毛泽民一直是为党忘我地工作着。
“四一二”事变后，中央派毛泽民前往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当时，汪精卫还没有公开叛变。这张报纸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权却掌握在**手里，大多数编辑是党内同志，董必武担任社长，沈雁冰曾任过总编辑。因此，报纸的内容以及办报的方针都是党中央宣传部确定下来的。此报实际上是**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董必武兼职多，很忙。毛泽民去后，报社的行政事务工作都交给了他。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清党，公开叛变革命。毛泽民出头露面多，早就引起了右派的注意。他不得不撤离武汉，8月到了长沙。在长沙、湘潭一带搞农运工作。
不久，传来秋收暴动。暴动失败后，大哥**带领部队撤往井冈山，行动秘密匆忙。当毛泽民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化装成商人，坐轿昼夜兼程地去追赶大部队。
应该说一路顺利，眼看要追上**的队伍，但到了湖南与江西交界处时，轿子被地主民团截住，说要检查。
“轿里是什么人”
“郎中。”
“这武器该作何解释呢是不是有赤匪之嫌啊”民团团长哈哈地笑了。
毛泽民走出轿子，巧妙地回答：“你们看不出吗这里山高林密，土匪经常出入，再者兵荒马乱，我才带几个人和几支枪，可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说得可轻巧”
他们在此耽误了一两天，民团没有发现可疑之处，不敢处置，但又不让他们继续前进。毛泽民只得后兵变前兵，打道回府，返回长沙。11月份，他又奉命回到上海，仍担任他的出版发行部经理。
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毛泽民
1927年间的上海。
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
这是周末的一天，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当时淞沪警备司令李葆璋，为维护他在上海的势力和反动统治，在24小时内斩杀散发传单的市民40余人。
应该说，这也是杀鸡给猴看。可是恰在这一天，电话铃响了，中央通知有一批极重要的传单要从**中央出版发行部住地，必须连夜送到闸北青云路去。但送货的那位同志，慑于当时的恐怖形势，不敢送了，公然向毛泽民撂起了挑子：“我可以辞职不干，也不去冒那个风险”
毛泽民好言相劝：“现在不是撂挑子的时候，你要不干你要到哪去”
“我想回家。”
“真的想回家，是不是害怕啦”
“敌人的机枪在那里架着，我们不能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好，你回去休息，我来完成”毛泽民看了看表针，时间已拖到了晚饭后。
应该说，毛泽民知道这批传单的重要性，第二天早晨，上海各厂工人代表要在青云路开会，组织武装纠察队，驱逐奉军。但困难的是传单要送到青云路，必须要经过华洋交界的宝山路口。且说这路口，有密集的奉军大刀队把守，还有流动岗哨巡逻。过往人员都要经过盘查。再说这批传单是红白绿三色有光纸的，16开1万张，数量比较大，若交给一个没有经验的同志去，很可能就出乱子。为了不影响中央的整个部署，毛泽民决定自己亲自去送。正当毛泽民话音落地的时候，沈玉山主动地站了出来说：“杨经理，我是**员，让我完成吧”其实他也被毛泽民那种临危不惧的精神感动了。
毛泽民抬头望去，一位年轻有为的小伙子立在了面前，他的心一阵激动，拍着沈玉山的肩膀：“好样的，年轻人我们俩一起去。”
“不，杨经理，你不能去让我一个人去，我保证完成任务”沈玉山请战道。
“不，”毛泽民坚持道。
“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大家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沈玉山道。
其他同志也出来讲话，要泽民不要再争了。沈玉山也借机讲出自己偷运的办法和信心，毛泽民也就勉强同意了：“一定要加倍小心，祝你马到成功”
三星在头顶移动。
月亮在云里穿行。
整个城里静悄悄。沈玉山在大家的帮助下，开始捆绑传单，边捆边说：“把它捆得紧紧的，省得检查出纰漏。再说这些奉军都是大文盲一个，目不识丁，净吃干饭，谅他们也看不出破绽”说着自己也笑起来。
接着大家把捆好的传单搬运到十字路口，泽民喊来了人力三轮，为防万一发生事故，没有原因暴露机关地址。
沈玉山坐上三轮，把两捆传单放在膝前，装得阔绰大方的样子，让车夫起步了。
且说车子在路过宝山路口的时候，奉军大刀队早早在路口放下了栏杆。其中一位胖子上前问道：“车上拉的什么东西”
沈玉山不紧不慢地说：“大活人呗”
“下来下来”大胖子挥着刺刀喊：“我不知道你是大活人”
胖子走上前去，他把捆得紧紧的两捆传单扳来弄去，眯着小眼看上面的文字，由于路灯暗，好半天也没有看出个究竟来，便问沈玉山：“这是什么东西”
沈玉山不慌不乱地回答：“我们是装订所的，这是人家要装订的书页。”
“怎么是红白绿纸的”
沈玉山道：“基督教的马太福音书，都是红绿纸的。”
他们点点头，像是听懂了对方的回答，于是把手一抬说声：“去吧。”
沈玉山心中的巨石才算落了地，催着车夫快走。车子行到前方，冤家路窄，一队巡逻队快步向这里行来。
“检查检查”他们喊道。
“已经检查过了”沈玉山不亢不卑地回答。
“检查过了，给包烟抽”一个烟鬼道。
沈玉山也不犹豫，随手甩去一包烟，接着又命令车夫快走，一直赶到青云路，到了目的地。
半夜子时，沈玉山才返回原地。这时，毛泽民还在等着他，紧紧地握着沈玉山的手问：“怎么样”
沈玉山回答：“万无一失”
“好样的”毛泽民表扬道。
“今天要没有你的鼓励，我是单独也做不来的”沈玉山实话实说。说完两人都会心地笑了。
这件事不久，确切地说是第四天傍晚，又发生一件让毛泽民铭心刻骨的事。
当时在白色恐怖下，毛泽民所领导的**中央出版发行部和印刷所的工作同志都是受过革命教育的，惟有装订所是利用一家私人工厂。这装订所的傅老板，见风使舵，想出卖毛泽民。这天装订质量出了问题，傍晚时分，毛泽民单独去装订所检查装订质量，这傅老板就生了歹心，把泽民同志扣留起来，并锁在了他的房间。泽民急中生智，趁这家伙去报告的时候，由窗户跳出，虎口逃生。2
等傅老板带“狗”过来的时候，屋中空无一人。
“我刚刚还把他关在屋里呢，怎么不见了”傅老板喃喃地道。
“八成你是有诈吧”来人说完就送给傅老板两记又狠又重的大嘴巴。
事后，连毛泽民都感到后怕。和他在一起工作过同志都说：“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泽民同志总是能够临危不惧，以镇定自若的态度处之，这是他的特点。”
毛泽民被捕
1927年4月12日，人民公敌蒋介石在上海举起了屠刀，许多革命者成了他的刀下鬼。一时间，上海街头警车齐鸣，巡捕队队，腥风血雨。
白色恐怖笼罩着大上海，大上海在白色恐怖中呻吟。
这是四一二大屠杀后的一天上午。
上海爱而近路春晖里，**中央所属印刷机构协盛印刷所的门前，一声哨响，哗啦啦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巡捕士兵，领头的“包打听”拿着一张传单，抢先进了大门。
这时，一楼的值班师傅刚与毛泽民打完上班招呼，毛泽民臂夹黑皮包噌噌上了楼，他才转过身来去柜台上算账。对巡捕队的到来，他感到非常突然。
“包打听”举起一纸传单：“伙计，这是你们所印的吗”
“让我仔细瞧瞧”值班师傅故作镇静地道。
“给”
值班师傅接过来，一边看传单，一边脚踏柜台内的电铃秘密开关，通知楼上下面有情况。
“你说到底是不是”“包打听”也不耐烦了：“你这是拖延时间”
“不，我看不是。我们曾印过一批，不是这样的。”值班师傅解释。
“你们的老板在哪”“包打听”急问。
“他还没上班呢”
“你是胡说”说完就指挥巡捕们：“弟兄们，给我往楼上冲”
“这要干什么”值班师傅上前拦阻，他们哪里肯听。
再说，这“包打听”带着巡捕上了二楼。这二楼是印刷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在上班，印刷的传单还没有来得及彻底转移，巡捕就追上了二楼。正好逮个正着。于是他们立即下令，严密封锁弄堂口，行人进出都有要接受盘查。同时命令在厂里大搜查。
“你们中间谁是老板”
工人们面面相觑，谁也不作答。
这时，他们看见工人沈巨章衣冠楚楚，身穿咖啡色的哗叽长袍，外套一件青色马褂，不大像是一个工人的样子。
“给我抓起来”“包打听”下了令。于是三个巡捕上前，三下五除二，就把沈巨章给五花大绑起来。
“我这是冤枉啊”沈巨章连喊。
“什么冤枉”一巡捕说完又把一条脏毛巾塞进沈的嘴里：“我叫你冤枉”
“向三楼搜”“包打听”又喊。
一伙巡捕向三楼冲去。
且说毛泽民经理正在三楼办公，他已听到了暗铃的响声，接着又听到了二楼的喊声。于是他翻身跳出窗子，想顺着烟囱下楼，一看楼下有人，忙又顺着烟囱往上爬，一直爬到三楼楼顶。当“包打听”和巡捕冲上三楼时，才觉得这里面像是老板办公室，但是人走屋空。他们搜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就又匆匆下了楼。殊不知毛泽民就躲藏在三楼楼顶。
“包打听”心里纳闷，他怀疑抓的不是老板。于是，在他们撤离印刷所时，他多了个心眼：留下两个暗哨监视，其余人员全部撤离。
且说在夕阳西下时，毛泽民也放松了警惕，回家吃饭。刚走出印刷所门外，就被两个暗哨拿下。他们把毛泽民带走，在一家旅店租了一间房子把他关了起来。一天早晚两次审讯。
毛泽民对“包打听”讲：“你们抓我没道理”
“包打听”道：“你们印共匪的宣传单，是要杀头的”
毛泽民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我是商人，我不是共匪。”
“那你们是一家。或者说你们私通。”
毛泽民哈哈笑了：“我是商人，见钱眼开，我得养活工人，谁给我钱多，我就给谁印。人家给我的都是大价钱，又都是现金交易，所以我就干了。”
“你说的倒好。”
“我这个人是讲信誉的，你可以打听一下商界、出版界，我杨某是知名人士。再说我在商界混的年头也不是一年半载的啦。”
“包打听”见实在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便算计他身上的钱财了：“你要出去也好，我们可以帮忙，但是得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毛泽民问。
“条件不高，你也能做到。”
“你就尽管说，是不是要钱。”
“这让你说对了。”
“多少”
对方伸出五个指头：“五万。”
泽民摇了摇头，说：“五万太多，我卖厂也卖不了这个数”
“那你就准备卖厂吧，这个数不能少”对方口气也很硬。
泽民说：“我身上的几百块买纸的钱已被你们拿去了，你们还要那么多钱，我怎么拿得出呢。你们要钱，得放我出去。好向亲戚朋友转借。再说，厂里的工人们要吃饭，也需要我回去。实在凑不齐，我卖工厂也得给你们，我杨某是讲信用的，说话算话。”
“包打听”取财心切，只得把他放了。
毛泽民出来后，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审时度势，认为泽民和印刷厂必须立马转移。根据**中央的决定，为了蒙蔽敌人，毛泽民便在新闻报上登出一则广告，声称要拍卖机器，同时在印刷所门口也张贴拍卖工厂的广告。敌人看了信以为真，认为杨老板在筹集资金，所以放松了对他的监视。
毛泽民借假装卖掉机器的样子，秘密地先把机器转移出去。几天后，“包打听”到印刷所去索取赎金，不但找不到了“杨老板”，而且连机器也无影无踪了，方知上了大当。
后来，毛泽民受中央的指示，到天津创办党的印刷厂，于是便把上海的机器设备，秘密打好包，伪装成其他的货物，通过轮船托运，写上天津xxx商号收。这时在上海搞印刷的技术工人也陆续撤到天津。人手不够，毛泽民写信从韶山叫出来的毛远耀、毛特夫，到天津被安排在小白楼附近的先农里24号。经过毛泽民的多方努力，在顺直省委的帮助下，很快印刷机器又轰鸣起来
此厂取名为“华新印刷厂”。
地址在原来旧英租界广东道，现在的唐山道47号，是一座很像样的洋楼。
由于华新印刷厂的建立，使向导、中国青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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